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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文章中的最精彩部分是章炳麟对于革命的论证。当时，康有为散布了一系列谬论，来反对革命派所宣传的革命主张，阻挠人们走上反清革命的道路。这些谬论又同社会上长期存留下来的旧文化传统观念紧密结合在一起，在人们头脑中保持着巨大的影响力。因此，不坚决批判改良派的谬论，促使人们的觉醒，革命高潮的到来显然是不可能的。对此，章炳麟逐一进行了痛快淋漓的批驳，同时提出了不少精辟的见解。这对帮助人们从康有为的改良可以救中国的谬论中解脱出来，起到了快刀斩乱麻的所向披靡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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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企图用革命将招致流血牺牲，来吓唬人们不要参加革命。章炳麟却从历史上论证：在专制政体下，人民要取得政治上的权利，必须用铁血手段，流血革命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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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以人民智力道德低下、不配革命为借口，来反对人民革命。章炳麟则用具体的历史事实论证：正是革命实践，才是提高民众觉悟的最有效、最便捷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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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以革命会引起社会紊乱为借口来反对革命。章炳麟则指出：革命不只是破坏，同时也是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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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章炳麟驳斥了康有为称颂光绪皇帝“圣仁英武”的偏颇观点。章炳麟一针见血地指出，光绪皇帝是因为害怕慈禧太后废置自己，才铤而走险，赞助变法的。即使光绪皇帝在慈禧太后死后，做起名副其实的皇帝，根据封建时代的历史经验，到那时他也必定是个残杀维新党人的独裁暴君。康有为将光绪皇帝说成尧舜以来未有的“圣明之主”，要人们将一切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章炳麟则竭力揭破这种伪造的神话，挺身要打倒这尊虚设的偶像。过去，在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淫威下，皇帝的名字神圣不可侵犯，天下臣民是万万说不得的。谁胆敢提一下，就要大祸临头，脑袋就得搬家，九族也要跟着倒霉。章炳麟偏偏选准这个软肋，直斥光绪皇帝的名字。一声“载湉小丑，不辨菽麦”，石破天惊，前所未有，震动全国，开辟历史。顽固派为之暴跳如雷，中间派为之目瞪口呆，而革命派却为之扬眉吐气。它在当时所起到的那种震动人心的思想解放的巨大作用，今天我们已经很难完全体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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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对于康有为的真实想法，章炳麟更是作了尖锐的揭露。章炳麟指出，康有为的文章名义上写给南北美洲诸华商，其实是写给清政府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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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布是书，其志岂果在保皇立宪耶？亦使满人闻之，而曰长素固忠贞不贰、竭力致死，以保我满洲者，而向之所传，借遵皇权保中国不保大清诸语，是皆人之所以诬长素者，而非长素固有是言也。荣禄既死，那拉亦髦，载湉春秋方壮，他日复辟，必有其期。而满洲之新起柄政者，其势力极藉，或不如荣禄诸奸。则工部主事，可以起复，虽内阁军机之位，亦可以觊觎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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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确是一针见血、入木三分之论，直透康有为的肺腑，揭下了康有为的画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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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章炳麟《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一文发表后，迅速传布海内外，改良派在爱国群众中的影响因之而大大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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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作品，在革命派同改良派的理论斗争中，不愧是一篇起了巨大影响的、脍炙人口、传颂不衰的反清革命的檄文。章炳麟在这篇文章中，旁征博引、观点鲜明地论述革命排满的重要性与必要性，整篇文章显得条理缜密，内容深刻，发人深省。同时，这篇文章又具有强烈的感染力，作者在字里行间注入了自己充沛的革命激情，成为1903年以前反清革命思想发展的理论总结，对以后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快速发展起到了很大的理论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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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8月，高旭曾作诗一首，名为《题太炎先生驳康氏政见》，对章炳麟揭下康有为的保皇画皮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诗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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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岳章夫子，正义不可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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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剑何峥嵘，侠骨磨青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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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头一棒喝，如发霹雳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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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皇正龙头，顿时吃一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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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大汉土，日月重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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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苏报》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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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报》，最早是由胡璋于1896年在上海公共租界内创刊的一个生活小报，是他的妻子日人生驹悦出面向日本驻沪总领事馆注册开办的。主笔最初为邹弢。报纸内容多载市井琐事和作奸犯科的社会新闻，文字粗陋猥亵，曾因刊登黄色新闻并有敲诈勒索等事被人控告，“本一营业性质之小报”，在上海新闻界中没有什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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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苏报》为陈范购得。在陈范的经营下，该报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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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范，原名彝范，字梦坡，湖南衡山人，本为江西铅山知县，因教案落职，移居上海。他愤官场之腐败，思以清议救天下，遂承办《苏报》，力倡变法。以后，他的女儿陈撷芬又主办《女学报》，与之遥相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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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冬，南洋公学学生退学风潮发生后，东南各校学生运动风起云涌。《苏报》在这种风气影响下，专门开辟《学界风潮》栏目，及时反映学潮情况。以此为契机，《苏报》开始柳暗花明，迎来了它的辉煌灿烂的春天，逐渐成为爱国学社的喉舌，并组织起了一支以蔡元培、章炳麟、吴稚晖、章士钊等激进的民族主义者为核心的作者和编辑队伍。从此，《苏报》显得锐气英发，以其刊登新内容为全国学界所注目，俨然一时成为号召东南地区学潮的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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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03年章士钊担任《苏报》主笔后，《苏报》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它在国内众多的报刊中独树一帜，首先吹响了革命排满的号角。此后，《苏报》中排满革命的言论，如同潮水般宣泄而出，不可抑制。6月7、8二日，《苏报》连续刊载论说《论中国当道者皆革命党》。9日起又连续刊载文章，公开向读者介绍邹容的《革命军》，并发表大量鼓吹革命的文章。就在这时，《中外日报》发表了《革命驳议》一文，《苏报》在12、13二日又连载了章炳麟、柳亚子、蔡冶民、邹容四人合写的《驳革命驳议》。言辞激烈，一切在所不顾。这些激进的文章犹如狂风卷地袭来，上海新闻界原来死气沉沉的空气顿时为之一扫而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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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03年春，《苏报》言论就已经表现出了日趋激烈的倾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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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4日，《苏报》刊出的《异哉满学生异哉汉学生》，评论元旦东京满汉留学生的冲突，认为：“满学生自二百六十年前之远祖，率其游牧种族，占据禹域，食我之毛，践我之土，不思报德，而顾为盗憎主人之计，人之忘恩负义，有如是之甚者耶。”戊戌以后，“汉人知身家性命，终不足托于顽固庸妄之手；仁人志士，求其在我者乃倡为自立革命排满之议。然推知所以致此，则皆满人之顽固者，有以感召之也”。其浓厚之种族感情，已明显可见。作者同时又指责激进的青年学子，“然则取一二革命排满之言，腾诸口说，遂可以恢复中国乎”？认为“自有此辈口头禅之革命排满，而革命排满之实际乃无望矣”。对于今后应该采取怎样的途径拯救中国，作者主张慎重考虑，其态度甚至可说是犹豫不决的，如说：“中国之前途，黑暗如漆，革命以兴乎？亦以亡乎？立宪乎？专制乎？民政乎？立君乎？联邦乎？分治乎？凡此——绝大之问题，吾恐东西之大政法家穷累年之脑力，有不敢轻下一判断者，今也未尝审顾，未尝踌躇，而辄欲张其赤帜，是欲以神州为尝试之一掷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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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苏报》常有肯定汉人地位及责任、劝喻汉人自爱与自强的言论，例如：“其所以致吾种族灭者，其咎不在他人，而在我等也。……我同胞若不愿受亡国之责，不顾为亡国之民，则请造时无待时。”又如：“中国之衰弱至今日而极矣，汉族之受困亦至今日而极矣，居此艰难拮据之秋而仍待时，吾恐不出数年，而于地球上已变颜色矣，我黄帝子孙可以自知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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