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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 唐才质：《自立会庚子革命记》，杜迈之等辑：《自立会史料集》，第92页。关于黄忠浩与自立会的关系，各种记载不一，唐才质《自立会庚子革命记》：“唐（才常）以松坡在同学中年龄最小，不欲其担负艰巨，即备一函，嘱赴湘见黄君忠浩，面商机要。黄君原在湖南训练新军，亦为同志，此时已奉令移鄂，认为此种革命，目的虽对，方法不行，结果使许多青年志士，白白牺牲，未免可惜，于是挽留松坡，暂住家内，从长计议。”吴良愧《自立会追忆记》：“前军统领以前本另有人，后来调动，拟定以张之洞威字营统领黄忠浩为前军统领。……以前他并没有参加自立会，及至移驻龟山后，自立军右军统领沈克再三向他劝说，他才承认加入。当时克天天过江找他谈话，经常从早到晚，一连说了有一个星期，方才得到他的允许参加自立会。”（杜迈之等辑：《自立会史料集》，第106页）刘成禺《世载堂杂忆》则记为：“予与（戢）元丞，首谒洪山忠字五营统领黄忠浩，元丞说其响应。时张通典伯纯在座，即止之曰：汝幸在黄泽生处言之，在他处殆矣。此何等事，而随便商议乎？真洋学生也。”（第153—154页）不过，康有为拟定的勤王方略，一直对长沙的黄忠浩部寄予厚望，他指示韩文举随陈翼亭正军行动，也是因为韩氏“通长沙人士，又解言语，又识黄、熊二将”（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12页）唐才常准备发难时，“泽公来此一次，意殊关切”（《唐才常致沈荩书》，杜迈之等辑：《自立会史料集》，第320页）。所以“当于荫霖讯知自立会下层干部为威字营中人，因而转脸向黄忠浩说道：‘一拿是你黄中书营内人，再拿又是你黄中书营内人，然则你黄中书营内占得好多份子呀！’黄答道：‘不但中书营内人在会，应请中丞办，就是中书也在会，也请中丞办！’”后因张之洞庇护，才免于追究（杜迈之等辑：《自立会史料集》第110页）。周善培则称，正气会成立时他建议运动湘军将领，并举黄忠浩、熊希龄出面联络。唐才常答道：“泽生是只知道忠于国家，不分别西太后和光绪皇帝谁是谁非的。秉三是赞成变法的，但是想作官，不是革命的。”（《旧雨鸿爪》，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编辑部编：《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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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 1899年10月2日《复李腾芳书》，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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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1900年3月20日《致康南海先生书》，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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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 1900年4月4日《致康南海先生书》，《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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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 1900年4月12日《致南海夫子大人书》，《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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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 1900年4月29日《致雪兄书》，《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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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 1900年4月29日《致南海夫子大人书》，《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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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 1901年7月5日《康有为致谭张孝书》，谭精意供稿，阮芳纪、黄春生、吴洁整理：《有关保皇会十件手稿》，《近代史资料》总80号，1991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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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 1900年3月13日《与夫子大人书》，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1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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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 1900年5月19日《陈国镛致谭张孝书》，《有关保皇会十件手稿》，《近代史资料》总80号，1991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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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 1900年6月27日《致叶湘南书》，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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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1900年11月26日《康有为致邱菽园书》，杜迈之等辑：《自立会史料集》，第3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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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32页，原初稿批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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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1900年11月26日《康有为致邱菽园书》，杜迈之等辑：《自立会史料集》，第330—3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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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 《致徐勤书》，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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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 1900年6月5日《致徐勤等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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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 《致办事诸子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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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 1900年11月26日《康有为致邱菽园书》，《自立会史料集》，第331、3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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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 康有为致邱菽园书，汤志钧《自立军起义前后的孙、康关系及其他》，《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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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 1900年4月23日《致南海夫子大人书》，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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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 先捐10万，3万付给唐才常，7万陆续汇往澳门总局。后又捐5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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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 1900年6月27日《康有为致谭张孝书》，谭精意供稿，阮芳纪、黄春生、吴洁整理：《有关保皇会十件手稿》，《近代史资料》总80号，1991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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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 1900年4月5日《与湘孺两兄书》，《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15页。1900年6月21日，梁启超函告柏原文太郎：现在款资不足，南洋约10万，布哇六七万，桑港加奈陀不过四五万，实际不足30万，南美或10万内外，澳洲两三万之间，不得已，与一二美人商议，募集外债（东亚同文会编：《续对支回顾录》下卷，第656—6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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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 赫钦为檀香山有望商家，曾在北京李鸿章座中见过梁启超，戊戌政变时亦在北京。梁启超到檀香山后，即与之交往，考察月余，乃与商大事。“彼发大心，肯偕往纽约，谓若弟子（按即梁启超）往见各豪富，肯签名许以非常利益，事之成可望八九。弟子决于下月偕往，惟彼在檀，薪工甚昂，与之同行，六月须万金（美国纸）乃能尝其利益。既与檀中同志共商，皆谓此人可信，孤注一掷亦无妨。现决意以本会所收得美金万余充此事之用，带一极精密之译人同往。”后因疫防未解，梁启超不能赴美国大陆，只好专托赫钦（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04、213页）。1899年底谭张孝函告康有为：“华盛顿有美人富绅伊士打，愿以一二千万助长者救中国。”后者以为“此为救中国一大举，当亟亟细查之”（方志钦主编：《康梁与保皇会》，第25—26页）。4月梁启超函告康有为：“弟子之欲言有待者，实因有可待之道也。即前日所言某西人之事是矣。此人昔曾与于古巴之役者也，与今之美外部大臣同事者也。彼今受吾二万金之重托，弃其现做之商务而奔走此举，彼之意谓事之成可以十有八九也。虽属意外之望，然既有此布置，似不得不待之。且此事若成，不特得其资财，亦且得美政府之助，又得人才之助也。盖其人既能出此巨金者，必在美为有望之人。而彼既有有所利而为，则必欲其底相成，其必不能不设种种法以助我，此人情也。故弟子之意，欲待此举之成否，然后举其他。尽六月杪必有实消息矣。”（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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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 1900年10月17日《与同薇同璧书》，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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