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813722
1706813723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301-25123-2/K．1076
1706813724
1706813725
出 版 发 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1706813726
1706813727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1706813728
1706813729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北京大学出版社
1706813730
1706813731
电 子 信 箱：pkuwsz@126.com
1706813732
1706813733
电 话：邮购部62752015 发行部62750672 出版部62754962
1706813734
1706813735
编辑部62767315
1706813736
1706813737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1706813738
1706813739
880毫米×1230毫米 A5 19.5印张 547千字
1706813740
1706813741
2004年4月第1版
1706813742
1706813743
2015年1月第2版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1706813744
1706813745
定 价：75.00元
1706813746
1706813747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1706813748
170681374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1706813750
1706813751
举 报 电 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1706813752
1706813753
1706813754
1706813755
1706813757
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第二版） 绪论
1706813758
1706813759
一
1706813760
1706813761
人生有缘。生长于人杰地灵、山水甲天下的桂林，偶然机会，到过雁山公园。在风景如画的环境里建造园林，胜意处自然只能求诸山水之外。当时羡慕的是园中一株既高且大的相思古树，据说十分名贵，后来才知道那座园本是晚清名臣、民国元老岑春煊的一处私宅。几十年过去，园主已然成为游园少年研究的对象。
1706813762
1706813763
1993年在日本访问研究期间，曾由久保田文次教授引导游览镰仓江之岛，霞光水色，景色绮丽，令人胸襟一阔，特意请十分熟悉近代中国人在日本活动史事遗迹的久保田教授指路，来到岛上的金龟楼前流连片刻。1899年7月，梁启超等12人结义于此，有心反清，并与乃师康有为立异。光阴似箭，百年将过，人去楼非，只有楼名依旧。斜阳之下，令人顿生几分苍凉，无限感慨。这两件事，或无心，或有意，由一缘字连接，百年时空，刹那接近。
1706813764
1706813765
研治庚子勤王史事，开始可谓误打误撞。本来师友相邀，分工合作，撰写一部较为详尽的孙中山传记。因为前此参与编撰《孙中山年谱长编》，分得1895—1905年部分，这一段自然归我起稿。用数月之功，得十万余字，将乙未至庚子一节草就。但渐渐发觉，比照新出材料，既有思路破绽百出，难以弥缝，于是抛开原稿，不循旧路，重新由解读材料入手，以去心中疑惑。因为有了前段的教训，对于新旧材料的区别以及旧说与历史本相的差异，感觉格外敏锐。通过比勘参证各类新旧材料，相关人事及其复杂关系逐渐清晰，历史本相的脉络轮廓日益显现。当时隐隐察觉揪住一桩历史大案，剥茧抽丝，可以发覆。不曾想仍须再用十余年苦功，才能大体作一收束，并且不少问题还须留有以待。治史之难，局外人何尝能够体会万一，其中的艰辛与乐趣，何足为外人道哉。
1706813766
1706813767
二
1706813768
1706813769
治史首要，在于史料与问题的配合恰如其分。就史料而言，应恰当把握新旧材料的关系。近代学人多偏于用新材料研究新问题，一味重视发现新材料，而置基本史书史料于不顾，难免离开大体，纠缠枝节，失之于隘，最终陷入凿空蹈隙的偏窘境地。只有熟悉既有史料、基本史实与研究对象的整体，才能将新史料安放于适当的位置，并据以判断研究的进展是否恰当。而没有新史料的发现，一味用后来外在的系统条理对现成史料与问题重新解释，也容易翻云覆雨，流于牵强附会。[1]研究晚近史事，上述规则尤为重要。
1706813770
1706813771
治学途则，一为先因后创，一为不破不立，前者可以得道，后者易于成名，恰如武侠小说中练习正宗武功与旁门左道之别。晚近以来，学人多以打倒前人立异，然后借助根在外面的西学竖起标杆，以代际兴替之名，行派系分立之实，独树一帜，唯我独尊的大言之下，不过想争取一定的生存空间。以当下的时髦语，便是要取得话语霸权。而群雄并起，各不相下，均将一孔之见放大为整体趋势，反而导致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局面，暴雨横潦，难得持久，易于过时。其实，国人竭平生之力以治中学，尚难识大体，游学海外，除陈寅恪等少数遍学者外，大都只得一端，甚至只得一学位而已，更不用说通过交流与国际接轨而来的道听途说，或读西书摸着石头过河的个人体验。盲人摸象，不得不以偏概全，又急于贡献于国人，只好放大本位，以欺世而自炫。即使侥幸遭遇学术主流，而以欧洲为中心的学术思维又大别为人本与科学两大流派，定期轮回，用于欧美得其所哉，移植中土则未必适宜。费孝通教授晚年回顾其经历的三大导师，反而对史禄国赞词稍多，决非同情弱者。[2]
[
上一页 ]
[ :1.706813722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