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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慈禧开始对各埠华民纷纷请求归政的反应还算平和，“自汉人大官以下及多等人民，同情推戴光绪皇帝，若强行废立，必生内乱。故西后待皇帝，近亦略宽，召见大臣，亦许同见”[67]。“天坛祈雨，圣主竟得同往，当亦两宫渐和之机也。”[68]甚至个别官员当面要求归政也不以为忤。10月2日香港《孖喇报》报道，据北京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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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知县宓昌墀召见时奏对于西后，侃侃而谈，特请其撤帘，归政皇上，又谓不可用荣禄练兵，不可用刚毅筹饷等语。情辞恳切，两宫大为感动。皇上恐西后动怒，叱其不得妄语。西后亦不怒之，但目为疯子。而该县令仍言言痛切，毫无顾忌。[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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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宓氏奏对时还称康有为才不可没。此事未必真确，《天南新报》却为此发表评论，盛赞其言为“人人有是心，人人不敢出诸口”的“天理人心之公”，可以唤醒人心，“上足以措皇上于安，中足以寒奸臣之胆，下足以苏士民之气”。[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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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担心大权旁落的后党官僚更为不安。前此西太后有意趋新，守旧官僚即有种种异动的传闻，甚至有消息说奕劻、刘坤一和小田切万寿之助密谋策划推翻西太后，恢复光绪的帝位。[71]这种以进为退的可能性当然极小，他们最可能采取的对策，是一方面加紧迫害变法派，另一方面设法将西太后拉回保守的轨道。而复政危及西后的地位，无疑是最好的口实。西后明白不识时务很难生存，不能一味恪守祖宗成法，但绝不能容忍海内外商民合力要挟，更不会迫于社会压力而轻易交出手中的权力。西后万寿时，“各埠华商均发电恭祝，惟末语皆有请西后归政者。电到总理衙门，大臣竟将末语删去，乃进呈。后刚毅欲激怒西后，故将其事而直陈之，西后为之变色”[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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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亡海外的康有为等逋逃客，依然是当朝执政的心腹大患。政变以后，清廷虽然宣告概免株连，暗中却加紧严拿深究，1898年秋冬间，密饬各督抚查拿新党，1899年7月5日，又申电沿江沿海各省督抚严办康、梁党羽，并饬招商局于各埠细心访拿。[73]康有为几度隐约声称，各地华侨电请归政由保皇会所鼓动，只是对结果的判断在立储前后截然不同，此前以为：“此事但请归政，并无得罪，宜争忠义，万世流芳。”[74]此后则说：“及仆游海外，人心咸戴圣主，创为保皇会，从者数百万人。六月、十月纷纷电请太后归政于皇上，诸贼忌之。”[75]可见，保皇会开始是想借助西太后有意趋新之机，鼓动海外商民造成巨大的社会压力，以达到归政的目的。不料此举反而勾起西太后的心病，触犯了守旧党的大忌。尽管康、梁等人提出过赎买政策，但是，要西太后和守旧党在这种形势下放弃权力，无异于让他们走上政治的不归路。于是后者选择了与保皇党人的预期完全相反的应对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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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立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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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9年上半年，表面看来政变后尖锐的矛盾和紧张的局势似乎有所缓和，暗地里新旧各方的较量仍在继续，因此不时还有废立的消息传出。5月《字林西报》报道：“北京纷纷传说，谓西六月二十号中朝另立新君，闻践位者为恭王之孙，又有谓为五王爷之孙者，西后恐不能复秉大权，实深焦虑。”《知新报》转载这一消息时，将信将疑。[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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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4日，清廷发布上谕，因光绪服药日久，未见大效，将通晓医学被征召来京随同太医院诊脉的山西汾州府同知朱焜、广东驻防汉军监生门定鳌饬往原籍。此事非同寻常，引起海内外颇多猜疑。郑孝胥在9月8日的日记中判断：“此事何用宣诏？恐朝中有变。”[77]门定鳌回粤后声言：皇上实系无病，所有脉案，俱系太后令其照开，故门君愤惋请回。[78]同日香港《士蔑报》报道:}qc据上海某报之言，谓得接北京消息，知西后所造之铁屋，乃所以监禁光绪皇帝于其中，定于本月废位，而另以一九龄童子继位，仍以西后训政，此童子名溥巽，乃澜公之子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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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0日该报又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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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皇帝阴令心腹内监持密诏往与日本公使，求其转达日皇，设法相救，谓事机极急，稍迟则不独政权无再操之日，即身命亦恐不保。[79]这时京师内外，传言纷纷，互相歧异，真伪莫辨。或谓光绪病重，陷于慢性肾脏及心脏之痼疾[80]；或称春明大有佳音，康有为将归国[81]；或“都中消息，极为骇人”，令人不明就里，忧心忡忡，四处打听，“实在如何，尚望详示。外患如此，而继以内忧，恐人将乘吾隙矣”；甚至有传闻说，“庆王之意欲皇上让位，荣禄之意欲皇上亲政，两人大相龃龉，不能相容，大约俟迁居雍和宫后，必须有一番争论”。朝内各官分为两派，刚毅若回京，必然助庆。[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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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言四起、朝野上下惴惴不安和海外商民接连不断的归政呼声中，旧历己亥年即将过去。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即公历1900年1月24日，清廷突然发布上谕，宣布立端王载漪之子溥儁为皇子，是为己亥建储。此举几乎在所有人看来，都是废除光绪的前兆，其实际目的之一，可能也的确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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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储似乎出于人们的意料之外，既没有保皇会所要求的归政，也没有守旧党所期望的废立。就前者而言，或认为政变后西太后一直蓄谋废立，并无归政打算，海外商民的归政诉求，只是延缓了废立的时间。1899年6月20日，宋恕函告孙仲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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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闻政府已与鄂帅议定：“将行大事，先集兵二十万于京畿。”再与鄂帅订定：“如南洋刘帅有异言，即以湖北兵制其上游，事成，以两江总督永归鄂帅。”大约大事不能出今年以内。其大事为何，则心领神会而已，不忍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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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0日他再次函告孙仲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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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后万寿，海外数百万商民合词电致译署祝寿，并热切请归政皇上。京师大事之举，部署本已大定，因此之故又暂从缓。执政者言于太后曰：“海外数百万商民之请归政，皆康、梁所指使也。故非先杀康、梁不可行大事。”因此有发明谕购康、梁之举也。[83]不过，另一种可能性同样存在，即正是大批海外商民要求复政，并与康、梁连成一气，令西太后感到恐惧，于是重下决心，再行废立。而其间当朝执政的守旧官僚起了推波助澜甚至决定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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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9年10月上旬，清廷两度发布上谕，因旱灾将成，诏诸臣各抒傥论。25日，翰林院编修沈鹏应诏草天灾直言折，矛头直指后党要员荣禄、刚毅和李莲英，认为清朝官制，内外相维，军机大臣，不掌兵权，而荣禄既掌枢机，又握兵权，北洋各军、武卫五军乃至江南练兵，均归节制，南北重权，集于一身，如果其或生异心，难免为曹操、董卓再世。刚毅奉旨筹饷，到处搜刮，民怨沸腾。“凡此二臣所为，皆足感召天灾，诚收荣禄之兵权，以杜异谋；黜刚毅之言利，以平民怨，则人祸息而天灾纾。”太监李莲英私窃威福，天下公愤，应明正典刑，以震慑权奸而风厉天下。折送至总署，总署以体制不合，格不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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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后，沈鹏再上应诏直言折，正式要求如今“为皇太后计，则归政之时也”，同时指荣禄、刚毅、李莲英等“三凶”在朝，上倚慈恩，下植徒党，权震天下，威胁士民，隐与君上为仇雠，“不杀三凶，以厉其余，则将来皇上之安危，未可知也”。而“此三人者，惟皇太后能操纵之，生杀之，皇上之才，非其敌也”。要求太后乘训政之时，“分荣禄之权，惩刚毅之暴，戢李莲英之毒，以绝一切不轨之谋，弭将来无穷之祸”。[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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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鹏的两次奏参，“直声震天下，虽格于堂官不得上，而海内外传诵，译稿通于外洋，几乎洛阳纸贵”。上海《中外日报》《沪报》皆登其文。[85]。11月中旬，南下筹款的刚毅回到北京，趁机将海外商民请求归政的消息透露给慈禧，并且作出了一系列安排。宋恕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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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亥秋后，刚毅又力请速了大事，献策曰：但以虚美名目削坤一之兵权，则必不至激变。坤一既解兵权，则大事可速了。……而刘坤一“着即来京陛见”之旨不久而下矣。军机传电：“太后深念老臣，渴欲见面一谈劳苦。”以此虚优，骗安湖湘之心。一面命新署督于封印时候赶接印，印已交，而京师大事之公文即刻办齐，将于廿七八日下禅位诏于天下，改元保庆而弑旧君。盖从某大臣计：待于岁晚书信鲜通、报纸停刊、人事鲜暇之机会，赶了此一大事，可以万全。[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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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毅回京后递手折开列各省督抚从违之意，“极言惟刘坤一最与圣上意合”，又“谓去年政变时，刘独有电阻梗废立，今议立嗣大事，不先去之，彼必有碍大局。故太后立意解其兵权”。[87]其时荣禄曾密电试探刘坤一的口风，后者答称“以君臣之礼来，以进退之意上”[88]，仍然坚持反对废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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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刘坤一进京陛见在12月24日，在此之前，主要是设法除康。是年10月，康有为以探望母亲病重为名，从美洲东返香港，令清廷感到紧张，加紧行刺计划。其时刚毅恰好在广东，忧虑颇深。皮锡瑞记文廷式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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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祸不足虑。现在空捕康、梁，并王照不问。因康到澳门之故，二人讪长信太甚。长信宁亡大清，必诛康、梁，不至株连他人。[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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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毅返京后，“常常专注拿康，危言耸论，不知又加几许”[90]。在其推动下，清廷先派李鸿章为商务大臣，前往通商各埠考察商务，其实是“西后因各外埠华商电请归政之事，特命李赴南洋，借查察商务为名，欲以观商人之意向，设法劝诱，使向西后而背皇上”[91]。继而改派李鸿章署理两广总督，暗中主持绑架暗杀康有为以及抓捕保皇会员亲属之事。又发布上谕，悬赏购线，以除康、梁。鉴于环境日趋恶劣，康有为只得远避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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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李鸿章署理两广总督的另一原因，据说是为了试探各国对于废立的态度。其时李鸿章赋闲贤良寺宅，一日，荣禄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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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谈晚餐，屏退左右，从容言太后将行大事，天位当易，惟亡命者肆意鼓吹，恐友邦为所惑。夙知公娴习外情，烦一探其向背。李对曰：“我办外交数十年，皆人先谒我，且此系内政，先询人，失国体。如必欲询，当授我以两广总督，我先于《泰晤士报》传其风说，届时外宾必来贺我，询我以国事，我可就而探之。”荣喜，报太后，乃命督两广，外宾果来贺，且询报言。李文忠转叩其意，外宾谓理无干涉，唯国书系致光绪帝，今易帝位，是否继续承认，尚须请示本国云。当时政府多旧人，不习外交，李文忠又或权词以保帝位，故只立大阿哥，内禅之议暂止。[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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