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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吹：终结帝制的集结号 《苏报》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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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道无常，优胜劣败，往者莫谏，来犹可追。我国人乎，微论其为一人计也，或为一国谋也，殆非善用竞争主义以与外族而周旋也，恐未足以善厥后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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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及以后的两年间，又有若干著述出现，对俄国虚无党及其暴力主义寄予同情，也成为反抗清王朝统治及专制政体的重要理论之一。这种现象最早见于留日学生杂志及《苏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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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6月19日，《苏报》发表一篇题为《虚无党》的论说，便是代表性的一例。文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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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无党之势力既盛，虽至杀人如麻，血流漂杵，惨酷之气，暗无天日，而此潮流固日增其高度，不远铲除专制，建设新国之域不已，然则旧俄国之寿命殆将为所斩绝，而造出灿烂庄严之新政府无疑矣。吾言及此，吾不得不服其手段，慕其势力，涎其幸福，而重为吾祖国前途悲也……此潮流必有踰昆仑阿尔泰之山，蓬蓬勃勃以输入支那内部之一日。输入之日何日乎？其吾人逐异种、复主权之日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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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同年4月11、12日，亦即在排满思想大起之前，《苏报》刊载了蔡元培的《释仇满》一文，内容别具一格。该文认为仇满乃政治的，而不是种族的。所谓种族之别，一为血液，一为风习；满人血统，久已与汉族混杂，其语言文字风习如已为汉族所同化，是故“吾国人皆一汉族而已，乌有所谓满洲人者哉”。然而现实之中，满人一词“赫然揭著于吾国，则亦政略上占有特权之一记号焉耳。其特权有三：世袭君主，而又以产少数人专行政官之半额，一也；驻防各省，二也；不治实业，而坐食多数人之所生，三也”。至于“近日纷纷仇满之论，皆政略之争，而非种族之争也”。进而指出：“昔日种族之见，宜若为之消释，而仇满之论，反炽于前日者，则以近日政治思想之发达，而为政略上反动之助力也。盖世界进化已及多数压制少数之时期，风潮所趋，决不使少数特权独留于亚东之社会，此其于政略上所以有仇满之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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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蔡元培回忆，当时张园演说会，本合革命与排满为一谈；而邹容所作的《革命军》一书，尤持“杀尽胡人”见解，他因不甚赞同，遂有此文之作。从文章内容来看，他反对持昔日种族之见以言仇满，实欲规范仇满的界限，指出满汉之间的矛盾是政治上的，而不是种族的，企图平抑逾度的种族情绪。可是，当时注意的人很少，足以证明种族感情已深入激进人士的思想之中，况且蔡元培寄望“满人自觉”，并自动地“放弃其特权”，这也是不切实际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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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苏报》中，也有一些文章指出排满只是革命所必须的手段之一，究非终极目标，如《读革命军》一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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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今日世袭君主者满人，占贵族之特权者满人，驻防各省以压制奴隶者满人。夫革命之事，亦岂有外乎去世袭君主，排贵族特权，覆一切压制之策者乎。是以排满之见，实正为革命之潜势力，而今日革命者所必不能不经之一途也。居今日而言教育普及，又孰有外于导普通仇满之思想者乎。然使仅仅以仇满为目的，而不输灌以国民主义，则风潮所及，将使人人有自命秦政、朱元璋之志，而侥幸集事，自相奴畜，非酿成第二革命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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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士钊说：“查清末革命史中，内地报纸以放言革命自甘灭亡者，《苏报》实为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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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苏报》对于反满革命言论的宣传，在当时是居于最激进地位的，其无所顾忌的表现也是空前的，它吸引了大批激进青年，使他们在反对腐败的清政府专制统治一点上，产生了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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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报》的论说发表后，外地报刊如香港《中国日报》、厦门《鹭江报》等纷纷选录转载，从而进一步扩大了它在国内外社会上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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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地区的革命宣传活动如此大张旗鼓地迅速展开，自然引起了清政府的极大惊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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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5月，商约大臣吕海寰就函告江苏巡抚恩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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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租界有所谓热心少年者，在张园聚众议事，名为拒法拒俄，实则希图作乱。请即将为首之人密拿严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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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寿饬上海道袁树勋向各国领事照会，指名要逮捕蔡元培、章炳麟、陈范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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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革命军》的文章在《苏报》上发表后，恩寿再次饬袁树勋，称奉清廷谕旨，要求上海的列强租界当局——工部局，会同查封《苏报》，逮捕章、邹、陈等人。同时，恩寿又派候补道俞明震到上海，会同袁树勋办理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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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0日，两江总督魏光焘电告外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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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有上海创立爱国学社，招集群不逞之徒，倡演革命诸邪说，已饬查禁密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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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1日，清廷下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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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沿海沿江各省督抚，务将此等败类严密查拿，随时严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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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海寰向清政府开具了逮捕者名单，主要有：蔡元培、吴敬恒、钮永建、陈范、冯镜如、章炳麟、黄宗仰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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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以上要抓之人都住在租界里，清政府不能直接捕人，不得不向各国领事进行交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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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廷的极力要求下，查拿《苏报》一案终于不幸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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