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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沣对奕劻的态度使亲贵中的各派势力十分不满。尤其是亲贵中的载泽一党，与奕劻更是势不两立。载泽出身于远支宗室，1905年曾作为五大臣之一出洋考察过西方宪政，加上其妻为隆裕太后之妹，尝往来宫中通外廷消息，因而恃内援而气焰益张，有时还私传隆裕言语以挟制载沣。载沣视载泽为亲信，令其掌管度支部，掌握财政大权。载泽眼看奕劻揽权纳贿危及清王朝统治，可又搬不倒他，这使他常常愤愤不平，又因载沣对奕劻的态度，使载泽在和奕劻的明争暗斗中，失败的总是载泽。为此载泽对载沣大嚷：“老大哥这是为你打算，再不听我老大哥的，老庆就把大清断送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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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贵中的肃党也是一支具有左右政局能力的势力。肃亲王善耆在宣统朝一身而兼数任，是一位颇有政治野心的人物。他任民政部尚书，领全国民政、警政；他又受命筹建海军，参与军政。善耆与奕劻是宿敌，在光绪末年，善耆就日夜谋夺奕劻之席，只因财力、权力实不能敌，故而未能如愿。到了宣统朝，善耆看到奕劻因贪污已成中外攻击之地，身败名裂只是迟早的事，强弩之末的奕劻已不足顾虑，开始将矛头指向大权在握的载沣兄弟，企图另立山头，取而代之。为了实现掌握国家最高权力的梦想，善耆甚至利用手中的权力向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暗中输忱。其中最突出的一件是对谋刺载沣的革命党人汪精卫、黄复生、罗世勋的开脱和优待。1910年春，汪精卫等人潜入北京，企图刺杀载沣，但被禁卫军发现，汪、黄、罗先后被捕。当时，法部尚书廷杰主张立即判处死刑，而善耆反对重判，主张采取“怀柔”政策。这样，汪精卫、黄复生被判为终身监禁，罗世勋被判有期徒刑10年。在汪、黄被监禁期间，善耆还一再探监，常馈送食品，赠以钱款，极尽安慰之能事。武昌起义后，汪精卫等人在善耆的竭力促成下，得以出狱。汪精卫出狱后，亲至肃亲王府致谢，感谢其救命之恩。善耆这种脚踩两条船的行为，渐渐地被载沣兄弟看破。他们对善耆采取了各种防范措施。因此，善耆虽然参与了建军活动，但却始终没有获得军权。后来，载沣干脆把他的民政部大臣也给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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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族亲贵中，隆裕太后一党也是令载沣最伤脑筋的一股势力。溥仪继位后，隆裕被尊为皇太后，并在国家遇有重大事件时，有参与军政事务的权力。隆裕太后在慈禧太后死后，有垂帘听政的意图，皇族亲贵、清朝遗老对这件事说法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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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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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裕初无他志，唯得及时行乐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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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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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故后，隆裕一心想信效慈禧垂帘听政。迨奕劻传慈禧遗命立溥仪为帝，载沣为监国摄政王之旨既出，则隆裕想藉以取得政权的美梦，顿成泡影，心中不快，以至迁怒于载沣。因此后来常因事与之发生龃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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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上述说法是否可靠，但宣统朝初始，隆裕和载沣，各遵慈禧太后懿旨，各司其事，这种相安无事的局面不可能维持长久。这不但因为溥仪继位后的权力分配过程中，隆裕太后对于监国摄政王的权力过大很不放心，而且满洲贵族、皇族亲贵中在隆裕太后面前中伤、攻击载沣的人也为数不少，至外间一度哄传“满洲八大臣联名请隆裕垂帘，如孝钦故事”之事。此传说虽然没有成为事实，想来也并非空穴来风，故而使“监国大惧”。以致载沣后来“无日不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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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太后死后中央统治集团内部的极端混乱局面将载沣置于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载沣原本是一个胸无大志、庸懦无能的人。这从他书房里悬挂的一幅自书“有书真富贵，无事小神仙”的对联中即可见一斑。他对于朝中当权亲贵的权力倾轧，中央政府内部的抽心之烂的状况毫无对付的办法。监国后他“性极谦让，与四军机同席议事，一切不敢自专。躁进之徒，或诣王府献策，亦欣然受之”。当初，当慈禧决定把溥仪立为皇嗣，任命他为摄政王时，他也曾叩头力辞，惹得慈禧对他不争气的举动大动肝火，当众叱之曰：“此何时而讲谦让，真奴才也。”庸懦成性的载沣不要说对政出多门的局面完全没有控制能力，即便对醇王府内福晋与老福晋争权，把醇王府闹得鸡犬不宁，亦坐视无可如何，遑论其他？载沣福晋为慈禧宠臣荣禄之女，在娘家时很受宠，从小养成了骄悍的性情。她甚至连慈禧都不怕。后来，她成为当朝小皇帝的生身母亲后，自然腰杆更硬。她内与载沣母亲争权，外与外廷打通关节，时常有所祈请，载沣亦不得不屈意从之。老福晋与另外两个儿子载洵、载涛结为一党。当载洵、载涛倚老福晋之势多所要求时，载沣也只能尽量满足。发生在醇王府内的家庭纠纷直闹到“操刀寻仇”的地步。为躲避家庭纷争，载沣只得避居在外，兼旬不敢还家。国家中枢权力运作如此状况，大清王朝的丧钟已经隐然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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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内阁登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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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5月8日，清政府宣布裁撤旧内阁和军机处，实行近代意义上的责任内阁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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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发布的内阁官制章程中，对新内阁的组织结构和职权作了明确规定：内阁由国务大臣组成，国务大臣包括内阁总理大臣1人，协理大臣1～2人，各部大臣共10人（外务、民政、度支、学务、陆军、海军、司法、农工商、邮传和理藩院十部）。应该说，这种构架和当年袁世凯在1906年力争的责任内阁基本相似，对推进中国专制政治结构的转型还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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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阁名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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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大臣奕劻（宗室），协理大臣那桐（满）和徐世昌（汉），外务大臣梁敦彦（汉），民政大臣肃亲王善耆（宗室），度支大臣载泽（宗室），学务大臣唐景崇（汉），陆军大臣荫昌（满），海军大臣载洵（宗室），司法大臣绍昌（觉罗），农工商大臣溥伦（宗室），邮传大臣盛宣怀（汉），理藩大臣寿耆（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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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阁总共13人，13人中，满洲贵族9人，汉族官僚仅4人，而满洲贵族中皇族又占7人，消息传出后，举国为之哗然。人们认为，这是一个以皇族为中心组成的内阁，讥讽它为“皇族内阁”。至此，载沣任用满洲亲贵的愚蠢做法在这次内阁名单上暴露无遗。这个组阁办法，完全违背了西方宪法中不准皇族充当国务大臣的立宪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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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5月25日《申报》刊出日本前首相大隈重信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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揆之立宪国皇族不当责任之例，实不相符。真正之改革尚须俟诸今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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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泰晤士报》更说得一针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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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新内阁不过为旧日军机处之化名耳。彼辅弼摄政王者，咸注意于满汉界限，而欲使满人操政界之优权，此诚愚不可及之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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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5月18日，《时报》报道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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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阁名单公布之后，一般稍有知识者，无不绝望灰心于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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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对于清王朝而言，它的权威合法性方面面临着其他民族所没有的特殊问题，那就是统治民族与被统治民族彼此的异质性问题。这个问题，在清末最后几年中表现得最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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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王朝是由满族建立的专制王朝，作为被统治民族的汉族对这一异族王朝具有很深的潜在的不信任感。“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惨剧的阴影，一直深深地埋藏在被统治的汉族士民的心灵深处，使清王朝在受治者心目中的合法性，远比同族王朝的合法性更为脆弱。这也就是说，当政府在政通人和、天下太平时，这种状况还可以维持下去，但当统治民族在应付外力压迫方面出现“过失”与由此引起的国家屈辱时，异族统治者所犯的错误与失败，就更难为被统治民族所容忍和“谅解”，正如人们对生母的过失较容易容忍，而对后母所犯的同样过失则较难容忍一样，因为后者行为的动机较前者更会引起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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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异民族统治的专制国家，中国存在的这种统治民族与被统治民族的非同质性，使清王朝统治者的权威合法性面临着被统治者的严重挑战，其原因就在于被统治者很难相信“非我族类”的统治民族推行各项政策背后的动机的纯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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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在经历西方挑战之后，而民族主义的向心力还没有凝聚起来以前，排满主义却已经成为瓦解政府权威的巨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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