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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邦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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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国家大势，后半年即异于前半年，后几日即不如前几日。大局一坏，自己利益何在？且今日诸君细想，除却国会外，尚有何救亡之策？如无他策，则必当赞成速开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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闵荷生在会场上大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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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人反对？请登台说明反对之理由。若无人陈说，即是全体赞成，请付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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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采取起立表决法。议员全体起立后，汪荣宝大呼：“中国万岁！国民万岁！立宪政体万岁！”一时欢声雷动。资政院随即专折具奏：要求“明降谕旨，提前设立上下议院，以维危局而安群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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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后，18省督抚联名要求设立国会和内阁的电文也已到京。现在，到了清政府最后下决心的时候了。但在需要拿出勇气进行抉择的关头，清廷却在进退两难、犹豫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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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前此也谈过一点预备立宪，其目的是以立宪之名行集权之实，以确保满洲贵族的统治地位；立宪派要求立宪，目的却在通过立宪取得部分参与政权的权力，并用以阻止革命的爆发。两者之间显然存在着不小的矛盾。这里，中心问题就是一个“权”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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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3日，清廷召开御前会议，反复权衡利弊得失，觉得在这种情况下要是再不提前召开国会，就将陷于更加孤立的境地，对维护自己的统治是不利的；但又害怕当他们筹划中的皇族内阁尚未成立、他们盘算中的一些重要措施尚未付诸实行之前，一旦国会成立，七嘴八舌，就会受到很多牵制，不易实现。这样，他们就想在夹缝中寻找一条出路：既同意提前召开国会，但决不能在明年即行召集，而要留出时间让他们能抢先解决上述这些问题。这个想法，以载泽、毓朗主张最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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毓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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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危迫，国会诚不可不速开。然不先明定国事，则政府与国民遇事争执，必不免纷扰。故必先设新内阁及确定海陆军进行政策，再开国会，庶君权不至为民权所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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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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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国税、地方税未分，遽开国会，恐人民争执。且朝廷注重国防，人民注重实业，目下来访舆论，已多主张裁减海陆军费，甚有主张停办海军者。故必先立新内阁，明定国是，然后再开国会，方免一切纷扰。为今之计，应明定宣统五年召集国会。既不阻绝人民之请愿，而乘此二年工夫，可以确定各项要政办法，并须立降明谕成立新内阁。故本日主要问题当先规定新内阁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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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清廷还有一重顾虑，害怕答应得太爽快，会造成一个大权旁落的印象，仿佛朝廷不能做主了。因此，一定要表示出：“此次缩短年限，虽由于臣民之公请，仍出自朝廷之独断。”最后，御前会议决定：将召开国会的期限缩短三年，改在宣统五年（1915年）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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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清廷颁发上谕。上谕中先承认：“今者人民代表吁恳既出于至诚，内外臣工强半皆主张急进，民气奋发，众论佥同。”接着，又重新弹起所谓准备不及的老调，说：“唯是召集议院以前应行筹备各大端，事体重要，头绪纷繁，计非一二年所能蒇事。”从而宣布：“着缩改于宣统五年实行开设议院。”又说：“此次缩定期限，系采取各督抚等奏章，又由王大臣等悉心谋议，请旨定夺。”表示大权仍操之于上。不是代表们请愿的结果。并且斩钉截铁地说：“应即作为确定年限，一经宣布，万不能再议更张。”“此后倘有无知愚氓，藉词煽惑，或希图破坏或逾越范围。均足扰害治安，必即按法惩办，断不使于宪政前途稍有窒碍。”同日，又令所有各省代表人等，着“即日散归，各安职业，静候朝廷详定一切，次第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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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请愿国会运动再次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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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谕颁发后，立宪派内部发生了分化。一部分人认为：召开国会的日期提前三年，请愿就算取得了一定结果，可以就此收场。京师商学各界，首先张灯庆祝。各省咨议局及商学界团体，也有致电资政院表其感谢之意者。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以张謇为首的、最早发起第一次国会请愿的江苏等咨议局这时也采取这种退缩的态度。11月7日，江苏、浙江两省咨议局致电资政院，祝贺国会提前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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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大多数人对这种结果是不满意的。浙江高等小学堂学生王克憙，只有11岁，听到宣统五年才开国会的上谕后，“急取小刀，割破左手小指，以右手食指濡血写‘请开国会’四字”。河南、湖北、福建、江西、直隶、陕西等省咨议局致电国会请愿代表团，要求继续努力，力争速开国会。直隶、山西、陕西三省国会请愿同志会也致电代表团，力争国会期限务求再行缩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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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国会请愿代表团致书各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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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气万力，得国会期限缩短三年，心长力短，言之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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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命既下，度非复挟一公呈、一请愿书可以力争也，又非复少数人奔走呼吁可以终得请求也。惟诸父老实图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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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团意识到，再靠少数人的请愿是不能解决问题了，需要改换办法。改换什么办法？他们没有说。但这是一个重要的新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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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请愿失败后，立宪派再也没有发动起第四次全国性的请愿运动。但有些地区依然群情激昂，奋起再请，而以东三省和直隶为最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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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6日，奉天8团46州县各执本团旗帜，共集咨议局，约同前往总督公署请求代奏于明年即开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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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行以前，有商会讲员兼奉天《商务日报》编辑员张进治断指洒血书旗，字迹模糊，一痛欲绝，欲赴公署自戕。商会总理田君绪圣权力劝阻，将其血旗执为前导。见者惨目，无不感动，遂于11点钟成行。咨议局议长吴景濂被公推为奉天全省代表，捧愿书前行，各团体次之，各州县又次之，皆步行，部署严明，人无哗者。沿途不期而加入者约近万人，首尾长续二里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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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公署后，吴景濂亲将请愿书向东三省总督锡良呈递，内称：“诚俟及宣统五年，而此土尚为我有与否已不可知。”“仍恳奏请明年八九月召集议院，以系人心而维大局。”代表宝崑说：“现在日韩合并，日俄逼视，若再因循，即变为日满合并，此种大事恐难担保。”当时人群挤满公署内外，“号哭之声振动全市”。同日，锡良上奏，请求“再降谕旨，定于明年召集国会”，并且说：“时危势迫，为民人之大患，亦朝廷所深恫，何必靳此区区二年之时间，不与万姓更始耶？”这些话从一个封疆大吏口中说出，已经算是相当大胆了。但四天后就接奉硃批：“缩改开设议院年限，前经廷议详酌，已降旨明白宣示，不应再奏。”对此，《民立报》接连发表评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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