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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7月，英军侵占西藏江孜，8月攻占拉萨，9月强迫西藏地方当局订立所谓《拉萨条约》，索取特权，妄想把西藏变为它独占的势力范围。同年8月，德国兵舰强行驶入江西鄱阳湖，悍然提出无理要求。9月，美国索取陕西榆林、延安两府的煤矿权。法国要求取得上海至绍兴的内河航行权，并遣军舰驶进鄱阳湖，耀武扬威。1905年，沙俄在对日作战的同时，还分兵侵犯新疆的喀什噶尔、伊犁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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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亡危机感犹如千钧巨石压在每一个爱国者的心头，迫使他们必须认真谋求国家民族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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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路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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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宪派一致得出结论：只有彻底改革专制制度，实行立宪体制，才是“扶危定倾之至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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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革命运动的影响。革命运动以武力推翻清政府的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目的，同立宪运动一样，属于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范畴。但是，革命党主张民主立宪，反对立宪派的君主立宪。革命运动的兴起引起了立宪派的注意。立宪派认为革命的起因和动机是合理的、正当的，因而反对政府镇压革命。但他们不同意采取暴力手段。在立宪派看来，革命一起，国家必定大乱，消耗无数民财，残伤无数民命，同时也给列强，以逞鲸吞蚕食之机会。革命虽可铲除专制毒瘤，但很可能引发外患，国家经不起如此巨大的动乱，否则列强乘虚而入，中国便有被瓜分之危。从国家民族大局考虑，倒不如全国人民促进朝廷实行根本的政治改革即实行君主立宪政体来得稳妥而于国家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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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立宪派看来，消弭革命之策，一言以蔽之曰：实行立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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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宪派说：实行立宪，将国家公诸国民，一切平等，满汉不分，就可以融化满汉形迹，平息汉人的不平之气，汉人就不会仇满、排满、革满人的命了。制定宪法以后，新政必然日见起色，朝政既无可訾议，革命派既失去凭借之势，革命之势自然冰消瓦解。革命党志在得民权，如开设议院，给国民参政权，民气大伸，革命党人的目的达到，也就没有推翻政府的借口了。实行立宪，消除上下隔阂，合全国之力以御外侮，革命党就用不着冒着生命的危险去发动起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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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立宪派努力奋斗的结果。1904年3月，商务印书馆经理夏瑞芳在上海创办了大型综合杂志《东方杂志》，月出1册；6月，梁启超协助狄葆贤在上海创办了《时报》，报馆楼上辟有精室，为立宪派聚会之所。这两家报刊都积极鼓吹君主立宪。值得一提的是《大公报》，它不仅进行一般立宪言论的鼓吹，还别出心裁地开展宣传。1905年为庆贺该报出至1000号，拟出8个题目悬赏征文，结果中头等奖的3篇中有两篇是《振兴中国何者为当务之急》，皆以立宪为言。创办人英敛之感到非常自豪，说“此举为中国日报绝无仅有者”。其他报刊亦复如是。一时之间，要求立宪的声浪响遍全国，“乃如万顷洪涛，奔流倒注，一发而莫之或遏”。“立宪”二字遂成为士大夫的口头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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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走的是上层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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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宪派颇具新兴阶级的朝气，一开始就以人民代表的姿态理直气壮地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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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宪法之希望，即今日欧美通行之政治学说，所谓最大多数之最大幸福之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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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向往的是真正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此后，他们同清政府的一切分野和斗争均是由此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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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立宪派活动的重点放在策动地方和中央权要赞成立宪，派遣大臣出国考察政治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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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的主角为江浙的立宪派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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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浙的立宪派认为，实施立宪要靠权要主持，这些人为地方疆吏，与清廷上下一气，最能耸动朝廷；要促成立宪，就必须首先说服权要，让他们赞助立宪派的主张并向朝廷代行陈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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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一开始，立宪派走的完全是上层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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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俄战争刚一爆发，江浙的立宪派人士张元济、张美翊、赵凤昌和张鹤龄以及盛宣怀的幕僚吕景端等就进行了紧急磋商，开始了他们的“奔走权要的运动”。他们“诚恐日后各国大会媾和，始终置我局外，尽失主权”，首次提出了遣使分赴各国的问题。认为“此时我不预备，迅派专使分赴各国，声明东三省主权所在，将来恐为柏林之续”。他们决定，把他们的想法先向盛宣怀和湖广总督端方陈述，再由盛宣怀与商约大臣吕海寰商量办理，以他们三人的名义电告清政府，奏请在中国实行立宪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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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就有了1905年3月9日疆臣吕海寰、岑春煊、魏光焘、端方、盛宣怀的联衔上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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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上奏的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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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立政策不能保障东三省主权不受日俄侵害，欲避其害，必须早做准备，与诸国政府直接协商，否则将来各国开会干预日俄，中国恐被摒之局外，“祸变之来，何堪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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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他们主张，“迅速特简亲重大臣，以考求新政为名，历聘欧美有约诸邦，面递国书，以维均之势立说，东三省开通商埠，利益均沾为宗旨，恳派使臣设会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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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让使臣申明：东三省为我国主权，不得误认为中国已失之地；日俄战争有损各国商务，请各国调停息战；东三省人民遭日俄军队蹂躏，应予抚恤；以北京为各国会商之地；会议既定，战事既息，中国允以东三省遍开商埠及厂栈路矿诸项利益以为酬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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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政府应当择最大新政切实举行数事，痛除旧习，以动天下之观听。这样，将来召开国际会议，中国“必能预占一席，然后随事补救，抵制斡旋，消息既较灵通，办法尚可布置。失此不图，后悔无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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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奏之前，江浙的立宪派人士与洋务大员盛宣怀商定，最好由贝子溥伦兼充出使大臣。因他即将以中国馆监督的身份赴美国参加世界博览会，可以借此游历各国而不露痕迹，避免日俄猜忌。旋溥伦抵达上海，他们与之协商，溥伦也以此举重要，愿膺此任。但担心庆亲王奕劻与他不合，别生事端，要求立宪派与盛宣怀的奏电待他到东洋后再发。果然，首席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以溥伦“年轻，未克当此”拒绝了立宪派的请命。对于吕海寰五人的联奏，当权者认为时机未到，应“俟战事稍有眉目再定”，3月21日奉旨，折被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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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美翊以“此奏关系大局，诚不可少”，得悉折被留中，立即致函岑春煊的幕僚们说：预料秋冬之间日俄战争必有眉目，宜“趁此机会，先定国是，速派专使，天下事固大可为”。“丁（振铎）、林（绍年）两帅奏请变法，驻使联衔亦以为言，颇干天怒。鄙意以为此不联合旗帅之故，遂致疑立宪为革命。”因此他鼓动两广督署的幕僚们敦请岑春煊牵头，联合锡良、端方、赵尔巽、魏光焘、袁世凯、张之洞、丁振铎、吕海寰、盛宣怀等满汉大员合词再请，以期朝廷允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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