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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情况的变化，康有为等人调整了策略。四个月前，梁启超发表《论保全中国非赖皇上不可》，批评当时关于保全中国的各种意见，甲说望西后、荣禄、刚毅等他日或能变法，乙说望各省督抚有能变法之人并进入政府，丙说望民间革命军起，仿效美、法实行共和独立，参照中国的实际，各说均不可行。“故今日议保全中国，惟有一策，曰尊皇而已。”[47]至于保全之道，《知新报》的《保身保家说》主张其道有三，一是尊皇，二是养才，三是合众。[48]欧榘甲《论救中国当以救皇上为本》，更直接呼吁“我同胞忠君爱国之士，其可以拔剑而起矣，其可以投袂而兴矣”[49]，重心显然在于依靠民间力量勤王举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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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离开日本后，向英国求助不果，1899年7月，在美洲成立保皇会。8月4日，光绪三十岁寿辰，美洲、南洋各埠华商，纷纷发电至总署祝皇帝万寿。[50]其间再次提出光绪复政的要求。康有为的《美洲祝圣寿记》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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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各埠，曰域多利、曰湾高花、曰袅花士眠士打、曰舍路、曰砵伦、曰砵当臣，并燃灯升旗，各以电致于四万里外之故国总署，问圣躬安否，祝圣寿万年，愿皇上复政以保中国。语虽不同，而义不出此也，此海外未有之举也。[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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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显然是保皇会统一部署的结果，表明其尝试通过动员海外民众施加压力的办法来达到保皇复政的目的。此举引起西太后的注意。总署将各埠来电汇集上闻，“西后因询本年十月与及甲午年时，外洋华旅亦有如此电词祝贺否。佥答曰无”[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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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后，新加坡华侨邱菽园、林文庆等人接读9月4日上谕，“惟朕躬服药日久，未见大效”，联络阖埠华商，于10月12日致电总署，奏请圣安。[53]外报报道：南洋新加坡、吉隆等埠清国绅商，咸联名电请皇帝安，“清民归附皇帝，如赤子之恋慈母，此清国不亡之象也”[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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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2日，为西太后寿辰，南洋各埠华民又一次借贺寿之名，致电总署，指太后耄期已届，不宜过劳，而皇上圣体大安，应当归政颐养。[55]一时间各埠华商纷纷继起发电。据《天南新报》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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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坡闽商邱君菽园等首倡电请圣安之举，京师震动，内外向风，南洋一带，如吉隆埠、如八打威埠，皆起而抒依归圣主之诚，电请圣安，并请太后归政颐养。又香港教士及横滨商民，亦有电请圣安并归政之举。可知人心思主，讴歌讼狱，各有同情。天若祚汉，我皇谅必不长此终古也。兹复接美洲友人来信，述及美洲属地，凡华人通商之埠，皆有呈请圣安并请西后归政之电，统计一十三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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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开列的13埠为：“满地河、锦录、湾果华、域多利、二埠、乃公埠、舍路、气连拿、砵伦、罗省忌列、波布顿、正埠、连拿仔。”此外，“尚有多埠续起者”[56]，如越南的海防、河内、南定、秘鲁的利马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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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7日《东京日日报》报道：“支那居留外国之商人，近数月纷纷联名奏陈于西后，请其归政于光绪皇帝，共三十余起，已叠纪前报。顷又得北京来信，暹罗居留华人，亦有此举。”该埠华商陈斗南、王珏潘、于炯、吴添发等3万余人联名奏请太后撤帘，皇上亲政，速行新法，以洽群情而救危局。[57]“因月前星嘉坡各华商奏请归政，太后甚怒，故此次不敢进呈，恐遭谴责。”[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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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随之有了反应。1899年9月15日出版的《知新报》第99册刊登了《杭州驻防瓜尔佳拟上那拉后书》，提出“和两宫以图自存，和两党以策自强，和四彝以求自保，而其功则必自杀贼禄始”，并历数荣禄欺太后的十大罪状，认为所以能和之道，“则必以复位归政为第一义”。此文在《国闻报》也刊出，注云七月廿二日（8月27日）呈刚钦差（毅）代奏。严复阅后函告张元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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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词语最足惊人，兄如未见，亟取观之。“中外时事，非杀贼某不可”。此所谓某者，不知所指何人，然观后文所列十款，似是当今首相；盖非首相，他人无节制南北水陆各军事也。书言其人强悍无识，敢无[为]不道，包藏祸心，乘间思逞；维新不可不杀，守旧更不可不杀。言语激烈，可谓至矣、尽矣。[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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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原文直书荣禄之名，作者应为金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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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面向中国内地读者的香港《华字报》刊登了以“大清国十八行省等臣民”的名义撰写的《拟布告各国公请皇上力疾亲政文》，呼吁英、俄、德、法、美、日本等国驻华公使，“申明大义，速提劲旅，驰赴燕京，公请敝国皇上力疾亲政，以顺人心”[60]。《中外日报》《汇报》等刊物连续发表论说，公开要求慈禧归政，光绪复权，重行新政。[61]当年京畿一带大旱，祈雨久无灵验，坊间也传言是幽囚圣主，且有废立之心，触天之怒所致，预言必将有忠直臣僚抗疏请太后撤帘，皇上复政。[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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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方面似也有所反响，当月伦敦《国家温故报》刊登左治安的意见，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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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外部衙门可递一国书与中朝，痛陈中国之危，力请归政光绪君，复行上年新政之令，并宜通知美、日两国，同时上此式国书，三国合力如此，西后虽顽，未必敢逃公道，或可不复阻挠新政。皇帝既复其位，自必召还各逋臣，并请外国精明之士为客卿，则不难振起老睡之国。彼之国权不失，我之商利亦不失，自然化却许多难案。[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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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太后作出复行新政的姿态，或许只是施放烟幕，朝野内外的反响则显得多少有些信以为真。其时清廷派刘学询等人赴日考察商务，暗中交涉订约、“交康”或“除康”事宜，坊间传闻，却是要重新起用康党。皮锡瑞在日记中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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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朝议召日本小田七及刘学循、李徵庸管度支，有“新政可望复行，新党可望复用”等语。周郢生家信，长信授意李，使康、梁返国，伊藤入辅。……夏子翁来拜，嘱觅先生。询以时事，云杨崇伊所奏，庆王、小李从中主持，派刘学循、庆长与日领事小田七同往东洋，请伊藤与水师提督某某来中国。[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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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幕下的陈庆年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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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此次庆宽自日本还，有条陈十二则呈庆王进呈朝廷，均允行。是又有维新之机矣，甚美事也。[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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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当朝执政的后党官僚感到几分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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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邸出语人曰：上年主子讲什么变法，咱们几乎没有饭吃，幸亏老佛爷扳过来。今年连老佛爷亦讲什么维新，看来不久康有为一班人就要开复起用，那时还有咱们走的路吗？[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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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走向的不确定令传媒无所适从，对于西太后的好恶尤其难以捉摸。《知新报》第95期转载了7月22日香港《士蔑报》的一则报道，可以视为当时传媒揣摩不定上意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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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内廷大乱，西后、荣禄、庆亲王、李鸿章各分党羽，密布计策。西后始倚荣禄为心腹，任其练兵，今见其弄权，恐其逼己，以庆邸亲贵，故用以抑荣禄。且以李鸿章有才，凡与俄交涉，皆经其手，故西后重之。荣禄虽顾盼自雄，亦不过如小子，凡与外国交涉，皆守向来憎恶外人之故态，以遗西后忧。庆邸虽较忠于荣禄，亦无远知识，……李鸿章今日即能办事，想不过自清首尾，未必于太后之命有所加。李权全得自交涉，与荣禄不同，故人皆欲去荣禄。荣禄节制北洋，凶戾之气，遍于北京，与刚毅之南下两江，其凶戾遍于南洋相等。太后今亦知之，故回心易虑，假意向慕康有为之说，欲讲变法，尽购康有为所著之书及奏折，览之称善。然此计太浅，非有勇决之诚意，何能动人。即向之归心西后者，亦疑其不至前后相反若是。昨年政变，西后尽反新政，以为康有为之议，为害于国，复旧政，戮新党。然西后本非守旧，亦非维新，只求权势平稳逸乐，非此三者，不能得其心也。今虽观览新党之书及奏折，然既死之士，不能复生，六人本皆为国变法者，今已死矣，况西后之意，究不知何如乎？然其准人读康所著书，其转化人心者不少。吾今虽不知两党将何结局，但宫廷之内，必有不测之变，愿我国人定睛以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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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5日《知新报》第102册转载8月30日伦敦《中华驿务报》的评论，也依据该报天津访事人所说，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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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后之变机甚少，论其人原属聪明，不比北京之守旧党呆同木偶，但其知识，又未能行维新之政以致康氏所条陈之境地。他用守旧党之力以复其权柄，惟同时又嫌守旧党之首领不识事务，反足以生乱，故又假作与维新者和商，其实不知所措，只欲求自己安固，未尝识维新之益，守旧之害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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