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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门师徒是论学才子而非办事能人，他们知道“当乱世终非挟兵力不可立也”[184]，也懂得“凡办事与谈道不同，谈道贵阳，而办事贵阴，况兵者诡道乎！从草泽而与朝廷抗，又阴之阴者”[185]1900年6月27日。但行动起来却力不从心，先定大而无当的计划，继以浮而不实的筹备，以同门人办天下事，结果四处碰壁，焦头烂额。相比之下，兴中会人少财乏，而惠州起义从筹划组织到指挥行动，却要严密有效得多。所以梁启超不顾师尊同门的责怪，一再肯定孙中山一派致力于武力反清之事，“实娴熟过于我辈远甚也”。[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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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由地位、经历、社会交往等因素综合而成的能力差异，对今后各自的走向不无影响。康有为表示：经此一役，“自后不敢言兵”，不仅是害怕流血牺牲，痛恻于“株连死者无算”[187]的惨状，更重要的是绝望于保皇会的军事能力，言兵无异于送死。他们并非根本反对动武，而是担心玩火自焚。倒是徐勤说得坦白：“若欲起事，必不能成，故亦无容议及。”[188]从此，保皇会除以金钱收买死士密谋暗杀外，将光绪复辟付诸卦象，以“待时听天”“坐待复辟”[189]，自欺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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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海外华侨并不因此而见谅保皇会。庚子后，徐勤每到各埠，华侨均要求自立、起兵。“若云起兵不可，自立不可，则人必曰：开会何用，又何必筹款乎！”[190]为了稳固财源声势，保皇会开始自觉地以勤王名义为谋财手段。1901年初，美洲华侨响应荷马李的倡议，企图大集各埠精英归国举义，康有为坚决反对，认为：“假若纷召各埠，则所捐得之款，尚不足养各埠议事之人，况言办事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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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马李的建议当然不足取，问题是康有为已经放弃了勤王计划，不是从军事的成败来考虑，而是以利益的得失为权衡，勤王只是幌子，敛钱才是目的。为此，他提出“开新埠，筹新款”的方针，要求“今日务以开新埠为主，必开新埠乃可有款，若旧埠则虽苏、张之舌无能为也，徒生是非耳”。[191]此举用意，无非是旧埠已生戒心，且力已用尽，新埠则易于行诈，以防泄露天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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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广西会党起义，张学璟等人前往龙州、南宁与其首领联络。康有为、徐勤既不赞同，也不相信有成功希望，但鉴于“言西事，各埠皆欣喜，散岛会友每人捐一月工银，即□言西事得来。若禁言西事，而日诩复辟，令人冷齿而灰心也”。“今若不言自立，不言西省之事，则实无从下手运动”[192]，因而未加阻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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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以后，保皇会关注武装勤王的活动仍持续了一段时间，主要是对广西的民变有所寄望。此事的真实情形，据1902年9月23日港澳总局的何廷光、王觉任等通告美洲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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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初十日，张、罗两君由南宁回，述及官兵始终未尝与游勇开仗，所报毙若干人，夺得枪械若干枝，皆是统带冒认胜仗，欺蒙公司也。惟六月廿间马盛治亲率千人往马鞍山围剿，该党预伏兵于树林之间，俟马盛治过，即放枪轰之，当堂毙命，并杀毙官兵百数十人。若使该党枪炮充足，此一千人皆无命回也。现新任巡抚王之春不敢进兵，只驻梧州，商量剿抚之法，一因兵饷不足，一因山路崎岖也。[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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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04年七八月间，梁启超致函蒋智由还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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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省前半月亦曾一人来，惟彼与柳党不相属，且极诋柳党之无用，仍主持重蓄势之说也。……顷有一大失望之事，友人有罗璞士者，前曾与涣卿言其人，想公间接闻之。此公去年来东学爆物及催眠术，学成归，方将实行。而此公昔本在广西运动占势，近在粤与西党中一重要头目通电，为吏诇悉，客月初间被逮，此间极力营救无效，于月之廿三，继两浏阳而去。弟为此事苦痛不可言状。此才真不易得，蓄志十年，一事不就，竟以此死，彼苍之虐，一何甚耶。公闻之，想亦为一哭也。[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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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虽然认为“苟非有兵力，亦安所得行其所志”[195]，继续支持张学璟、罗孝通等入桂起事，可是急切间难以再举，只好借办学名义遮掩，“免使外人谓我一事不办，谤为棍骗也”[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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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王军兴之际，已有人怀疑保皇会“依于救支那帝国计其隆盛之名义，以募集数十万圆之寄附金（寄附金也），于支那之政治改革毫无所用，而但为自己等之赘泽（赘泽即骄奢也），或为旅行费，彼等之所作几于诈伪”[197]。后港沪各报更“谓保记款若干十万，尽为某某吞噬者，日日以吸国民之血，吮国民之膏相诟詈”。各埠保皇会员“亦日相与窃窃私议”。梁启超因“未能做成一二实事”，不得不“直受之”，“恨不得速求一死所，轰轰烈烈做一鬼雄，以雪此耻”。[198]康有为则一意孤行，坚决反对再用武力。无怪乎与保皇派关系极深的田野橘次慨叹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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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等在北京政变以前，为非常之精神家。至其亡命，而其人格同时堕落焉。……呜呼！康梁及今不改，到底不能免为东亚之亡国虫！[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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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深泽秀男：《自立军起义について》，辛亥革命研究会编：《中国近代史研究入门》，汲古书院1992年版；汤志钧
:《孙中山和自立军》，《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自立军起义前后的孙、康关系及其他》，《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2期；赵令扬：《辛亥革命期间海外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革命的看法》，《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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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致井上君》，蒋贵麟编：《万木草堂遗稿》，第279—280页。编者系是函为“光绪二十六年作”，然函中有“自去年决计用兵以来”，以及“惟恐正月十三日君遂返港”，当写于1901年2月底3月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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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汤志钧：《乘桴新获》，第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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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东亚同文会编：《对支回顾录》下卷，第381—382页。译文见杨天石《寻求历史的谜底》，第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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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光明日报》1959年7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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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复腾芳书》，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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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蒋贵麟编：《万木草堂遗稿外编》下，第870—8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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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田野橘次：《最近支那革命运动》，第1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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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保皇会草略章程》，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264—2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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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康有为致邱菽园函，汤志钧：《自立军起义前后的孙、康关系及其他》，《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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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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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同上书，第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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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康有为致邱菽园函，汤志钧：《自立军起义前后的孙、康关系及其他》，《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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