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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怀礼字宝山，绰号徐老虎，庚子年仅35岁，丹徒县南门内人，向开竹店生意，因犯抢案被当局捕获，逃脱后投入盐帮，聚众万余，私盐船700余号。1899年6月20日在七濠口设立春宝山堂，将素来争斗不已的青红两帮统一麾下，“时假仁义煽结人心，赈济贫民，收纳亡命。凡营中弁兵被革者，该匪必罗致之，或以资财恤其家室，或派盐船使其管驾，顺之则生，逆之则死”。1900年2月，“忽来二人到七濠口与徐怀礼说话，自言系康有为一党，闻徐怀礼是个英雄，前来相邀，如愿合伙，即与他同到广东香港见康有为商量，银子军火皆是现成。闻徐怀礼已派郑大发与康党前往探听虚实，至今未回”。[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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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决策用兵后，徐怀礼居然别出心裁地致函江苏巡抚鹿传霖，义正辞严地加以斥责，并通告其准备举兵勤王的计划，函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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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兄阁下：盘踞贵治久矣，恨不得一睹尊范为结。足下赫赫重名，当此巨任，而以苟且禄位，因循时日，坐视荣禄等窥窃神器，挟太后以驭天下，而囚我圣皇，独不闻主忧臣辱之义乎？仆一介武夫，目不睹诗书之陈迹，然窃信君臣二字之义，较公等为稍明者。且吾与子有何仇雠？公等联络二凶，甘心弑主，非仆之所与闻也；而遽加仆匪名，若必得吾首而甘心者。仆具有天良，不忍坐视皇上罹戾太子之戚，已定于秋间整我六师，会师江淮，取道北上，以清君侧，而枭奸宄。大丈夫作事光明磊落，况救吾圣主乎。特此布闻，附呈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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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附谕稿为以“两江两湖兵马大元帅”名义发布的告示，宣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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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帅近奉光绪皇帝密诏：朕自戊戌八月以来，坐受太后凌辱幽禁，惨无天日，其各奸臣荣禄、奕劻等，尤狼子野心，忘恩反噬，日日以谋弑朕躬为事。尔军民人等世受国恩，各有天良，亟宜戮力同心，翦除奸党，以救朕躬。将此通谕知之。为此特布告两江两湖豪杰之士，速速遵诏行事，约于本年秋间，听候本帅军令，即率本部人马会师江淮，取道北上，以清君侧而奠国基，尔公尔侯，爵赏在即，河山带砺，决不食言。若犹执迷不悟，坐失事机，滔天祸起，玉石同焚，悔不可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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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宝山此举，不无蹊跷，等于将自立军的举兵计划公开。当局开始打算“密寄责成江苏皖鄂各督及李秉衡并请交片奴才转饬张春发、陈泽霖二军，不动声色，设法擒拿”[66]。因为当地“水陆各营多受匪贿，暗通消息，长江水师尤甚。惟此两军新募之众，设有事端，可期得力”。荣禄接报，认为“不便令其办理徐匪，恐祸激酿为患”。鹿传霖鉴于“该匪党羽甚众，消息极灵，历年贩私，获利甚厚。以多贿勾通营弁，以小惠要结人心，与各枭争利互斗，杀伤甚多，皆投之江中，无人报案。近复向洋行私购精利快枪数千枝，情殊叵测，隐患实深”，决定“不时侦探，其赴香港沟通康逆之事究竟如何，并密遣妥人，许收重赏优保，授计歼之”。[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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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张謇得知大沽口失守，拜见刘坤一献策招抚徐怀礼。[68]据井上雅二“从徐的部下一个姓熊的人那里得到的消息”，“徐老虎的降伏是一时的计策。随时行动的准备工作已就绪”。[69]但是徐反复无常，诈降变成倒戈，反而协助清军破坏自立军的行动，唐才常等人不得不舍弃江淮而专注于湘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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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立军失败使保皇会士气受挫，随之而来的严防搜捕又加大了再举的难度。不过，保皇会人力物力集于两广，并未伤着元气。康有为虽然痛感“大功未成，元勋先陨，失我良将”，仍坚持发动，甚至为各地会党蜂起勤王的传闻所鼓舞。9月间，他在家书中不断提到：“得上海电来，知长江上游三处起，下游六镇即发，麻城大军入河南迎驾。”[70]“幸麻城一军有十万人北上迎驾，又湖南藩司锡良所带伪勤军为我所袭，力颇厚矣。今变为第二队之勤，若天相助，可望成也。”[71]“长江有人卅万，今下游尚有大力，即决日再起，北上入晋矣。广西亦有布置。”[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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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时李鸿章电告驻英公使罗丰禄照会英国外交部：“康、梁布散党徒，暗结广东著匪区新、三合会首潘新桂、刘福等，联各省会匪，约在两湖、三江、两广起事，名为保国，阴图扰乱。”“枪炮由南洋用棺装运入粤。若不查办，有碍东南商务大局。”[73]英国政府担心其在长江及广东的利益受到影响，指示殖民部电饬新加坡、香港等地总督查办，使保皇会失去了外部支持的便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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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梁启超和容闳先后抵香港，分别会见港督，欲与之“定约取粤”，港督坚决反对，警告“尔等切勿起事”。[74]康有为深知“区区乌合之众，实不能敌港兵”，暗中放弃取粤。但又担心“损办事者之气也”，故秘而不宣，仅“大力令取西”。澳门总局的徐勤、欧榘甲等对此底蕴“亦未之知”，拒绝了港督卜力的请愿建议，继续“眷恋东省”[75]，造成统帅部与前敌指挥所在调度指挥上的严重抵牾，令保皇会的行动陷入混乱。后来康有为函告邱菽园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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仆意今专注于西，而办事人所用者皆东人也（数月相牵，致两无成功，在办事皆东人想东故，以此故处之甚难），以西中人地不宜，皆不欲西而欲东，又有含怒之心也。仆以西人虎视于东，汉事可鉴。即得之，恐为他人作嫁耳。又攻坚非宜（彼备既严，吾实力未足），不若攻虚。累书劝告，而井上未以为然也。以东故费极多矣。今更难继，公谓如何？若以绝东专西为宜，亦望公发一长书劝井上。井上甚称林玉才（林已归井，同办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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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上屡请添械，仆以井上不欲西，故不欲添之。若欲东则添械，不知如何乃为止境。甚恐虽添亦复不足，仍无用。而累月以来，老师糜饷，未得一当。况即得当，尚恐西人不允借为定乱而取之乎？秦西亦极以此为言，戒勿浪举，俟其往英伦订约后乃可行。仆深然其说。然仆此非数年不可，数年之费饷无数，变又无限，安能久待？故不如先西为之愈也。若西既得，遂而取东，其于外交易矣（望同苦劝之，以彼日间迫于举也）。[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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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主持粤事的梁炳光，康有为更是满腹怨言，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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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吾当时人才及饷力，专意于空虚之西，必有所得。而足下当时恋恋于粤，以十八新去，可以窃图，来书必欲试一办东事，不成乃从西，刻日可起。东中议论纷纷，皆和君，仆无如何。十二月事未成，而君以刻日可起，姑听君为之。然君日日皆云能起，终以事机之误，自六月至闰八月，皆不能起。当时给饷与林玉、子盈、云樵，皆因君故，留为接应，不然仆必不发也。[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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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调度乖方，保皇会的东西两军始终筹而不举，莫衷一是。10月6日，兴中会却在惠州树旗起义。清政府因汉事甫平，惠事又起，加上接连收到孙、康两派购械运货的密报，“防戒极严，查搜益密，攻击更甚”[78]。“粤事大局，翼、刚两大路皆为惠局所累。”叶湘南在东莞所办团练被查出，陈翼亭虽得密报出走，“然梧州以其频上下，缉之甚严”，其运械小轮也被迫停开，“部下因此有散者”。康有为“决意令停办东事（日间已累飞书停绝东事），专意西机”，以免“饷累无穷（粤累饷最大），终为所牵”。[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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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粤中党祸益甚，保皇会一些骨干及其亲属被捕。陈翼亭“大为其乡人所攻，致共[其]寄顿之械多致发露，轮不能行，械不能运”，“不能举事，恐此与江事无异”。康有为再度表示：“既决为之弃粤。”[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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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6日，康有为函告邱菽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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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统五军，治事甚密，前得一营，既泄，而不能内举，泄后又不能不待军备。仆惟恐其妄动，今仆被执，恐死矣，其一军恐散。若不能西，已令向北，免久糜饷。此皆他人所不知者。若羽异之先，原得三万，起自南关；后泄，则力有未逮，已交四万余，改请七万；今又泄，而前途戒严，又索十数。……今轮被停，而械亦少矣，幸虽泄而其人尚无恙。[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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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未明言放弃，已在为勤王运动作收场总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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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汉口、惠州的失败导致局势日益恶化，康有为又几度下令停办粤局，梁炳光等人“尚固持欲办”[82]，仍然不肯罢手。康有为后来函告梁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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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东事泄后，八、九月间，仆再发人才兵械饷力全西之说。当时默筹更熟，词意更决，而足下以数者措置有绪，益眷恋不能舍。君勉、镜如、易厂之流，皆力赞成足下，谓足下自有妙筹。仆无如何，辄又听之君，概不专制。五月、八月二次令停东局，扫境而西，皆为君而留。[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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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起义失败后，梁炳光等人还想放手一搏。这从康有为写给梁炳光的一封信可以窥见大致轮廓，函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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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君来，欢喜无极，扫径久待，消息寂然。十余日后，得岛公书，知欲还港，而不竟来，为之大惊。因足下近来军谋，秘不告仆，仆未敢专制，故不敢请。闻高山言，公等方略，欲取惠州，故惊惧极；尚幸君即来，得共商榷。若遂不来，则无从商之，而君等之策将陷于绝地。是以不能不惊痛欲绝，而旁皇电催也。尚恐别有故不来，今特痛切相告。凡兵事以方略为第一，苟方略少误，则全局皆败。……（惠州事败），前车可鉴，而诸子复欲践覆辙，则是徒令仆旁皇哭祭，哀赋大招，使人财俱尽而已。诸公虽忠义舍身，仆则爱才如宝，实不欲听之蹈兹绝地，以覆我人才。且大事岂可再坏？此事得失，仆以生死任之，国之存亡系焉。他日败后，仆固难任机宜乖误之咎，而人财两尽，何能数数起耶？仆与公等义同存亡，实不能塞耳拱手，而坐听公等倾覆，而任其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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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经年，西事无绪，东事既泄，复若去年正月创议之时。惟专意闭眼高歌，付之吾子。若足下之秘谋，又必欲踵李之败辄，而不欲使仆闻，徒令仆想像招魂，吁嗟生祭。……孝高之来，述其所见，及日与粤人士议论，莫不注意于粤，此等贪想，人人同之。而于统筹全局，如何择地，则皆不及。以力山之奇才，仆日日与言大局，谈桂湘，而力意不属。盖甚矣，统筹大局之难也。……今甚望与公等统筹之，俾彼此同心，议论定一，乃克省济。若各行其志，则我等区区数人，亦已焉哉。今日大局舍桂湘外，无从下手。桂湘亦舍胁及省垣，无从下手。若舍是，则惟有人才[财]俱尽而已。若在外府动，而听督抚坐会垣，以指挥诸将，更无有不破败者。今日已非弓刀之世，望揭竿相应如洪家时，甚至舍空虚而不计，仅恃桂兵千数百，以攻兵力全盛之区，又犯其州县，击其诸军，则仆诚不知其所终极也。诸君胆勇亦至矣，然当有以统筹之，何必置之无用必败之地哉？兵有胜于未战之先，亦有败于未战之先者，此类是也。仆固无一能，然于阅历及地理方略，则于诸公有一日之长，诸公得无笑其夸乎？高山亦言，大众看地图，无有及西南一角者，今乃知其非也。尚有许多谋议，非西不谋，望即惠然，无吝尔音，惟恐正月十三日君遂返港，故尽所怀，不能复隐。[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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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康有为与其门人的异议，除东西之分外，还有外府与省垣之别。东事一停，广西方面的发动之机也日见其微。办事人无心恋战。到11月下旬，“若港澳之间，前已令停，粤局但资通信之人耳”[85]。澳门总局的徐勤等人陆续撤离，仅留王觉任、叶湘南、刘桢麟等办理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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