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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澳门总局办事诸人在汉口兵败之初还情绪激昂，日夜密谋纠合长江同志再举。后来见国内外形势恶化，感到轻举难以奏功，便转而采取慎重态度，仅以养成实力为名聚集力量，暗中放弃起义计划。[86]惠州起义的影响，不过是保皇会体面下台的借口。停办东事，早在惠事前已经明朗化。1901年康有为致函港澳总局，言及其中曲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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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之西也，定于正月初间，君尚在庇，特未相告耳。当时以候江来，乃提菽款，黄汉元之与高办事也，乃高二月四日出坡面约之。高到坡专为向菽提款，当正月四日之前，吾既不知，菽决不提款与高，及高在坡行时，乃函告我，我得函，知无款与桃，乃决撤澳局，是二月廿间也。至令卓汇款与高，是正月十二日所写之书（君亲见高所写者），当时不知菽、桃、汉元一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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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君之归也，与桃相见，言语多不合，桃来书，极愤君，谓破家不足道等语，此诛君之误也。人至破家极苦，只有慰之，万无斥之之理。自此桃极怒，及有撤局之事，故怒君益甚。而开端自君与桃言语不谐始，其后桃愈怒，而君亦怒，仆累以书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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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撤局之说去年八月、十二月两说命行，十二月之书，君所见也。所撤在澳局，欲省费耳。若避难之人，则必养之。办事固分为二，君误会以为撤局即停事，至桃大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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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桃来书仆即复之，朱、龚书亦皆复。覆云缓办而非停办，撤局而非停事，其义至明，可安桃心，乃君一切搁之，致桃等以为吾绝彼，彼已绝望，谚所谓赶狗入穷巷，必反噬，宜其谓见康氏必杀也。夫办事用不用皆可，然无绝人而树敌之理。他人犹可，我今地位则不能。况彼避难而来，无所归，又一失此数人，湘即尽失乎？他人绝人无损，仆为会长，一绝之，则一切皆绝望矣。天下无此办法，彼即极不妥，亦当优容。君是老友，又自南归，彼已大疑，又累书不复，非绝之而何？宜其无不致也。君谓若与我书，彼亦骄之，既搁书不交，何以复至殴打家叔之事乎？是绝之之所生，而非不复书所能戢其骄至明矣。故一搁书其祸至此。介二叔谓君过烈，亦必有故，若早与吾书，必不至是，而适有汉元、孝高之事，嫌疑遂不可解。然大要在搁书一事，君误认题目，以为等于外省无赖，故以决绝，绝则一纸书六个字，告以汝事难办，可去澳足矣，何劳君等如是之苦哉？仆未绝彼，不意君忽为我绝之，天下万无此办法。君之至忠，彼之横绝，岂复待言。而此事办得极谬，至生此波，今君更以相责，仆亦不能隐，想谅之。局事合众甚是，同商甚是。至于办此密举，万无众议之理。澳局多费，内讧如此，惟有撤去一法。[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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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陈犹龙，字桃痴；朱，朱菱溪；龚，龚超；均为自立军将。据冯自由《革命逸史》第3集《兴中会时期之革命同志》，陈、朱失败后率亡命客多人向梁启超算账，后参加支那亡国纪念会，龚超则参与洪全福起义。由此可知，庚子八月、十二月，康有为两度下令停止澳局运作，以省费用。而陈犹龙等人到港澳总局求款，罗普赴新加坡向邱菽园提款未得，康有为只得命梁启超汇款给罗，并再次令停澳局。澳局负责人以为撤局即停事，令避难前来求援的陈犹龙等人怀疑其故意排拒，双方发生激烈冲突。此后自立军余部倒向革命党，这是一大关键。其中变化，清方也相当了解。1901年5月18日两广总督陶模复电张之洞，告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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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会党宗旨不一，亦有欲解散流血之谋者。湘楚少年托名保皇会出洋，讹索巨款，闻徐勤等不耐骚扰，暂多远离。今少年不尽信康而信革命党之说。我不变法，若辈日多，非杀戮所能止，请吾师勿再捉拿。湖北书院事，亦勿深求，恐为丛驱爵。[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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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的推移，废立之争带给勤王运动的声势已经掩饰不住保皇会漏洞百出的组织准备，这必然从根本上动摇康门师徒大举兴师的信心。即使没有惠事的影响，保皇会也难以支撑下去。暂停澳门总局，正是全盘放弃勤王运动的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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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5月，井上雅二赴欧途中在香港、澳门、新加坡等地走访康派志士，了解保皇会的动向，并到庇能拜访康有为，康表示以“蓄力”“筹饷”[89]为长久之策。他还拒绝了荷马李等人“大集众埠”华侨精英再度起义的建议。[90]邱菽园因保皇会停办粤局而对康有为失去信任，亲自出马掌管粮台，并截留海外各埠捐款；后又与康决裂，提出再捐款10万，请梁启超回日本主持全局，重整旗鼓。[91]虽然1901—1902年广西会党起义时，仍有一些保皇会员入桂联络，无奈大势已去，回天乏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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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秀才用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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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皇会的勤王运动，历时两年，波及多省，动员大量人财物力，又趁清廷自顾不暇之机，结果却不战自溃，草草收兵。事后人们纷纷追查败因咎责，保皇会内部也互相猜疑推诿，或称告密牵累，或谓饷械失济，或指中饱私囊。然而，检验保皇会的组织指挥系统及其实际运作，可见其中存在严重痼疾，使整个战略准备停留于计划的一纸空文，没有落到实处，因而注定了失败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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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的武装起义，贵在组织严密，指挥果断，办事有效，令行禁止。否则，计划再周详，也是纸上谈兵。但保皇会骨干多为士子书生，情急而言兵，从个人素养到组织功能，都与军事行动的要求严重不符。正所谓秀才造反，夸夸其谈，成事不足。康有为身为统帅，长时间对主攻方向举棋不定。虽然他后来声称“前后俱注意于西”，但未能坚决贯彻实施。在华侨督催，属下意见分歧，以及客观形势千变万化等因素的干扰下，一年之内，几易方略，最终也没有注全力于西，主攻策应流于相机速发。帅无定见，乃兵家大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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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由于澳门总局办事不力，康有为无法切实掌握各路勤王军情，却坚持“大事仍由南佛主断”[92]，所定用兵方略悖离实际。如黄忠浩5月前已移防湖北，而6月他还郑重其事地将其巡防营作为长沙内应的主力。而且康缺乏军事常识，其决策有时令人啼笑皆非。保皇会在日本订购旧枪，他只图引诱群豪，指示多购价廉质次者。甚至听信陈翼亭别有用心的胡说，认为“不如土货之善矣”[93]1900年6月5日，要少购洋枪，多购土制抬枪线枪“以省费”[94]。他自诩知人善任，却往往用人不当，信任夸夸其谈的富商子弟和心怀叵测的游勇头目，埋下致败祸根。更有甚者，他极力举荐侄子康同富办理广东军务，理由之一，竟是后者“且能熟《三国演义》”[95]。加上康有为缺乏勇气胆识，远居南洋养尊处优，不敢亲入内地统军，平时还要众多卫士洋兵保驾，很难应付瞬息万变的局面。难怪一位久慕其名的加拿大华侨指责其“有救世之力，而无救世之勇”，只知“舞文弄墨，视中国濒危于不顾”。[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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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如此，门生更甚。澳门总局担负着聚人联络、收拨款项、购械运货等项重任，相当于前敌指挥部。照梁启超的说法：“现时先生既远在海外，其居港澳总持此事之人，即是当天下最要之冲”[97]，“内之布置义举，外之联络各埠，责任至重至大”[98]。康有为手定的《保救大清皇帝公司序例》也称之“握外洋之枢，尤为办事之主”[99]。后来因两广行动虎头蛇尾，康有为声称：“若镜、勉等，不过为通信驿卒，看店之等，非因大得失也。”[100]表面贬低总局的地位作用，其实是为弟子们开脱咎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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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局实际主事者为《知新报》同人，如王觉任、陈士廉、刘桢麟等，而由王觉任总办。梁启超屡次用“散漫异常”“极其散漫”“未有人克称其职”等词句形容总局状况，批评其“不举行总会之实事”。他到檀香山两月余，“寄澳门书六、七封，而彼中无一字之答”。“金山来函，亦言久不得总会来信。各处皆然。”[101]梁启超连“港澳近日布置”亦“丝毫不能与闻”[102]，根本无法协同动作。为此，他建议加派人手，健全机构，分工负责，但情况不见改善。到4月下旬，他仍然批评“总会之事甚散漫，绝不成中央政府之形”[103]。自己“有事欲与总会相商，不知商于何人乃有力量”[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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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觉任母病归省后，徐勤接任总办，叶湘南、欧榘甲、罗伯雅、张棠荫、王颖初、韩文举、陈继俨、陈默庵、邝寿民、梁应骝（少闲）、何树龄等保皇会精英汇集澳门，人才济济。但直到5月下旬，梁启超还在抱怨“澳人不肯与我辈通一字”[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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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与《知新报》诸人有些过节，受到慢怠，还算事出有因。然而后来康有为也同遭冷遇。“刚事”康再三函嘱，总局月余不应，“十七书皆不复，可怪。但言支款及加拿大事，四信皆然，如此哓哓，反置它要事于不理”。徐勤还以写信则不能睡觉为托辞，“但言不暇复信”。[106]甚至如何写信汇报情况，也要康有为反复指教：“不得轻率苟简，令吾无从揣测调度。”[107]而且“自正月以来，所有澳中存款若干，支出若干，并无报销。偶一问及，即以为有人攻击，申辩无穷”[108]。且不发各路军饷。康有为嘱购一幅地图，亦前后“五、六函追不得”[109]。急得他大骂徐勤：“汝既总办，我为总持，喉舌所通，事关至要，岂得以不暇委哉！”“如此做法，非小儿即是心乱，令吾忧极。”[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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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中旬，北方形势骤变，海外各埠及上海电函纷至沓来，唯独澳门音信杳然。邱菽园“日来问消息布置”，康有为无词以对，“消息且绝，况于起乎？”保皇会倾全力注西，而正军主将陈翼亭的行踪，主帅竟毫无所知，令“各人日夜狂思乱想，皆如梦中”。康有为气急败坏地迭函斥道：“天下岂有办事若此者乎！开小铺尚有所禀承，报信尚当详明。”[111]“开一剃头铺，尚有铺章，安有如许大事，而绝无章法如是乎！”[112]“今吾负天下之责望，当非常之机会，而消息绝塞，号令不行，一辈愚生以其愚忠如骄子之专恣乱舞，吾不知死所矣。”[113]迫不得已，他只好强命王觉任复出，总管内政，由叶湘南负责内事筹划、接复函电及综核理财，徐勤专办外交，应接志士，抚绥豪杰。可是局面仍无根本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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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事不力源于能力不强。保皇会骨干大都长于文笔而拙于任事，梁启超因而慨叹“同门无人才”[114]。徐勤、王觉任等抱病节哀，用功勤苦，无奈心有余而力不足。麦孟华、罗普及澳门总局先后主持策划暗杀行刺，费时年余，或一筹莫展，或击而不中。尤其是缺乏统揽全局，独当一面的将帅之才。韩文举“谨有余机变不足”；欧榘甲“文字之才也，难于共事”[115]，“于报才为长，而任事则非其长”[116]；何廷光笃信扶乩算卦；王觉任、陈士廉善决断，但或才短或量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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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港澳同门无一可以主持大事之人”，梁启超“以阅历稍多，似胜于诸同门”[117]，主动请缨，要求前往主持大局。但康有为认为他“颇有轻听人言，因人之短而轻信之弊”[118]，未予批准。而且保皇会正副会长的用人意见不一，康有为、徐勤称麦孟华为天下才，梁启超则指其“太密而沉，此可以当一面自成一事之人，而非能统全局之人也”[119]。梁推崇徐勤，康有为又认为“实非镜之宽博沈密有谋之比”[120]。康重用王觉任，可是不仅梁启超颇有微词，各同门也觉得其“为人虽佳，然究短于才”[121]，难以服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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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事无能，偏又个个自以为是，使得保皇会意见歧出，行动起来无所适从。梁启超催促容闳前往美洲协助借款，待其出发后，又函阻“以勿来为宜”[122]。澳门总局对康有为的指令也阳奉阴违。甚至对康有为本人的行动，众门生还纷纷指手画脚，“如径电勿来新坡，卓径电勿上香港”，则康只能“死于海中矣”。对于这种轻率随意地发号施令，康有为十分恼火，曾向徐勤抱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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