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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杨度看来，只要立宪派积极努力要求，召开国会是可以实现的。理由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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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政治革命的对象只有政府，不包括君主在内，阻力在君主方面极小，只要人民势力发展到能够强迫政府，再对于君主进行要求不过是走走形式罢了，比民主立宪要推倒君主易于达到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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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要求召开国会所恃之“武力”主要是社会舆论，但使举国舆论一致，政府势必投降。即使万不得已使用兵力时，由于不废除君主，“其兵力亦取警告政府而已矣”，较之革命也省力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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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清政府及一切顽固分子所说人民程度不足，不能召开国会，杨度力驳其非。杨度认为，人民程度没有一定标准，若以普及教育和全部实行地方自治为准，在专制政体下永远办不到。看人民程度高低，只能以“中流社会”衡量，推动社会前进的“原动力常在中流社会”，“一国之优秀者常集于中流社会”，故论人民程度只要看看“中流社会”就够了。现在中国人民的程度虽不及目前立宪国的人民，但却超过了立宪国刚立宪时的人民。而且人民程度是通过立宪逐步提高的，召开了国会，可以增进人民的宪政知识，历练人民的参政能力，要人民提高而不召开国会，就是颠倒是非，欺骗国民。再者，政府官员皆来自人民，若谓人民程度不够，而政府已够，也绝无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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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立宪派中很多人抱着召开国会必须依赖政府的心理，还有些人害怕政府阻挠，怀疑国会开不成，这些都是妨碍召开国会的消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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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这种情况，杨度指出，世界各国从未有政府愿意自动召开国会以监督自己的，欲中国政府自动召开也是绝对不可能的，官僚“心目中只有升官发财四字”，召开国会不利于“个人中饱，欲其赞成，不可得也”。因此，绝不应有依赖政府之心，要靠人民主动争取。只要大多数国民发动起来，“其势力已足于左右叱咤声中而促政府之倒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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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杨度呼吁“天下贤者”起而组织政党，发动人民进行请愿，积极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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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政讲习会成立后，杨度以该会名义发表意见书，呼喊人民重视自己的天职，奋起要求召开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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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度不仅大力宣传鼓动召开国会，而且身体力行，组织同志上书政府，请愿召开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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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4月，杨度曾致书梁启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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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于《中国新报》第三期已言国会之可即开，然仅此一报，不得为舆论同然之据，疑之者尚复不少，则虽结党，未必能遽盛也。弟意《新民报》及《时报》等合力专言开国会事，事事挟此意以论之，如此者二三月，则国会问题必成社会上一简单重要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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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痛快地接受了这个意见，复书说：“诚为良策。弟当遵此行之，并在《时报》上有所鼓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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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9月25日，在杨度的努力下，宪政讲习会选派代表熊范舆、沈钧儒、恒钧、雷光宇赴京，将有一百余人签名的请愿书呈送都察院代奏。请愿书指出，“国家不可以孤立，政治不可以独裁，孤立者国必亡，独裁者民必乱”。资政院未有民选精神，不能代表国民。“非即行开设民选议院，使国家内部无上无下，同心协力，共济艰难，则国家终无自强之机，外患终无杜绝之日。”“非开设民选议院，使万机决于公论，政权广及齐民，则独裁之弊不除，内乱之源不塞。”要求朝廷“于一二年内即行开设民选议院”。清政府未予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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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度等知道一纸请愿书达不到目的，毫不气馁。他相信，“有强压国民必败之政府，而无要求政府不胜之国民”，鼓动国民“接踵而起，与政府为再度、三度、十度、百度之宣战，非得勿休，非获莫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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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度等人鼓吹召开国会及其发动领导的和平请愿促进了国人的觉醒。而清廷筹备立宪的迟缓不力，在涉外问题上表现出来的软弱态度，以及颁布限制人民民主自由的种种法律命令，又使立宪派认识到召开国会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有力地触发了他们要求召开国会的动机。经过立宪派的宣传鼓吹和组织领导，一个全国性的要求确定召集国会年限的请愿运动迅速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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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络绎不绝上书要求召开国会的过程中，帝国宪政会是要求召开国会较早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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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10月，该会即发动菲律宾、新加坡和香港的华商数万人推举代表入京，呈禀农工商部，要求速开国会，“以重人民参政之权”。同年11月15日，澳洲的帝国宪政会和《东华报》也电请召开国会。1908年，帝国宪政会和南洋各支会都积极参加了请愿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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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12月，宪政公会、政闻社和预备立宪公会、宪政研究会商定发起各省士民签名，接着分头派员赴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湖南、江西、广东、河南等省活动。至1908年3月以后，运动渐次在全国各地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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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闻社：1907年12月，资政院总裁溥伦奉命赴日访问，梁启超觉得应利用这个机会表示意见。他考虑到若提出要求召开国会，必与熊范舆等的上书重复，也不会如其透辟，而且还可能引起政府惊恐，倒不如借资政院做文章，“以国会之组织寓诸资政院”，“为暗渡陈仓之计”。因为“资政院为明年即设之机关，若能采用，则明年即已见国会之成立”，实际上更快。所以，他写了一篇说帖，让马相伯和徐佛苏、侯延爽、长福在横滨呈交溥伦。内讲：既然设立资政院是为了树立议院基础，“则凡将来议院所应有之权限，今之资政院皆当有之”，包括完全的立法权、承认预算权、参与条约权和上奏弹劾权。其组织应含有上下两院性质，以半数议员备将来上议院之选，由钦选议员和各省咨议局派出的代表组成；以半数议员备将来下议院之选，全部民选。行政官本不能充任议员，只是中国属于草创，可以从权，人数宜少。对这个说帖，梁启超“自觉得意已极，巧言如簧，易于动听，又多为烘云托月之法，使易堕我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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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7月2日，政闻社致电宪政编查馆，要求三年内召开国会。电报说：开设国会，“中国存亡所关，非宣布最近年限，无以消弭祸乱，维系人心。且事必实行，则改良易；空言预备，则成功难”。“乞速宣布年限，期以三年召集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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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商自治会：1908年3月26日，他们讨论了联络各省和海外华侨要求召开国会的问题。次日又开特别大会，进行了专门研究。会上一致决定，“拟先由两粤联名，后联二十二行省，要求政府速开民选议院”。“政府许我以民选议院权利，我国民即担任海军捐之义务”，把认购海军捐作为“实行立宪之代价”。接着致函各省团体和预备立宪公会，提出联合在上海设立国会期成会，各省推选代表赴沪，妥议赴都请愿办法。并说请愿纵然不能如愿以偿，亦可“制造无形国会于国民脑根上，使为一致之进行，即以刺激普通社会，使自治能力之奋发锐进”，“其进步当不可以道里计”。5月下旬，由李戒欺领衔，自治会电都察院代奏，要求速开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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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备立宪公会：张謇、汤寿潜在1907年12月和1908年1月与蒯光典曾两度讨论国会问题。与此同时，该会参与了成立国会期成会的筹备工作。1908年3月，会董沈同芳致函董事会，提出讨论国会请愿问题。4月15日，董事会议决设立国会研究所，研究开设国会之顺序，撰拟草案，上之政府；联络各省商会、学会。后移书各省和立宪团体，派遣代表赴京请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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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0日，正副会长郑孝胥、张謇、汤寿潜代表该会电宪政编查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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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时局，外忧内患乘机并发，必有旋乾转坤之举，使举国人之心思耳目皆受摄以归于一途，则忧患可以潜弭，富强可以徐图。目前宗旨未定，四海观望，祸端隐伏，移步换形，所有国家预定之计划，执行之力量，断无一气贯注能及千三年之外者。若限期太远，则中间之变态百出，万一为时势所阻，未能践行。切望决开国会，以二年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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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1日，再电提出同样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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