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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3月31日夜，汪精卫等人用照相的遮光布把炸弹包好，用骡车运到桥边，黄复生、喻培伦往小桥下挖坑埋炸弹，汪精卫和陈璧君坐等。陈璧君知汪精卫明日将与载沣同归于尽，这将是他们两人的最后一夜，不禁紧握汪精卫的手轻轻哭泣；汪精卫心潮澎湃，默默无语，时间一分一秒过去。突然，四面狗吠声起，众人只好作罢。翌日夜再来，又发现电线太短，不够用，无功而返。第三夜，黄、喻两人好不容易将炸弹埋好，黄复生发现“有三人持灯笼下桥寻觅”、“良久乃出”。结果当夜，炸药罐被警察搜走。汪精卫等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喻培伦赴东京再买炸药，黎仲实、陈璧君赴南洋筹款，汪精卫、黄复生留守北京，策划下一次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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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府附近发现炸弹，顿时满城风雨。有说是溥伦贝子想篡位而为；有说是庆亲王奕劻欲借此中伤肃亲王善耆；有说是载洵、载涛两贝勒从英国带回的炸药，因包纸上写有“伦敦”字样。一时，清廷如同大祸临头，严命出动所有警察、侦探，要求尽快破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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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警察侦出装炸药的铁罐是“守真照相馆”向骡马市大街鸿太永铁铺定做的，遂派人化装混入照相馆，盗出革命党的机密文件，证实此次暗杀正是革命党所为，首谋即是朝廷通缉的汪精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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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4月16日，汪精卫、黄复生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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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入狱后，曾数度企图自杀，以示“薪尽饭熟”的必死决心。一次他看到狱中有口小井，想跳井而死，但井上大下小，不能容身，自杀没成。又一次见墙上有颗铁钉，想一头撞死，但钉子太高，撞不到，没有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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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狱中，汪精卫还作诗四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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衔石成痴绝，为波万果愁；孤飞终不倦，羞逐海鸥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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姹紫嫣红色，从知渲染难；他时好花发，认取血痕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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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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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青粼光不灭，夜夜照燕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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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5日，清廷法部开庭审理汪精卫行刺未遂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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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之上，汪精卫慷慨陈词，声称“孙中山先生起事兵败后，我决心炸死载沣以振奋天下人之心”。汪、黄视死如归，不但没有招供同党，反而争着承担行刺主谋之责，希望以此减轻对对方的刑罚。汪、黄二人之举感动了听众，震动了担任主审的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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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耆（1866—1922），字艾堂，号偶遂亭主人，肃武亲王蒙格八世孙，袭封，官民政部尚书。据说，善耆是清廷中的新派人物，同立宪派、革命党人都有联系。他想借这两股势力，登上内阁总理的宝座。各省咨议局代表请愿提前立宪时，清廷各大员避之唯恐不及，善耆却独树一帜，在民政部大堂迎见各代表。谈话至紧要处，忽然掷冠于地，唱了一句“先帝爷白帝城龙归天境”的戏词，意思说：先帝光绪若在，立宪早已实行！当看到从汪精卫身上搜缴的三份汪精卫亲笔手稿《革命之趋势》、《革命之决心》、《告别同志书》时，善耆表示佩服革命党的人品、见识和献身精神，甚至声称：“如果我不是出生在王族，早就加入革命党反叛朝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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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林思云《一个真实的汪精卫》中记载：汪精卫入狱后，肃亲王善耆亲到狱中看望。二人频频交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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肃亲王：汪先生《民报》篇篇大作，我都曾拜读。汪先生主张中国必须自强自立，改革政体，提倡民众参政，效法西方立宪，这些与朝廷主张一致。目前朝廷正在筹办预备立宪，建立国会让民众参政议政，不正是先生争取的革命目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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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我们革命党人主张的绝不是立宪，而是要推翻封建专制，实行三民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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肃亲王：我以为“三民主义”见识偏狭，不能成为今后中国的指导理念。为什么宣扬灭满兴汉？民族仇视能使中国实现五族协和吗？为什么要搞流血革命？我们已经答应实行宪政，用和平的宪政方式实现政治主张，不是比流血革命更好吗？邻国日本不正是君主立宪的成功榜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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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很多人用日本君主立宪成功的事例反对革命。但日本明治维新，是西乡隆盛用武力从幕府手中夺来的政权，绝不是幕府微笑着把政权交出。现中国搞君主立宪，并不能解决长年的腐败弊害，国会不过是君主的傀儡走狗，将其作为民权支柱不过是一种幻想。只有革命才是救中国的唯一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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肃亲王：中国政治十分复杂，各种民意纷缠不一，改革政体岂能操之过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列强觊觎，不忍不谋则乱，还请汪先生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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肃亲王原想说降汪精卫为清廷效力，但见汪精卫革命志坚，没有再为难他。两人关系似乎不是政敌，倒有些近似朋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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聪明的善耆意识到：革命党的人目的就是杀身成仁，他们早已做好“薪尽饭熟”的献身准备。预备立宪期间，杀几个革命党人无济于事，不仅吓不倒不怕死的革命党人，反而会激发民众对清廷的更大的憎恶，会导致更多的革命党人铤而走险。为“标榜立宪，缓和人心，并羁縻党人起见，不如从轻发落为佳”，于是反复为汪精卫等说情。最终，摄政王载沣同意了善耆的意见。4月29日，清廷以汪、黄二人“误解朝廷政策”为由免除死罪，判永远监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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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被捕后，孙中山喟然长叹道：“兆铭是吾党一位大人才，失去他好比断了我一只手臂。”胡汉民亲自奔走各地为营救汪精卫演讲筹款，同盟会东京总部和世界各地的支部均发起营救汪精卫的行动。通过营救汪精卫，一度陷于分裂的同盟会开始弥合，民众重新对革命党有了信心。这正合汪精卫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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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很快，各省纷纷相继宣布独立，清政府为挽回颓势，27日发布《罪己诏》，30日开放党禁，同日，内阁奏请释放汪精卫等人中有：窃见证兆铭（即汪精卫）等一案，“情罪事出有因”，“在汪兆铭等，以改良急进之心，致蹈逾越范围之咎”，“当日朝廷不忍加诛”，合宜“将此案监禁人犯汪兆铭及黄复生等，悉予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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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6日，汪精卫、黄复生被清政府开释。北京各界一千余人前往法部大狱迎接，观者如潮。12月，汪精卫乘船到上海，陈璧君正在那里等着他。这对经过生死考验的恋人终于举办了盛大的婚礼，成为了终身的伴侣。汪精卫实践了他“革命成功后，一不做官，二不做议员，功成身退”的诺言，返回八年没有回过的故乡拜见兄长，然后于1912年9月携陈璧君前往法国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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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汪精卫与陈璧君再也没有分离，直到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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