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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又闻奉省人民再发起四次之国会请愿。噫，上有此毒枢府，吾恐诸公之志愿，虽历十次亦难偿也。毒哉毒哉，不毒不丈夫，我劝诸公早改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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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则当奈何？曰：始也，以无量之颈血购国会；继也，以完全之国会救满洲；终复以无量之颈血助国会。则满洲前途庶乎有望，而惜乎东省人之不事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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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天津请愿风潮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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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堂学生有割指作血书者，同堂因之罢课。继又有江君元吉之割肉，立即昏晕，遂轰动全津学界。如高等工业，如法政学堂，一律罢课，又相约不许同人离堂，若官吏以兵力迫之解散，亦誓必付之一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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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咨议局议长阎凤阁、商务总会总理王贤宾、在津学界请愿同志会温世霖等3859人又呈请直隶总督陈夔龙代奏，说：“国势危急，迫于眉睫。非明年即开国会，不足以救危亡。”“长此迁移，二三年而后，国势已非，人心已去，外患已亟。始行开设，以图补救，恐亦无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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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0日，资政院经再次讨论后又行上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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窃以为建设国会为立宪政体应有之义务，既不可中止，何必斤斤于三五年迟早之间？人心难得而易失，时会一往而不返。及今图之，犹可激发舆情，又安大局，朝廷亦何惮而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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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是苦口婆心，但并未能使清政府有所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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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下旬，东三省代表十余人又赴京递呈，要求速开国会。这下清政府就不客气了。24日，由民政部、步军统领衙门将他们强行押送回籍，不准在京逗留。天津学界请愿代表温世霖创议联合全国学界罢学要求。直隶总督陈夔龙立即令巡警道拿办。清政府更采取断然手段，将温世霖发配新疆，交地方官严加管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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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立宪派发动的请愿召开国会运动只得以彻底失败宣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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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宪派所发动的三次国会请愿运动，可以说轰轰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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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它应该怎样评价？它在中国近代史上起了怎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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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国会请愿运动是由中国资产阶级立宪派独立发起的一场政治运动，显示出立宪派具有一定的政治主动性和比较广泛的群众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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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请愿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它的社会影响却是不容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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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国会请愿运动都发生在辛亥革命爆发前夜的1910年。这时候，清政府的内外危机都在迅速地激化，它的统治地位已经到了摇摇欲坠的地步。国会请愿运动的事实充分证明：对这个极端反动而腐败的政府已不能再抱有任何期望了，指望由它来进行任何根本性的改革，其实无异是与虎谋皮，只有坚决揭穿它的真面目，破除人们对它的幻想，不惜作出重大牺牲，用革命的手段将它推倒，才能使历史的车轮向前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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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请愿运动是在维护清政府统治的前提下进行的。它把君主立宪宣扬成当时救国的唯一良策。仿佛只要国会一开，奇迹就会出现在眼前，一切就都会好起来。并且一再告诫：不许有任何越轨的举动。这就使一部分热情寻求救国真理而又认识模糊的人被指引到一条劳而无功的歧路上去。这个运动还明确地把抵制革命作为自己的重要目标之一。第三次国会请愿运动中，请愿代表对载泽说：“我国上下隔阂，朝廷与人民俨成两家，是以起革命之说，生满汉之界。趁此咨议局、资政院及各省人民之请愿，若蒙朝廷俞允，可以联上下为一心，谋政治上一致之行动。一切界说，全行消除。此种精神，可以永久不敝，即可以为万年有道之长基。”孙洪伊领衔所上资政院书中也痛陈现在已“嗷鸿遍野，伏莽满山，举国僝然，不可终日”，“乱源不拔，为患方滋”。他们的打算原来是：用君主立宪的政治方案，用提早召开国会的办法，来巩固清王朝的统治，以消除革命的爆发。可是，因腐败到极点而变得异常愚蠢的清政府连立宪派的这些忠告也听不进去，硬是加以拒绝，最终把立宪派推向了革命的阵营，结果加速了革命的爆发。这是违背立宪派的初衷的。从这个简单的事实中也可以看到：立宪派发动的请愿国会运动，既值得人们的赞许、同情，同时其方法又值得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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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革命派在驳斥立宪派的和平请愿时，就提出了两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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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政府有没有可能真像立宪派所期望的那样立即召开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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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即使立即召开国会，中国的问题是不是就此可以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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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派的结论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这些都是绝不可能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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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立报》当时发表的一篇社论《最近国事观》中旗帜鲜明地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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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今日之大患，在为人上者，非真知专制之不可以终日，而犹欲窃立宪徽帜，以拥护其无上之威权；在下者又非真知政府之不足以有为，而放弃其已力所当谋者，惟冀他人之我怜，或可取怀而相与。同床异梦，乃至于鼾睡且死而不知悟。悲夫悲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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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历史的现象总是复杂的。请愿国会运动虽然没有取得成功，但它对当时的严重民族危机和清政府的腐朽无能所作的揭露和批判，对于促使国人的觉醒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它所形成的具有一定规模的群众运动，把这部分人卷入实际的爱国政治行动中来，也是有其积极意义的。这个运动的失败，使主张君主立宪的人们经过事实的教训，终于认清了君主立宪这条路在中国是走不通的，从而抛弃了对清政府的幻想，逐步走上同情或参加革命的道路，这对于辛亥革命的反清成功是大有益处的。得人心者昌，失人心者亡。清政府既然拒绝了全国人民的一片爱国之心，其灭亡的丧钟也就隐隐响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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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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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河口起义失败后，海外保皇党人对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大加讥嘲谩骂，责其“徒骗人于死，己则安享高楼华屋，不过‘远距离革命家’而已”。同时，同盟会内部也出现反对孙中山的风潮，灰心、怀疑的情绪滋生蔓延，“举目前途，众有忧色。询及将来计划，莫不欷歔太息，相视无言”。革命的宣传与鼓动，一时陷入低谷。在这种情况下，汪精卫主张借助暗杀和恐怖活动，来证明同盟会领袖并非贪生怕死，以此恢复党的斗志和团结，挽回民众对革命党的信心。于是，他主动提出自己去北京刺杀摄政王载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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