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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视吾行事，如学台看童生卷，随意批诘驳落。汝等稍自立，数人近皆如此。我一童生，而涂等无数学台吹毛求疵，吾一老童之卷，年老手颤，其必下第固矣。而无如汝数学台或仅阅破承，或但观起笔，不阅全卷，即已抹落。又汝等诸学台本不读书，侥幸放差，阅历极少，乃遂妄行。吾一童既落，而全棚之不卷哗罢试者几希。[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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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屡次告诫弟子：“今日办事，非读书时可比”[124]，“办事与论学不同。汝等落吾卷，尚可他年再考，今若落吾卷，无再考之日”[125]。希望弟子们抹掉头巾气，可他自己却难去迂腐习。他指示总局健全文书制度，“各种部箱皆宜备”，理由之一居然是“今日军谋即为它日考据”[126]，真是三句话不离本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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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皇会奉行办事同门人、打仗子弟兵的封闭式组织方针，以君、亲、师的旧式纽带定亲疏，令人才不足的痼疾更加严重。梁启超对此早有不满，认为：“举此大事，非合天下之豪杰不能为功”，既然同门之人才不能“扛起天下事”，则“同门不同门之圈限，必当力破”[127]，“兼收并蓄，休休有容乃第一要着”[128]。主张以“阔达大度，开诚布公”为不二法门，“必出尽方法以收罗难驾驭难节制之人”，而批评“吾党之手段，每每与此八字相反”。[129]尽管“此种言论，最为同门所不喜，而南海亦不甚许可”[130]，他仍然坚持己见，“不敢因噎废食”，并反驳康有为“不同门多误事”的责难：“前此同门之误事者，又岂少乎？”[131]可惜这一批评不为师友接受。他视梁炳光、唐才常为“吾党长城”，屡次函嘱澳门总局“与之和衷，勿使英雄无用武之地”。“今日欲成大事，万不可存一同门不同门之界。”但二人均非万木草堂嫡系，总局并未切实接济。梁启超对刚、智二人“以百口保之”，认为“同门无及之者”。[132]徐勤却甚不满“子刚为人”[133]，令梁启超担忧“刚与澳人不水乳”[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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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虽然关注刚事，对长江流域却未予同等重视。保皇会海外筹款30万元，长江方面只分到4万，其中3万还是邱菽园直接赠与唐才常，由保皇会分拨的仅1万。[135]自立军失败后，唐才常声名远播，康有为诡称：“安徽、广西、广东三省皆密布兵，期武昌举义而响应”[136]，故意将湘鄂偏师说成主力，以掩人耳目，敷衍塞责。实际上，当时保皇会的决策是：款多“自当全局并举，即不尔而专事故乡”[137]。康、梁眼中的徐敬业，至少并非“舍唐莫属”[138]。直到6月，康有为还认为只要“多得数万金购数千械，分给翼亭、区、傅、徐老虎数军，则横行江湖，可操必胜”[139]。方略中没有湘鄂的显要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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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皇会坚持两广发难，明显带有畛域之见。康有为不肯北上，原因之一是南中亲军未立，不能驾驭群雄。其战略主攻方向虽定在广西，所依靠的正军还是广东游勇，领兵将帅也大都为粤人。康有为明确指示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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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广勇为最精最勇之军，且言语相通，倚为心腹必广勇。厚集其势力……合为一大团体，乃可制外省湘、鄂、淮、皖诸军也。[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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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防止各路诸侯趁乱生变的用意不无积极一面，但以地缘定亲疏，狭隘性明显可见。更有甚者，他自吹“我家将才极多”，推举曾跟随从祖康国器镇压太平军的几位亲戚在袭取广州后出而领兵[141]，并轻信侄子康同富“于办军务及兵法滔滔可听，皆可施行”，立即派归任用，认为他们忠信可靠，“且极可托，必不患其泄”。[142]以血缘关系作为区分忠奸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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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旧式纽带并不能保障保皇会的战略行动，其勤王计划迟迟不能付诸实现的原因之一，恰好是“办事皆东人”。保皇会内部也矛盾重重。梁启超与《知新报》因故失和，港澳之间则“气味不甚相投”[143]。王觉任等行为慎密，在澳同门刘桢麟亦不能预闻机要，办起事来互相掣肘。而一旦误事，又彼此猜疑推诿。康有为因“刚事”延误责怪徐勤，徐怀疑王觉任、欧榘甲告密状，力辩之外，且加攻诋。罗普也怀疑梁启超海外筹款“有不实不尽之言”[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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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王不成，耗资无数，华侨责难日至，为了维系派别私利，康有为不惜嫁祸于人，他声言：“然今大事之付托，全在统兵之人”[145]，表面承担用人失察之责，其实是委过于领兵将帅，以解脱草堂弟子的干系。当有人追究海外捐款的用途去向时，康竟栽赃于何廷光。秦力山等专程赶到澳门查阅收支账册，才知何“仅为一挂名之总会财政部长，事实上与总会财务丝毫不能过问”[146]。何氏所扮演角色，本系康有为一手操纵。6月，何廷光无意中得知康因支款事责备徐勤，亦具函申辩。康为此函责徐勤：“此等内事，岂可告穗而生支离乎？”[147]排斥于前而嫁祸于后，为自保不惜害人，心术险恶，无过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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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皇会倚为心腹的广勇头目，多为骗棍赌徒，贪图利诱而来。康有为称正军主将陈翼亭之才为“众口交推，非独仆所信保。但太稳求全，非冒险家耳”[148]，对其笼络有加。其父病故，在保皇会财政十分拮据的情况下，康有为指示总局奉以厚奠。[149]但事到临头，陈却不断抬高要价，“借运动为名骗去六万元”[150]。其他如版筑、三品等，康视为得力干将，为网罗到手，“所费不赀”，后来却“不能得其用，弃之难塞”。[151]梁炳光更指三品为“虎狼”，“今以供应不足，几有胁制反噬之心”[152]。另如梧州二陈，保皇会曾派陈默广、叶湘南专程前往调查，“大称其有人确凿。其头目数人来港索款数万为军装，不能应之”。事后康有为承认对他们“未能深知”。[153]另外，从清方详细查处的情况看，思恩康四也没有自报的聚众三万的实力。[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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惨痛教训令徐勤三年后仍然心有余悸，认为：“今日外人皆存一利用吾党之心，除了骗钱之外无他事，故不可不慎之，免蹈庚子故事也。”[155]梁启超更将“数年来供养豪杰之苦况”，比作孝子事父母，狎客奉妓女，指“用钱以购人之死力”为“最险最拙之谋”。[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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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的父子兵同样不可靠。康同富奉命到广州后，与“必败事”的无用之辈交往，且十余日即滥用数月经费，令康有为大失所望，斥责其“糊涂若此，安能任事”[157]。他极力拉至的堂兄弟康有仪父子，还向清方告密。保皇会从檀香山、加拿大、日本等地粤籍华侨中罗致的所谓军事人才，从未受过军事训练，只不过略具胆识。就连梁启超极力举荐，统兵一路的横滨福和商店少东家梁炳光，也是“好作高论，无所表见”[158]。5月以前广东失机，总局固有援助不力之责，梁炳光本人亦仅谋及“可以聚多人”之法，还是梁启超提醒他：“徒聚之无益，当谋练之。”[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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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皇会借重的另一力量，是原台湾民主国内渡以及参与变法维新的官绅，如唐景崧、丘逢甲、俞明震、康吾友、陈宝箴、岑春煊、熊希龄、郑孝胥、黄忠浩、张棠荫等。他们具有反清（或当朝执政）变政意向，要求改变政变后的政治现状，但并无义无反顾之志，与保皇会同道而不完全同心。如黄忠浩虽在反复劝说下同意加盟自立军，担任前军统领，却认为这种行动“目的虽对，方法不行”[160]，态度消极。这些人在顺利时表现活跃，积极参与筹划，掌握地方枢要，唐景崧、俞明震分别担任广西、江宁的联络主持人，丘逢甲亦自愿具名于勤王檄文。一旦形势危迫，则或蛰伏不出，或袖手旁观，或但求自保，有的后来还参与镇压广西会党起义，屠杀昔日的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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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聪明反被聪明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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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不当，调度乖方，使保皇会的筹备工作大都停留于口头纸面，这是始终筹而不举的真正原因。然而，康有为一味虚张声势，自高身价，外借勤王军威鼓动捐款，内以财源充裕招诱群豪。在毫无头绪的情况下，他妄称：“内地已有兵七十余万，新安廿余万，台湾万余人（百战之兵），南关万余，湖南廿余地人，长江各省卅余万，勤王之举，汲汲欲行。”“所以待之者，专待饷耳。”呼吁美洲华侨捐款“千数百万”[161]。梁启超对其“常作大言”，吹嘘“在外得金几何，拥兵几何”的做法极为不满，认为“徒使人见轻耳”，劝以“权术不可不用，然不可多用也”。[162]但梁自己也不能洁身自好，他让澳门总局多致函各埠，“于筹款聚众两事，不妨稍铺张扬励也”[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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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风相沿成习，同门之间照样浮夸谎报。如康有为以“介、闲、勉合成一军”，应对梁启超关于粤事的询问，而当时徐勤尚未返港，陈士廉则滞留北京，“其所谓军者，必仍是识想所构造而已”，“实未有人也”。[164]后来徐勤三次就粤事答复梁启超，都说：“百事俱备，只欠东风。”梁直言不讳地批道：“弟窃疑其夸也”，“今东风固欠，而百事之未备者亦正多也”。从康有为的两次复函看，广东方面连最起码的购械运货之事“尚全无布置”[165]，的确“去事尚远”[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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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张声势的结果，虽得进款聚人之利，也令广大华侨的期望值与江湖豪强的贪欲心同步增长，大大超过保皇会的负荷力。华侨以捐款将个人利害与祖国安危相联系，“其数虽微，然其望则厚”，视勤王成败为民族存亡的关键。这种“捐钱则不能多，责望则极其大”[167]的局面，令保皇会势成骑虎。梁启超担忧：“今海外之人，皆以此大事望我辈，信我辈之必成，而岂知按其实际，曾无一毫把握，将来何以谢天下哉？”“我若做事不成，犹有词以谢彼。我若无事可做，更何面目复见江东父老乎？”[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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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以前，华侨对勤王运动进展迟缓已有怨言，保皇会解释道：“今所以迟迟未发手者，以筹款、选将二者皆极要，而款未甚备，将未得人，故将有所待也。”[169]趁机要求华侨罗致人才，募集巨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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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以后，中外交战，华侨更加迫不及待，康有为担心再不举事，华侨群情激愤，但仓促行动，“又虑条理未备，而不能妄起”。为了摆脱窘境，他一面谎称广西容县会党暴动是保皇会举事，搪塞一时，哄骗邱菽园汇出余款，一面指示各路人马“总以速为主”，“不妨冒险”。“故在西起，虽败犹胜，以可得人心，又可筹饷也。”[170]关乎民族兴衰存亡的勤王大业，开始蜕变为招财进宝的障眼戏法。唐才常“徒以保皇会内外各人迫逼而举事，其时亦极多攻者，若不死亦见疑耳，今死后乃多称之。”[171]事后保皇会承认：“唐死，由日日接电催促起事，然实布置未周也。”[172]两广更加准备不足，连孤注一掷的本钱也没有，只能徒叹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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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皇会盲目张大声势，坚持数路大举，又不肯与他人合作，且急于发动，只好走捷径图侥幸，实行“散款招伙”之策，“意在收罗豪杰，自不能无所滥竽，拔十得五，千金市骏马之骨，是亦不得已之事”。除心腹死士外，还要“旁收偏裨，以备牵应，或虽未深信，而不得不羁糜用之，免资敌致祸”。[173]结果“杂进群才”，“愈益滥支”。到6月报账时，“所开各人数，实堪骇异”。[174]《实际收到的海外捐款10万元已用去8万。康有为不得已，下令“尽购货不招伙”，“不须预招”，使“神不外散”，并改变前此“曲体人情，不必尽责高义”[175]，补贴办事人小费家用的做法，紧缩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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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各路人马将起，纷纷催请饷械，保皇会支绌异常。康有为以“大事为杂款所累，竟不能举，失时失机。散漫不节甚矣”，进一步明确指示总局将所存9万元以7万购械，2万运动，并且“定束水刮沙之法，汰无要之款，以专济赴机之用，一切截止各事，亦截止各款”，办事人“但支月费”，“专办一事之人支二十金，书札奔走之人支十金”。[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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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因摊子铺得过大，虽然“名出二三十万，而存款常乏，皆有饷无现款，皆应急而发，备左支右，备右支左，得前失后，后者未足，前者已尽，故空费极多”，根本无力兼顾长江。到11月，“大局虽未全失，然饷源实匮”[177]，只得停办“累饷最大”[178]的粤局，以节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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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财耗尽，一事无成，当时事后各方纷纷猜测指责康门师徒中饱舞弊。康有为顾及派别私利，不敢直言相告，其自相矛盾的种种辩解推诿，反而加重了人们的疑心，坐实这一桩公案。其实，保皇会或有挪用部分款项于不急之务，如办学校、书局、报刊、公司等，军情紧迫之际，梁启超曾以在港办铁器公司为名，倡议从檀香山、香港、新加坡“集股二十万”，称“此事乃两便之道，以生意而论，亦不坏。而借以助我正事，为香港聚集同志之地，尤大便也”[179]。对勤王大计三心二意，不免自私自利之嫌。但保皇会款绌的主要原因在于虚糜太甚，“空费极多”。该会原计划筹款百万，实际到手30余万。截至6月底，除邱菽园的12万外[180]，各地捐款汇到香港的仅5万5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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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募捐，往往认捐快而缴款慢，费用又高。康有为曾抱怨道：“计檀山及南中各埠可得廿余万，惟皆未交（今一切全藉邱力，可以此动大众）。美埠甚多，何所得之区区乎？”[181]梁启超在檀香山筹款八九万，到6月中旬，实际收集的不过4万，寄往港澳和日本的只有2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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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似此尺进寸退，终不能成大事”[182]，梁启超只好转而设法通过美国人借贷，先联系名鲁云之人，后以其不甚诚实，又以2万金委托美国人赫钦到纽约办理千万元的巨额借贷，并以此为大举成功的希望。[183]他一再函告康有为、邱菽园、唐才常、梁炳光和澳门总局，建议等到8月借款事成再行发动。然而，款未到手，2万本金也付诸东流。平心而论，康有为的辩解虽暗藏损人利己之心，关于捐款用途的说明则大体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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