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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国会请愿运动都发生在辛亥革命爆发前夜的1910年。这时候，清政府的内外危机都在迅速地激化，它的统治地位已经到了摇摇欲坠的地步。国会请愿运动的事实充分证明：对这个极端反动而腐败的政府已不能再抱有任何期望了，指望由它来进行任何根本性的改革，其实无异是与虎谋皮，只有坚决揭穿它的真面目，破除人们对它的幻想，不惜作出重大牺牲，用革命的手段将它推倒，才能使历史的车轮向前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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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请愿运动是在维护清政府统治的前提下进行的。它把君主立宪宣扬成当时救国的唯一良策。仿佛只要国会一开，奇迹就会出现在眼前，一切就都会好起来。并且一再告诫：不许有任何越轨的举动。这就使一部分热情寻求救国真理而又认识模糊的人被指引到一条劳而无功的歧路上去。这个运动还明确地把抵制革命作为自己的重要目标之一。第三次国会请愿运动中，请愿代表对载泽说：“我国上下隔阂，朝廷与人民俨成两家，是以起革命之说，生满汉之界。趁此咨议局、资政院及各省人民之请愿，若蒙朝廷俞允，可以联上下为一心，谋政治上一致之行动。一切界说，全行消除。此种精神，可以永久不敝，即可以为万年有道之长基。”孙洪伊领衔所上资政院书中也痛陈现在已“嗷鸿遍野，伏莽满山，举国僝然，不可终日”，“乱源不拔，为患方滋”。他们的打算原来是：用君主立宪的政治方案，用提早召开国会的办法，来巩固清王朝的统治，以消除革命的爆发。可是，因腐败到极点而变得异常愚蠢的清政府连立宪派的这些忠告也听不进去，硬是加以拒绝，最终把立宪派推向了革命的阵营，结果加速了革命的爆发。这是违背立宪派的初衷的。从这个简单的事实中也可以看到：立宪派发动的请愿国会运动，既值得人们的赞许、同情，同时其方法又值得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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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革命派在驳斥立宪派的和平请愿时，就提出了两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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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政府有没有可能真像立宪派所期望的那样立即召开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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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即使立即召开国会，中国的问题是不是就此可以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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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派的结论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这些都是绝不可能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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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立报》当时发表的一篇社论《最近国事观》中旗帜鲜明地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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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今日之大患，在为人上者，非真知专制之不可以终日，而犹欲窃立宪徽帜，以拥护其无上之威权；在下者又非真知政府之不足以有为，而放弃其已力所当谋者，惟冀他人之我怜，或可取怀而相与。同床异梦，乃至于鼾睡且死而不知悟。悲夫悲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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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历史的现象总是复杂的。请愿国会运动虽然没有取得成功，但它对当时的严重民族危机和清政府的腐朽无能所作的揭露和批判，对于促使国人的觉醒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它所形成的具有一定规模的群众运动，把这部分人卷入实际的爱国政治行动中来，也是有其积极意义的。这个运动的失败，使主张君主立宪的人们经过事实的教训，终于认清了君主立宪这条路在中国是走不通的，从而抛弃了对清政府的幻想，逐步走上同情或参加革命的道路，这对于辛亥革命的反清成功是大有益处的。得人心者昌，失人心者亡。清政府既然拒绝了全国人民的一片爱国之心，其灭亡的丧钟也就隐隐响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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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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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河口起义失败后，海外保皇党人对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大加讥嘲谩骂，责其“徒骗人于死，己则安享高楼华屋，不过‘远距离革命家’而已”。同时，同盟会内部也出现反对孙中山的风潮，灰心、怀疑的情绪滋生蔓延，“举目前途，众有忧色。询及将来计划，莫不欷歔太息，相视无言”。革命的宣传与鼓动，一时陷入低谷。在这种情况下，汪精卫主张借助暗杀和恐怖活动，来证明同盟会领袖并非贪生怕死，以此恢复党的斗志和团结，挽回民众对革命党的信心。于是，他主动提出自己去北京刺杀摄政王载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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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在《致南洋同志书》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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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侪同志，结义于港，誓与满酋拼一死，以事实示革命党之决心，使灰心者复归于热，怀疑者复归于信。今者北上赴京，若能唤醒中华睡狮，引导反满革命火种，则吾侪成仁之志已竟。弟不敏，先诸同志而死，不获共尝将来之艰难，诚所愧恧。弟此行无论事之成败，皆无生还之望。即流血于菜市街头，犹张目以望革命军之入都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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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汪精卫北上行刺，不敢向坚决反对的挚友胡汉民当面告别，怕胡汉民硬把他留下，他咬破手指给胡汉民留下血书：我今为薪，兄当为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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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汉民见到血书时，当场哭得昏了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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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考虑到汪精卫是同盟会中非常难得的人才，没有明确支持其北上行刺，汪精卫不得不自寻同道。他首先想到的是四川人黄复生。黄复生是同盟会元老，他读了汪精卫《革命之决心》一文后非常感动，汪精卫将北上行刺的计划告之，尚未讲完，黄复生就大笑道：“铭兄，我和你一起北上，做革命之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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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再找到同盟会中会做炸弹的喻培伦，喻培伦慨然相允。当然，最坚决追随汪精卫的是陈璧君，因为此时她已经深深地陷入了爱河而不能自拔。有人开玩笑道：“你有英国护照，当然不怕。到关键时刻，将英国护照一抛，英国领事馆自会来救你。”陈璧君二话不说，拿出英国护照当场撕成碎片，以示与汪精卫同生死共命运之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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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早在1908年3月，汪精卫在马来亚槟城，结识了华侨巨富陈耕基的女儿陈璧君。当时，汪精卫26岁，风华正茂；陈璧君17岁，婷婷袅袅。汪陈相识，遂引出一段中国近代历史上的荡气回肠的新式婚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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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璧君之父陈耕基是孙中山革命的积极支持者，经常捐款捐物。孙中山则定期将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带给陈耕基。陈璧君在父亲那里如获至宝，如饥似渴地阅读这份令人振奋的报纸，一期不落，由衷地为主笔汪精卫那犀利的思想、炽热的胆识、飞扬的文采所折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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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初，汪精卫来到马来亚槟城讲演，曾因事走访陈耕基家。陈璧君在台下听汪精卫讲演，由母亲卫月朗陪伴，在家中见过汪精卫，虽未交一言，却为汪精卫的风流倜傥、豪情满怀而面红心跳。她不知自己心有所动，因她已由父亲做主，与一个华侨巨商的儿子订了婚，且嫁期在即。陈璧君接受《民报》所宣扬的西方个人主义，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憧憬西方自择结婚对象的自由恋爱。她与未婚夫谈到革命，谈到自己将来准备投身革命，而未婚夫却对革命没有兴趣，称：“革命是男人的事，女人搞革命像什么样子。”她顿时以思想差距太大，选择“退婚”。陈耕基开始不同意，但无奈陈璧君态度坚决，只好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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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汪精卫也有未婚妻。汪精卫年幼时父母双亡，15岁时，长兄汪兆镛为他择一同事之女刘氏订了婚。汪精卫在日本参加革命，汪兆镛来信斥责他拿朝廷公费出国，却干背叛朝廷之事，要他悬崖勒马，以免连累全家。汪精卫明白长兄用心，写信声明断绝家庭关系，并解除婚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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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人兆铭在日本从事革命之事，已被朝廷发觉，谨自绝于家庭，以免相累……吾为革命流血，志矢不渝，谨请谅鉴。罪人与刘氏由家庭做主，曾有婚约，但既与家庭断绝，则此关系亦当随之断绝。请自今日始，解除婚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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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兆镛接信，只好为汪精卫解除了婚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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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璧君退婚后，于19O8年7月搭乘荷兰客船来到日本，经孙中山特批，宣誓加入同盟会，到《民报》编辑部与汪精卫一起工作。陈璧君到《民报》后，成了未婚年轻编辑们的追求对象。陈璧君却只倾心于汪精卫一人。其原因之一，竟是由于汪精卫像清教徒一样生活，被人称为“道学先生”，且汪精卫声称“革命家不结婚”。汪精卫对陈璧君说，革命家生活无着落，生命无保证，革命家结婚必然陷妻子于不幸之中，让自己所爱之人一生不幸，这是最大的罪过。汪精卫越说不结婚，陈璧君就越感动、越爱汪精卫。但汪精卫却从来没有碰过陈璧君一个指头。后来汪精卫说：正因为他太爱陈璧君，他才没有碰陈璧君一下，他不想毁了陈璧君一生的幸福。因此，当汪精卫以行刺来重新唤起革命党斗志的决心下定后，陈璧君自然义无反顾地追随他前往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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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底，黄复生、喻培伦、汪精卫、陈璧君等先后来到北京。他们在琉璃厂租了一间民房，开设“守真照相馆”以为掩护，拟在庆亲王奕劻府附近的小石桥下埋炸弹，由汪精卫藏身阴沟，待摄政王载沣过桥时用电线引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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