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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上层资产阶级工商界人物，由于大多是从地主阶级转化而来，同官府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因而有着浓厚的封建性，他们基本上采取的是维护清政府统治的态度，害怕革命动乱的发生危及到他们自己的既得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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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们同清政府之间是存在着矛盾的。而且，这个矛盾与分歧随着民族危机的严重，也在不断地激化和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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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宪派看到民族危机日益加深，深深感到自己的身家性命与财产都受到严重的威胁，因此，他们强烈要求国家自强以救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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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上层资产阶级利益的《中外日报》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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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数年，论时务谋政策者，不曰转弱为强，即曰易危为安。今则无暇为此门面语，直当曰：救死而已矣，救亡而已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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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甚至直截了当地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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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主权即是保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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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权一失，方且牛马惟命，奴隶惟命。犹太人非不富矣，然为犹太人之富，则富不如贫，贫不如死。故昔惟家族主义可以保富。今非一切保护于主权之下，国与家俱无幸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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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宪派十分不满清政府对民族工商业的压迫，特别是各种苛捐杂税的盘剥勒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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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张謇致书张之洞时大发牢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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尝以为过捐卡而不思叛其上者非人情，见人之酷于捐卡而非人之叛其上者非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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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这些话是说给张之洞听的，自然并不是真要“叛其上”了，只不过是发发牢骚的气话。但气话说到如此激烈的程度，也可见官商间的矛盾已经发展到了多么尖锐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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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商部征询张裕酿酒公司创办人、南洋巨商张振勋应如何吸引南洋华侨归国投资时，张振勋就毫不客气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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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商之政，不在空言。若官吏需索之弊，一日不除，则商务断难起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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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报》在一篇文章里道破了清政府所谓“奖励工艺”政策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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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商部成立，而当事诸公纷纷聚议，不曰开统捐，即曰加关税，不曰劝募绅富慨赠巨金，即曰招徕南洋富商责令报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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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有商部，而我商人乃转增无数剥肤吸髓之痛。天下名实不相符之事，乃至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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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当立宪派觉得自己已有了一定的经济力量时，自然就要求在政治上取得更多的发言权来保障自己在经济上的利益。这种矛盾，是立宪派要求速开国会的深刻的经济原因。这一点，《中外日报》在1906年9月8日说得十分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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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税之增加，一任在上者之所为，而滥收滥用，无可究诘，必非人民之所能堪，于是人民各欲置其监督于政府之侧，而议会遂因之而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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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既从事于工商而当负担各种之租税，非进而有监督政治之权，则暴君污吏可一恣其收括而滥取胡用一无防闲，则国用日乱民生日困，而工商业亦终不得而兴。当是时也，人民与国家政治之思想始相接近，而后知议院制度之不可以已，而议院之效用亦于是乎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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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请愿速开国会的问题就提上了立宪派的议事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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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请愿是杨度首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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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度（1874—1931），原名承瓒，字皙子，后改名度，别号虎公、虎禅，又号虎禅师、虎头陀、释虎，湖南湘潭姜畲石塘村人。1892年考取秀才。次年，顺天府乡试举人；1898年北京会试期间参与了康有为、梁启超发起的公车上书，后师从衡阳东洲一代名儒王闿运。1902年，杨度不顾王闿运的劝阻，瞒着老师自费留学日本，入东京弘文书院师范速成班。受留日学生影响，他的思想日趋激进，和湖南留日同乡杨笃生等创办《游学译编》。半年后在结业会上，日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发表了贬低中国人的言论，杨度当场和他就国民性和教育问题展开激烈辩论。不久以《支那教育》为题发表在梁启超的《新民丛报》上，由此在中国留日学生得到支持和赞扬。1903年10月，杨度感于国事，和梁启超《少年中国说》，作《湖南少年歌》，其中有“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这样的名句。1904年，杨度转入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集中研究各国宪政；他热心国事、友善同学、才华出众，在中国留日学生中颇具声望。1905年，杨度被选为留日学生总会干事长，后又被推举为留美、留日学生维护粤汉铁路代表团总代表。他带头请愿，要求废除1900年中美粤汉铁路借款续约，主张收回路权自办以维护国家主权，发表《粤汉铁路议》。1906年，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为了交差，命熊希龄赴日请杨度和梁启超捉刀起草报告，杨度写了《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和《实行宪政程序》，由此博得大名。1907年，杨度在东京创立《中国新报》月刊，任总编撰，发表14万字巨论《金铁主义》等许多文章，宣传君主立宪，主张成立政党，召开国会，实行宪政。12月成立湖南宪政公会，杨度任会长，起草《湖南全体人民民选议院请愿书》，请他的老师王闿运作过修改，并联络不少湖南名流联名上奏，开清季请愿国会运动的先河。次年春，袁世凯、张之洞联合保荐杨度，说他“精通宪法，才堪大用”。此后，杨度进京出任宪政编查馆提调，候补四品，一跃成为清廷的宪政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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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立宪派人士中，杨度对资产阶级宪政理论的理解比较透彻，活动能量很大，言论也有相当的号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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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度认为：实行君主立宪最重要的莫过于制定宪法、建立责任内阁和召开国会三事。没有宪法限制君权，便无所谓君主立宪。责任政府“以发达人民为务”，有了责任政府，即可民富国强。现在中国的政府不是以人民之意思所组织而成者，完全是专制性质，对外只知“送礼”，对内只知“偷钱”，“升官发财以外，百事非其所管”，一言以蔽之，是“不负责任之政府也”。欲望如此之政府来“发达人民”，保护国权，根本不可能。必须对之加以彻底改造，使之成为责任政府，这是政治革命的目的。国会最重要的本质“在于人民参政权”，应当以人民组织，能够代表国民，确实为国家的最高立法机关和监督机关。有了它，就可以解决一切之政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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