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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清廷考虑众大臣的意见，“议派钦使前往各国，调查各国政治，归而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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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清政府首次讨论立宪问题，虽未做出什么明确的决定，但已把立宪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事情开始有了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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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0日，汤寿潜通过章梫连呈瞿鸿禨二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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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函是鼓励瞿鸿禨勇敢地站出来倡导立宪。函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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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之义，走以渎吾师者三年余矣。以去就争之，岂非中国一伟人乎？成则人人将铸以铜象，不成则奉身而退，此心可讯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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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函是向瞿鸿禨献策。内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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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有一笔两用之策，莫妙于考求宪法为词。凡立宪各国，侈然以文明自负，我若有所输入，星轺所莅，无不全国欢迎；入手得势，暗中与商及俄日之局，彼更易于水乳。否则，如此专使游迹，不容独遗俄国，唯以宪法为名，彼中无可采访，不妨弃之如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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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寿潜提出的考求宪法与保卫主权的“一笔两用之策”，再一次提出了出洋考察宪法的主题，把立宪与保卫主权圆满有机地结合了起来。此函还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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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化师（指瞿鸿禨）抱冰握火，独为其难，天下之幸。”“穰三以智力不逮，辞颇坚。去谓栋折侨压，义不容诿；即善化师一片愚公山、精卫石之心，忍令独为其难，于情于理，有一安乎？穰穷于对，谓严词正义，诚无所逃……如公学有妥人可替，情愿去为师门典签，聊尽区区于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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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函透露出了这样一个信息：瞿鸿禨不但采纳了立宪派的进言，对立宪和派遣专使业已默许，而且还准备亲自出洋考察。所以函中有翟“独为其难，天下之幸”一语，和汤寿潜说服张美翊跟随瞿出国之事。立宪派的活动终于获得瞿鸿禨的赞助支持。当时，瞿鸿禨颇受慈禧太后信赖，诏旨多其秉笔，他的态度转为积极，有利于促进慈禧太后在立宪问题上的转变与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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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日胜俄败以及国家、民族危机的加深，先已勃发的立宪舆论愈益高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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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瞿鸿禨对立宪也越来越感兴趣，不时私下与一些具有新政治知识的人士讨论国家大政。4月，他召见了户部主事陈黻宸，“询及今天下事”。陈面谈之后，又上了一个条陈，指出，“以一不立宪国居群立宪国之间，不待远识之士，而知其不可为矣。”“故以今日而言外交，言内治，唯立宪二字，强于百万之师”，并提出“作为他日立宪大备之基础”的若干建议和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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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6月，美国总统罗斯福电请日、俄各派代表议和。清政府急忙向美国政府提出，中国将派专使参与日俄议和会议。罗斯福冷冰冰地加以拒绝。清政府只好于7月6日向日俄两国政府声明，凡牵涉中国事件，未与中国商定者，中国概不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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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一面力谋直接同日俄交涉，一面于6月26日电谕各省督抚和出使大臣就如何因应日俄议和及将来接收东三省善后事宜，密行电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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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张謇为抵制美货事曾致书袁世凯，信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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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机决于公论，此对外之正锋，立宪之首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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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更为公进一说，日处高而危，宜准公理以求众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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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公但执牛耳一呼，各省殆无不响应者。安上全下，不朽盛业，公独无意乎？及时不图，他日他人构此伟业，公不自惜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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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企图从个人的安危荣辱的角度说辞打动袁世凯，请其赞助立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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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立宪已成为大势所趋，袁世凯为了避免孤立和防止将来光绪皇帝报复自己，同时也为了执立宪之牛耳，占取主动，于是联合调为两江总督的周馥和湖广总督张之洞电奏，请实行立宪政体，以12年为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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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初，周馥又单衔奏请实行“立法、行法、执法”三权分立和地方自治的立宪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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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两广总督岑春煊为了占立宪的先机，也电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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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图自强，必先变法；欲变法，必先改革政体。为今之计，唯有举行立宪，方可救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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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深受立宪派影响的军机大臣瞿鸿禨，更是在慈禧太后面前“造膝密陈”，奏请派员出洋，“自请亲赴欧美考察政治”。奕劻和其他“枢臣懿亲亦稍稍有持其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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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在立宪派的推动下，八位总督中就有滇、粤、江、鄂、直五位奏请立宪，一位川督请派员游历各国。军机大臣则有瞿鸿禨和奕劻，加上林绍年、孙宝琦等巡抚和出使人臣的奏请，出洋考察政治就提上了清政府的议事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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