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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度认为：宪法、内阁、国会对立宪国家来说缺一不可，但相较而言，国会更为重要。他说，君主立宪国家的宪法以英国的民主程度最高，普鲁士次之，日本最低。这种差异的产生与人民力量的大小和君主让步的多少有关，而决定性的因素则为国会是否建立。所以其着眼点不在宪法之有无，而在如何制定一部好宪法，伸张国会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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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度说：国会者，改造责任政府之武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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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所当注意者，唯专心竭力以求国会之早成而已。既有国会，斯不患无宪法；且必有国会，而后能有程度较高之宪法。何以故？必有国会而后国民有提议宪法、承认宪法之机关，始可以国民之意思加入于宪法范围之内，乃可望宪法程度之商也。假使人人都起来力争开设国会，日本亦不足虑，直可以成为普鲁士。有了国会，也才能够监督政府，使之真正负起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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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度并不泛讲预备立宪，而是以召开国会号召天下，这自然有着他的实际的考虑。他看到清廷不费什么力气便宣布了预备立宪，认识到“政府宁肯与人民一尺之空文，不肯与人民一寸之实事，人民与之争者，宜与争实事，而不与争空文”。而且立宪范围很广，若事事注意，结果必致一事不办，必须于诸事中“择其至重且大者，以专注之力而主张之”，这就是召开国会。召开国会事情单纯，“以此唤起国民之政治思想、责望政府要求权利之心，必较为速”。国会一经召开，立宪自然不难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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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革命党竞争势力，也是杨度鼓吹召开国会而又不好公之于众的又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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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经向梁启超谈过自己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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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所以必以国会号召而不可以他者，因社会上人明白者甚少……必其操术简单，而后人人能喻，此革命排满四字所以应于社会程度，而见成为无理由之宗教也。吾辈若欲胜之，则宜放下一切，而专标一义，不仅使其脑筋简单者易知易从，并将使脑筋复杂者去其游思，而专心于此事……以此为宗教，与敌党竞争势力，彼虽欲攻我，亦但能曰办不到，而不能曰不应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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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考虑，从1907年1月起，杨度即以《中国新报》为阵地，组织力量，阐发宪政理论，重点鼓吹召开国会。后来，他又支持宪政讲习会的满洲会员恒钧等创办的《大同报》月刊，也取同一立场，此唱彼和，互相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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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度大声疾呼：召开国会乃是“惟一救国方法”。现在的世界是列强奉行“经济的军国主义”的“野蛮世界”，列强依靠其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进行侵略，已把中国变成“世界各国之中国”。中国贫弱的根源在于专制政体和政府的不负责任。要消除贫弱根源，使中国变成一个与列强并驾齐驱的经济军事强国，唯一的出路就是实行政治革命，变专制政体为立宪政体，召开国会，把不负责任的政府改造成为责任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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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杨度看来，只要立宪派积极努力要求，召开国会是可以实现的。理由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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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政治革命的对象只有政府，不包括君主在内，阻力在君主方面极小，只要人民势力发展到能够强迫政府，再对于君主进行要求不过是走走形式罢了，比民主立宪要推倒君主易于达到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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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要求召开国会所恃之“武力”主要是社会舆论，但使举国舆论一致，政府势必投降。即使万不得已使用兵力时，由于不废除君主，“其兵力亦取警告政府而已矣”，较之革命也省力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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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清政府及一切顽固分子所说人民程度不足，不能召开国会，杨度力驳其非。杨度认为，人民程度没有一定标准，若以普及教育和全部实行地方自治为准，在专制政体下永远办不到。看人民程度高低，只能以“中流社会”衡量，推动社会前进的“原动力常在中流社会”，“一国之优秀者常集于中流社会”，故论人民程度只要看看“中流社会”就够了。现在中国人民的程度虽不及目前立宪国的人民，但却超过了立宪国刚立宪时的人民。而且人民程度是通过立宪逐步提高的，召开了国会，可以增进人民的宪政知识，历练人民的参政能力，要人民提高而不召开国会，就是颠倒是非，欺骗国民。再者，政府官员皆来自人民，若谓人民程度不够，而政府已够，也绝无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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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立宪派中很多人抱着召开国会必须依赖政府的心理，还有些人害怕政府阻挠，怀疑国会开不成，这些都是妨碍召开国会的消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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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这种情况，杨度指出，世界各国从未有政府愿意自动召开国会以监督自己的，欲中国政府自动召开也是绝对不可能的，官僚“心目中只有升官发财四字”，召开国会不利于“个人中饱，欲其赞成，不可得也”。因此，绝不应有依赖政府之心，要靠人民主动争取。只要大多数国民发动起来，“其势力已足于左右叱咤声中而促政府之倒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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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杨度呼吁“天下贤者”起而组织政党，发动人民进行请愿，积极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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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政讲习会成立后，杨度以该会名义发表意见书，呼喊人民重视自己的天职，奋起要求召开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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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度不仅大力宣传鼓动召开国会，而且身体力行，组织同志上书政府，请愿召开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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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4月，杨度曾致书梁启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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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于《中国新报》第三期已言国会之可即开，然仅此一报，不得为舆论同然之据，疑之者尚复不少，则虽结党，未必能遽盛也。弟意《新民报》及《时报》等合力专言开国会事，事事挟此意以论之，如此者二三月，则国会问题必成社会上一简单重要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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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痛快地接受了这个意见，复书说：“诚为良策。弟当遵此行之，并在《时报》上有所鼓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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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9月25日，在杨度的努力下，宪政讲习会选派代表熊范舆、沈钧儒、恒钧、雷光宇赴京，将有一百余人签名的请愿书呈送都察院代奏。请愿书指出，“国家不可以孤立，政治不可以独裁，孤立者国必亡，独裁者民必乱”。资政院未有民选精神，不能代表国民。“非即行开设民选议院，使国家内部无上无下，同心协力，共济艰难，则国家终无自强之机，外患终无杜绝之日。”“非开设民选议院，使万机决于公论，政权广及齐民，则独裁之弊不除，内乱之源不塞。”要求朝廷“于一二年内即行开设民选议院”。清政府未予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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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度等知道一纸请愿书达不到目的，毫不气馁。他相信，“有强压国民必败之政府，而无要求政府不胜之国民”，鼓动国民“接踵而起，与政府为再度、三度、十度、百度之宣战，非得勿休，非获莫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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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度等人鼓吹召开国会及其发动领导的和平请愿促进了国人的觉醒。而清廷筹备立宪的迟缓不力，在涉外问题上表现出来的软弱态度，以及颁布限制人民民主自由的种种法律命令，又使立宪派认识到召开国会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有力地触发了他们要求召开国会的动机。经过立宪派的宣传鼓吹和组织领导，一个全国性的要求确定召集国会年限的请愿运动迅速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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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络绎不绝上书要求召开国会的过程中，帝国宪政会是要求召开国会较早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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