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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5323 [185] 《致徐勤书(二)》,《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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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5325 [186] 1900年3月13日梁启超致康有为函,引自郭世佑:《筹划庚子勤王运动期间梁、孙关系真相》,王晓秋主编:《戊戌维新与近代中国的改革——戊戌维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8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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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5327 [187] 康有为:《唐烈士才常墓志铭》,杜迈之等辑:《自立会史料集》,第2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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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5329 [188] 1903年10月26日《徐勤致康有为书》,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2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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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5331 [189] 1903年11月18日《与夫子大人书》,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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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5333 [190] 《徐勤致康有为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2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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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5335 [191] 1901年7月5日《康有为致谭张孝书》,谭精意供稿,阮芳纪、黄春生、吴洁整理:《有关保皇会十件手稿》,《近代史资料》总80号,1991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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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5337 [192] 《徐勤致康有为书》,上海市文物各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201—2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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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5339 [193] 方志钦主编:《康梁与保皇会》,第145—1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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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5341 [194]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42—3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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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5343 [195] 1903年11月18日《与夫子大人书》,《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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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5345 [196] 1903年9月1日《与穗田二兄书》,《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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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5347 [197] 田野橘次:《最近支那革命运动》,第1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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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5349 [198] 1903年11月18日《与夫子大人书》,《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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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5351 [199] 田野橘次:《最近支那革命运动》,第113—1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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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5356 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第二版) [:1706813624]
1706815357 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第二版) 第三章 中国议会第三章中国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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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5359 保皇会无疑是庚子勤王运动的要角,不过,勤王并非只是保皇会一家上演的独角戏。唐才常的战略目标由北上勤王转而南方立国,重要原因是南方党人不仅有联合之意,而且出现了联合之机。从正气会到中国议会等一系列组织的成立,体现了各派联合的共识。戊戌政变以后,内乱外患交乘,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悬于一线,社会矛盾日趋激化。在严峻形势的逼迫下,各种势力竞相登台,试图救亡变政。1900年成立于上海的中国议会(亦称国会),得到趋新各派的支持赞同,更具声势。只因国会的内外关系错综复杂,当时资料又付诸阙如,事后回忆则真伪莫辨,一直难以了解周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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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5361 1929年丁文江等人为梁启超编年谱,辗转托人在杭州抄录了孙宝瑄日记中的有关部分,立即认识到这是关于国会“最详细、最忠实的叙述”。因为对此重大事件,“《申报》上没有一个字的记载”,询问当事人如张元济、狄平等,竟也“都不得要领”。[1]可惜抄录仅十余页,后来日记的己亥、庚子等册又不幸毁于兵燹,难以释读其中的人与事。有人视抄件为孤证,将信将疑,或依然引述其他回忆,而不以日记为定凭,订讹补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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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5363 1980年代以来,随着日本井上雅二日记的发现和中国《忘山庐日记》《汪康年师友书札》《康有为与保皇会》《宋恕集》等资料的出版,使得有关史料大为充实,有关人事的明暗各面逐渐显现。一些学者对此作了进一步研究。[2]不过,因事出极密,当事人的函电大量使用隐语暗码[3],所涉及的人事至为复杂,各方记述不一,加上后来人为因素作祟,阅读理解诚非易事,迄今未能充分利用。或者虽然使用,也难免各取所需。有的则为表面意思所迷惑,不能以公私明暗各种记载相互参证,读出史料所隐含的本相。在解读史料,考辨史实的基础上重建国会的历史,对于全面认识和理解庚子勤王运动,极为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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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5365 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第二版) [:1706813625]
1706815366 第一节 组织与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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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5368 关于国会开会的时间、地点、次数等问题,汤志钧先生据井上雅二日记,做了仔细考证。[4]至于与会人数,7月29日第二次会议孙宝瑄与井上雅二所记相同,均为60余人。而7月26日第一次会议则孙记为80余人,井上记为52人,难以确认。国会后来在沪、宁等地继续发展成员,最多时达一百余人。[5]其中有名可考者为容闳、郑观应、丁惠康、温宗尧、陈锦涛(以上籍贯广东)、叶瀚、汪康年、汪有龄、汪立元、孙宝瑄、胡惟志、宋恕、张元济(以上浙江)、唐才常、沈荩、张通典、陶森甲、唐才质、林圭(以上湖南)、丘震、狄平、马良(以上江苏)、吴保初、孙多森、孙多鑫(以上安徽)、赵从蕃、文廷式、陈三立(以上江西)、严复(福建)、龙泽厚(广西)、戢元丞(湖北)、宋伯鲁(陕西)、王照(直隶)、沈士孙(江西)、李学孝(不详)。另外沈兆祎(江西)、伍光建(广东)、周善培(四川)、陈季同(福建)、方城、蒋新皆、王修植、夏曾佑(以上浙江)等可能入会。章炳麟(浙江)、毕永年(湖南)两人开始入会,后分别因故退出。而康有为等保皇会首领,虽在海外,显然被列入会籍。[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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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5370 国会第二次会议时,章炳麟提出不准满蒙人入会。其所排之满人,据他的《请严拒满蒙人入国会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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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5372 或谓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虽在满洲,岂无材智逾众,如寿富、金梁其人者。不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愈材则忌汉之心愈深,愈智则制汉之术愈狡,口言大同而心欲食人,阳称平权而阴求专制,今所拒绝,正在此辈。[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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