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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7月初起，枢府大员连日会议，讨论立宪，商讨派员出洋考察政治的问题。9日，正式决定了遣使出洋考察政治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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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出使人选，清廷最初定为商部尚书、奕劻之子载振和军机大臣荣庆、户部尚书张百熙、湖南巡抚端方，宗室、军机大臣、部院大臣、巡抚各一。后荣庆不愿前往，改为瞿鸿禨；张百熙以头晕辞，荐户部左侍郎戴鸿慈代替。7月15日商部值日，载振面奏：“臣父在枢廷日久，瞿某以外部兼军机，一与外人直接，遇有交涉事件，恐难转圜，不如另派他人前往。”慈禧以为然，命载振、瞿鸿禨留京。16日，慈禧召见大臣重新研究，确定派宗室镇国公载泽和刚入军机的徐世昌以及戴鸿慈、端方四人前往。同日，发布谕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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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今时局艰难，百端待理，朝廷屡下明诏，力图变法，锐意振兴，数年以来，规模虽具而实效未彰，总由承办人员向无讲求，未能洞悉原委。似此因循敷衍，何由起衰弱而救颠危。兹特简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等随带人员，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嗣后再行选派，分班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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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呼万唤始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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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立宪派与众权要的推动下，慈禧太后终于在立宪问题上点了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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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清廷同意出洋考察政治之举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既有内因，也有外因。外因为日俄战争的刺激和国家、民族危机的严重。清廷鉴于列强环伺，情见势绌，推日胜俄败之故，乃悟专制政治之结果，国虽大无当。内则因为革命运动的不断高涨、臣僚的奏请、立宪派的呼吁和策动。直接出面奏请的是疆臣，在后面推动的却是立宪派，“舆论既盛，朝议亦不能不与为转移”。没有立宪派的强烈呼吁和积极策动，就不会有疆臣们的连续奏请，即使有个别人如孙宝琦的上奏，也不会为朝廷所重视。因此，从根本上来说，促成朝廷派员出洋考察政治的原动力是国内立宪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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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上看，自中国与世隔绝的坚固壁垒被西方列强的大炮轰塌以后，清政府再也无力重新构筑，以防欧风美雨的侵袭。在“坚船利炮”的教训下，清政府被迫在经济、军事和科学技术等领域作了有限的开放，但在政治制度上却依然顽固地奉行封闭政策，恪守祖宗法制，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拒绝实行根本的改革，而且表现得极其敏感。任何赞扬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言论都被斥为“异端邪说”，严行禁锢。清政府同列强建交几十年，除了缔结条约、赔礼道歉和礼节性的外交活动外，从未真正派遣一个代表团出去调查了解外国的政治制度，宗室人员平时甚至不得越出京师一步。只是在八国联军之役中遭到惨败之后，才允许中央和地方官员去日本考察学务、商务和农务。多年来的实践证明，不从根本上改革国家的政治制度，“新政”不可能卓有成效。现在，清政府在立宪派的呼吁下，在地方督抚的催促下，在革命派的被迫下，决定派遣宗室和大臣到世界各国考察政治了。这个事实，预示着清政府的政策将发生重大变化，准备在政治上由闭关转向开放，由恪守祖制转向改革，由“中体西用”转向效法“西体”。对于顽固守旧的清政府来说，这一转变是极其痛苦的，然而又是个巨大的进步。从此，中国政治制度的近代化，即由纯粹的封建专制政治向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过渡的序幕真正拉开了。一场场政治上的风风雨雨就要劈头盖脸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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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西天取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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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多年前，被西方列强打得一败涂地的中国，曾经派出过一个空前规格的政府考察团，赴西方考察政治，诚心求取真经。考察团一路绿灯，受到西方各国高规格的接待。这在晚清中国的国际形象普遍不好的情况下，成为为数不多的一个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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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12月19日，在上海吴淞口，清朝钦差大臣戴鸿慈和端方率领的政府出洋考察团，乘坐清军的小火轮，直抵美国太平洋邮船公司的巨型邮轮“西伯利亚”号。下午2时，邮轮拉响汽笛，缓缓起航，驶向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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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一个月后，1906年1月14日，中国政府出洋考察团的另一路由载泽、尚其亨、李盛铎率领，登上法国轮船公司的“克利刀连”号后，也驶往了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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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政府出访考察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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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清政府不是没派出过官方考察团。第一次，如果可以算官派的话，很是不伦不类。那是1866年，时任清政府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要回国，清政府派了前山西襄陵县知县斌椿率其儿子和三个同文馆学生一块跟着去，算是开开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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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在1868年，应是朝廷正式派的代表团，但是团长却是美国人，名叫蒲安臣，是刚卸任的美国驻华公使。这个使团的目的是帮助清政府为各国说说好话，以期在随后的修约中不至于过分使清政府难堪。蒲安臣使团访问了11个国家，历时2年8个月，走到俄国时，连团长都病故了，这样，使团中的中国人志刚才接任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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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往后，1896年，有李鸿章访欧美，表面上是为贺俄国沙皇的加冕典礼，实际是想搞联俄拒日外交，访问完俄国，就顺便欧洲美国游历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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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7月，因德驻华公使被杀一事，清廷特派醇亲王载沣赴德国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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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以专程前往西方的政府考察团级别之高、目的之明确，这次的五大臣出访团都是史无前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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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臣中的带队人，是皇室宗亲载泽。他是康熙大帝的第六代重孙，出生第二年就被封为镇国公。他也是五大臣中年龄最小的一个，出洋时尚未满30岁。其余4人，都在四五十岁，最大的戴鸿慈，已经5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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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臣中的端方，时任湖南巡抚。另两位，李盛铎时任驻比利时大使，尚其亨是山东布政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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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动这样一个空前高规格的政府代表团，要去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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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在1905年7月16日光绪皇帝发给内阁的谕旨说得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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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今时局艰难，百端待理。朝廷屡下明诏，力图变法，锐意振兴。数年以来，规模虽具，而实效未彰。总因承办人员，向无讲求，未能洞悉原委。似此因循敷衍，何由起衰弱而救颠危。兹特简派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等随带人员，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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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五大臣是定在1905年9月24日从北京正阳门火车站出发的，当时的五大臣中，还有新任军机大臣徐世昌和商部左丞绍英。不料革命党人吴樾的一颗人肉炸弹，不但致他本人当场身亡，当时的五大臣中也有三个被炸伤。爆炸之后，端方很着急，生怕朝廷就此改了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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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朝廷已经不可能改变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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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革命党人吴樾在1905年用人肉炸弹的方式企图阻止清廷派代表团出洋考察之事，更加坚定了慈禧太后的求新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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