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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范，原名彝范，字梦坡，湖南衡山人，本为江西铅山知县，因教案落职，移居上海。他愤官场之腐败，思以清议救天下，遂承办《苏报》，力倡变法。以后，他的女儿陈撷芬又主办《女学报》，与之遥相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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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冬，南洋公学学生退学风潮发生后，东南各校学生运动风起云涌。《苏报》在这种风气影响下，专门开辟《学界风潮》栏目，及时反映学潮情况。以此为契机，《苏报》开始柳暗花明，迎来了它的辉煌灿烂的春天，逐渐成为爱国学社的喉舌，并组织起了一支以蔡元培、章炳麟、吴稚晖、章士钊等激进的民族主义者为核心的作者和编辑队伍。从此，《苏报》显得锐气英发，以其刊登新内容为全国学界所注目，俨然一时成为号召东南地区学潮的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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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03年章士钊担任《苏报》主笔后，《苏报》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它在国内众多的报刊中独树一帜，首先吹响了革命排满的号角。此后，《苏报》中排满革命的言论，如同潮水般宣泄而出，不可抑制。6月7、8二日，《苏报》连续刊载论说《论中国当道者皆革命党》。9日起又连续刊载文章，公开向读者介绍邹容的《革命军》，并发表大量鼓吹革命的文章。就在这时，《中外日报》发表了《革命驳议》一文，《苏报》在12、13二日又连载了章炳麟、柳亚子、蔡冶民、邹容四人合写的《驳革命驳议》。言辞激烈，一切在所不顾。这些激进的文章犹如狂风卷地袭来，上海新闻界原来死气沉沉的空气顿时为之一扫而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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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03年春，《苏报》言论就已经表现出了日趋激烈的倾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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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4日，《苏报》刊出的《异哉满学生异哉汉学生》，评论元旦东京满汉留学生的冲突，认为：“满学生自二百六十年前之远祖，率其游牧种族，占据禹域，食我之毛，践我之土，不思报德，而顾为盗憎主人之计，人之忘恩负义，有如是之甚者耶。”戊戌以后，“汉人知身家性命，终不足托于顽固庸妄之手；仁人志士，求其在我者乃倡为自立革命排满之议。然推知所以致此，则皆满人之顽固者，有以感召之也”。其浓厚之种族感情，已明显可见。作者同时又指责激进的青年学子，“然则取一二革命排满之言，腾诸口说，遂可以恢复中国乎”？认为“自有此辈口头禅之革命排满，而革命排满之实际乃无望矣”。对于今后应该采取怎样的途径拯救中国，作者主张慎重考虑，其态度甚至可说是犹豫不决的，如说：“中国之前途，黑暗如漆，革命以兴乎？亦以亡乎？立宪乎？专制乎？民政乎？立君乎？联邦乎？分治乎？凡此——绝大之问题，吾恐东西之大政法家穷累年之脑力，有不敢轻下一判断者，今也未尝审顾，未尝踌躇，而辄欲张其赤帜，是欲以神州为尝试之一掷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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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苏报》常有肯定汉人地位及责任、劝喻汉人自爱与自强的言论，例如：“其所以致吾种族灭者，其咎不在他人，而在我等也。……我同胞若不愿受亡国之责，不顾为亡国之民，则请造时无待时。”又如：“中国之衰弱至今日而极矣，汉族之受困亦至今日而极矣，居此艰难拮据之秋而仍待时，吾恐不出数年，而于地球上已变颜色矣，我黄帝子孙可以自知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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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地说，《苏报》实可视为排满思想大起之先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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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苏报》正式倡导革命的言论，则始于5月13日《敬告守旧诸君》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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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文宣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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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今日而欲救吾同胞，舍革命外无他术，非革命不足以破坏，非破坏不足以建设，故革命实救中国之不二法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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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篇论说，可以看到两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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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于革命与维新的界限，仍没有清楚的区分。作者承认维新亦有益于国家前途。这与6月1日以后，《康有为》、《驳革命驳议》、《呜呼保皇党》、《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等论文对保皇立宪人士痛下驳击的情形，是有很大差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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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将破坏手段及流血事件视为革命的全部，认为革命与流血是联称，鼓吹“非以血洗血，则不能改造社会”。但革命的对象及实质为何，尚含糊不清；而革命所应采取的步骤和最终欲达成一个怎样的社会，均无一字触及。不过，由于历史发展的条件所局限，即使在后来的《苏报》论说中，依然是不能把这些问题加以明白阐述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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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03年6月1日开始，《苏报》就一跃而成为极端激进的报纸，每日公然发表主张反满革命及杀人主义的文字，“官场之所媒孽，实始于是日之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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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报》中倡议排满革命的论说，可以区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以斥责保皇派的方式写成，旨在说明革命为挽救当前国家民族之必然途径，强调排满思想的合理性，并且大力抨击反对革命的论调。大致来说，这类论说是较具系统性的理论分析，较能深入地划分革命与改良的歧异。第二类的论说，则是以直接宣扬排满革命的方式出现，旨在增强革命的声势与气势，激发人心斗志，故字里行间非常露骨，极具鼓动性，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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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份，上海民谣四起，一日数惊。《苏报》不放过每一个可以宣传革命排满的机会，凡有关消息，均不厌其烦地予以刊登。显著的一例，是讹传北京大学堂有两名学生因接应东京义勇队被拘，且遭政府杀害，其实并无此事，只是大学堂学生上书管学，请力阻俄约而已。但张继闻讯，即撰写《祝北京大学堂学生》一文，刊于6月6日《苏报》中，藉此鼓吹“中央革命”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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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继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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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地理上言之，革命有二种，曰中央革命，曰地方革命。何谓中央革命？革命之洪水，以中央政府所在地为起点，而延及于地方者也。何谓地方革命？革命之洪水，以地方为起点，而奔赴中央政府所在地者也。二者之收效同，然其成有难易……以走马下兰台为中央革命之代表语，则平地登高山可为地方革命之好名辞；由是言之，中央革命也恒易，而地方革命也殊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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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继并以中国的情况引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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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年以来，革命之声，日盛一日，孙文之党，唐林诸烈士，屡兴革命军于南方，前仆后继，流血淋漓，非不伟也，非不壮也。然吾颇疑其举之近于地方革命，西人行之尚有难色者，以程度低下之中国，而遽为之，奚有不扞格也。吾望中央革命军之起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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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为革命之原动力，而京都之学生尤为中央革命之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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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拉氏不足畏，满洲人不足畏，政府不足畏，莫被政府威吓而敛其动，莫惜诸君之自由血而失全国人之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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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刊出后，引起社会上议论纷纷，《苏报案纪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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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外间遂责《苏报》不应为过激之论以倾陷学生，无论其无之也，即有之，尤不可发觉以败人之事。吾揣《苏报》意，则明知其无而鼓吹之也，若知其有而发觉之，《苏报》亦不欲为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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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6月7日开始，《苏报》取消《论说》一栏，而将若干措辞及内容较为激烈的文章刊于《来稿栏》中，以替代《论说》，并声明“书中词意，本馆不担其责”。这是因当时风声紧迫，报馆欲藉此以避免清政府的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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