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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计划虽然没有完全实现，连张謇自己也没有进京，但还是有一批议长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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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月间，各省咨议局联合会在北京开会，推举湖北咨议局议长汤化龙为会长，四川咨议局议长蒲殿俊为副会长，后又推举孙洪伊为干事长。他们认为前两次上书都是只通过都察院要求转呈，声势不大。这次总结及以往教训，要向多方面上书。他们决定：在中央，向监国摄政王、都察院、资政院上书；在地方，向各督抚上书。有些代表还提议不开国会就不纳税。情绪比前两次更为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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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这次请愿中，资政院起了很大的作用。这年10月3日，资政院按预备立宪的步骤正式开院。这是第三次请愿提前到10月上旬的直接原因。资政院议员定额为200名，钦选、民选各半。钦选议员包括宗室、王公世爵、外藩王公世爵、满汉世爵、宗室觉罗、各部院衙门官、硕学通儒、多额纳税者等。这些人大多庸懦无能，在会场上不能起多大作用。而民选议员实自各省咨议局中选出，不少人年事较轻，锐气方盛，往往逞其词锋，批评政府，颇有所向披靡之慨。江苏的雷奋、湖南的易宗夔、罗杰被称为“资政院三杰”。他们在会场上完全取得了左右局面的优势地位。尽管这个资政院也毫无实权可言，但它毕竟算是一个得到朝廷认可的全国的民意机关，第三次请愿运动得到它的支持，自然更显得声势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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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这次请愿运动还得到了各省督抚中大多数人的支持。东三省总督锡良、湘广总督瑞澂、两广总督袁树勋、云贵总督李经羲、伊犁将军广福、察哈尔都统溥良、吉林巡抚陈昭常、黑龙江巡抚周树模、江苏巡抚程德全、安徽巡抚朱家宝、山东巡抚孙宝琦、山西巡抚丁宝铨、河南巡抚宝棻、新疆巡抚联魁、江西巡抚冯汝骙、湖南巡抚杨文鼎、广西巡抚张鸣岐、贵州巡抚庞鸿书联名致电军机处，请求代奏，称：“时局危险，已远过于德宗在位之日，缓无可缓，待无可待。此即阁、会尅期成立，上下合力，犹恐后时，奈何以区区数年期限争持不决乎？”“伏恳圣明独断，亲简大臣，立即组织内阁，特颁明诏，定以明年开设国会”，“宗社幸甚，民生幸甚”。18省督抚联名请求设立国会和内阁，这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他们所以会这样做，固然与他们同清朝中央政府之间的矛盾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他们比清朝中央统治者更清楚地看到潜在危机的严重性，感到如果不“与政府相扶相励，力拯艰危”的话，清政府就有被推翻的危险，他们所取得地位与利益也将不能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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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7日，第三次国会请愿的行动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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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国会请愿代表团孙洪伊等20余人持请愿书赴监国摄政王府呈递。临行时，东三省旅京学生赵振清、牛广生等17人整队而来，向代表们慷慨陈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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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瓜分在即，东三省土地必先沦亡，非速开国会不能挽救。二次请愿国会既然无效，今作第三次之请愿，势不能再如以前之和平。与其亡国后死于异族之手，不如以死饯诸代表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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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罢，赵、牛两人就抽出刀来准备自杀。各代表力救。牛广生就在左腿割肉一块，赵振清也在右臂割肉一块，各持肉在致代表书上擦拭。《申报》上发表了他们的血书，内称，“今我代表诸君热血潮涌，不惮牺牲一切，为同胞博莫大之幸福。吾侪具有天良，何惜此少数之血液，洒书数字，以表此次将以血购国会，决不似前之以文字购国会者之不足动我政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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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代表到达摄政王府时，遇到的却是冷冰冰的待遇。门人拒绝说：摄政王已外出。代表等公议办法，商量留下六人，在府前露宿等待。载沣看看拖不过去，只得由肃亲王善耆出面会见代表，答应在第二天负责代陈。各代表将请愿书交善耆而回。九日，请愿团又到资政院上请愿书，由秘书厅长金邦平出而接受。各代表又遍谒庆亲王奕劻、肃亲王善耆、毓朗、载泽、那桐、徐世昌等人，力陈国会不可不开的理由，以及民众渴望速开国会的情状，痛哭流涕。王公大臣也均动容惊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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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2日，资政院第七次会议讨论陈请速开国会议案。会场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热烈场面。第一个发言的是罗杰。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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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速开一事，为我国存亡问题。因外患日迫，非国会担负财政，扩张国防，不足以抵制；内政腐败，非国会与责任内阁对待，不足以促其负责。各国通例，人民不出代议士，则不负纳租税之义务。今我国财政如此之困难，不能不增加租税。然国会不开，则人民之对于租税，不能承认。前此各省咨议局联合会已经决议。故为国家计，万不可不速开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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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邦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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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国家大势，后半年即异于前半年，后几日即不如前几日。大局一坏，自己利益何在？且今日诸君细想，除却国会外，尚有何救亡之策？如无他策，则必当赞成速开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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闵荷生在会场上大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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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人反对？请登台说明反对之理由。若无人陈说，即是全体赞成，请付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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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采取起立表决法。议员全体起立后，汪荣宝大呼：“中国万岁！国民万岁！立宪政体万岁！”一时欢声雷动。资政院随即专折具奏：要求“明降谕旨，提前设立上下议院，以维危局而安群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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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后，18省督抚联名要求设立国会和内阁的电文也已到京。现在，到了清政府最后下决心的时候了。但在需要拿出勇气进行抉择的关头，清廷却在进退两难、犹豫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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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前此也谈过一点预备立宪，其目的是以立宪之名行集权之实，以确保满洲贵族的统治地位；立宪派要求立宪，目的却在通过立宪取得部分参与政权的权力，并用以阻止革命的爆发。两者之间显然存在着不小的矛盾。这里，中心问题就是一个“权”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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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3日，清廷召开御前会议，反复权衡利弊得失，觉得在这种情况下要是再不提前召开国会，就将陷于更加孤立的境地，对维护自己的统治是不利的；但又害怕当他们筹划中的皇族内阁尚未成立、他们盘算中的一些重要措施尚未付诸实行之前，一旦国会成立，七嘴八舌，就会受到很多牵制，不易实现。这样，他们就想在夹缝中寻找一条出路：既同意提前召开国会，但决不能在明年即行召集，而要留出时间让他们能抢先解决上述这些问题。这个想法，以载泽、毓朗主张最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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毓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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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危迫，国会诚不可不速开。然不先明定国事，则政府与国民遇事争执，必不免纷扰。故必先设新内阁及确定海陆军进行政策，再开国会，庶君权不至为民权所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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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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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国税、地方税未分，遽开国会，恐人民争执。且朝廷注重国防，人民注重实业，目下来访舆论，已多主张裁减海陆军费，甚有主张停办海军者。故必先立新内阁，明定国是，然后再开国会，方免一切纷扰。为今之计，应明定宣统五年召集国会。既不阻绝人民之请愿，而乘此二年工夫，可以确定各项要政办法，并须立降明谕成立新内阁。故本日主要问题当先规定新内阁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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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清廷还有一重顾虑，害怕答应得太爽快，会造成一个大权旁落的印象，仿佛朝廷不能做主了。因此，一定要表示出：“此次缩短年限，虽由于臣民之公请，仍出自朝廷之独断。”最后，御前会议决定：将召开国会的期限缩短三年，改在宣统五年（1915年）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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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清廷颁发上谕。上谕中先承认：“今者人民代表吁恳既出于至诚，内外臣工强半皆主张急进，民气奋发，众论佥同。”接着，又重新弹起所谓准备不及的老调，说：“唯是召集议院以前应行筹备各大端，事体重要，头绪纷繁，计非一二年所能蒇事。”从而宣布：“着缩改于宣统五年实行开设议院。”又说：“此次缩定期限，系采取各督抚等奏章，又由王大臣等悉心谋议，请旨定夺。”表示大权仍操之于上。不是代表们请愿的结果。并且斩钉截铁地说：“应即作为确定年限，一经宣布，万不能再议更张。”“此后倘有无知愚氓，藉词煽惑，或希图破坏或逾越范围。均足扰害治安，必即按法惩办，断不使于宪政前途稍有窒碍。”同日，又令所有各省代表人等，着“即日散归，各安职业，静候朝廷详定一切，次第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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