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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品味，与后来汪康年所说国会秘密宗旨完全吻合。由此可见，两派的主要目标和手段并无根本分歧。正是宗旨方式的一致，使心存芥蒂的双方达成妥协，维系联合局面。如果政见截然不同而汪派又控制国会大局，那么虽有容闳的支持，成立国会非但不能带给唐派合法依据与庇护，反倒成为束缚的羁绊，并增加暴露的危险，此举岂非有害无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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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唐之间的矛盾摩擦，集中体现于自立会的活动。诚如胡珠生先生《自立会历史新探》所揭示，该会是唐才常继承谭嗣同遗志而倡议，1899年5月与梁启超等人共同创立于日本横滨。不过，唐才常开始并未以自立会的名义在国内展开组织长江会党的活动。直到1900年3月以后，他因与汪派的矛盾，让出正气会干事长的位置，专心致力于策划会党起义，自立会的名目才出现于长江大举的筹备日程。这大概是不少当事人颠倒两会顺序的原因。4月，李金彪、杨鸿钧、林圭等人到沪，与唐才常计议，刻制富有票，散放邀人。[90]6月初，梁启超复函狄平，同意将富有票的灭洋改为自立或救国。[91]这些均未通知汪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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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成立后，派往扬州之人惊奇地发现，“此间竟有散给标识多人，云系长素所使，此事是否属实？抑系赝鼎？兄处乞为一探真伪为要”。“现在探得有托名新党，在江北散给票布，有两种之多，一黄绫写诗四句，一小白绫如官钱票之式，上刻富有号字样，仍有西字两排，皆以所编号头作重。弟密访其首事之人尚未得，不知何以托名新党也。”[92]汪康年等对此极为不满，怨气透过远在川、皖的夏曾佑、周善培等人的复函也反映出来，“浏阳之事，闻之长叹，当今日同志孤危之际，所以处朋友者，亦不能不筹完全之法。大抵不外遇事叫穿，胸无蓄怨，而出之以婉。人以离，我以合，如是庶几持久哉”。“唐近事可怪可笑甚矣！其他不足惜，所可惜者，此三万块头耳。”[93]所以井上雅二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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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立会之设也，有康有为、梁启超等通其气脉，有容闳等赞其运动，有唐才常等为其主力……全由康派与唐才常相往来，相计划而成立；汪康年深以为非，实有分道扬镳之势。[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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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长江哥老会首领加入正气会，汪康年等人是知情者。国会派往扬州之人两度询问：“所候之张君已到沪否？”“所云紧要之人，是否君在轮船所遇之古辛否？”[95]当指张尧卿、辜人杰。汪派的不满，主要是针对唐才常不通声气，而不是政见方略。他们知道唐的密谋，既未叫破，也没有出手干扰。所以，当汪康年等为自立会事抱怨时，周善培劝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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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阳之有可疑，仆意此浏阳之隐苦。盖其所谋内圈之事，不如正气之可一一告人。而某君者又为公等所不乐，既得其资，则势不能以告，此其有所难者。特于足下可一直言之而不言，则可惜者。总之，吾党既欲有所营于天下，则凡小疑小嫌，肠胃之间，皆当设一消化之力以待之，乃能相合于永远。[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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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成立后，因会长容闳“深爱康有为之为人”，早在1900年3月访问新加坡时，即与康合作，代表保皇会试探英国殖民当局对可能发生的起义的态度，加上其族弟容星桥参与汉口自立军，唐才常开始将自立会的情况有意识地传递出来。井上雅二多次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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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还打算设立中国自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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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才常一派的计划，建立中国自立会，纪律严格、铲除泄露军事机密者和奸淫者。像哥老会那样，以暗号对答。宗旨在于中国的自主独立。不允许虐杀外国人，盼望与外国人和睦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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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然，中国自立会与中国议会是一致的，自立会已有了会印，数万人已签名。井上雅二到南京，即分别通过俞明震联络绅士和官僚，“使之与中国议会作一致而努力”；通过辜人杰联络武官，“使之为自立会的事而尽力”。[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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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国会，唐才常得到的最大实惠，是获得会长容闳的支持，将自立会与国会扭在一起，同时又能避免派系纠纷掣肘。他将自立会作为国会的分支、将自立军作为国会的武装，并未经过国会领导层集体公决，所以汪康年等人不知道富有票的派属和内情。自立军失败后，孙宝瑄与孙多森兄弟“谈及汉口之役，相与太息，谓新党即欲举事，宜俟东南腹地土匪遍起，官军不暇兼顾，乃借团练为名，扫除一[净？]土，渐扩充其权力，如是或能保卫一隅，立自主之国，未可知也。今者南部大吏，方与外联和同之约，镇卫长江一带，而土民又无蠢动者，新党竟先为祸首，乱太平之局”[98]。这大致反映了汪康年一派的意见。可见国会与自立会的确存在隔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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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所见汉口自立军文件最早使用国会名义的，始于庚子七月初八（1900年8月2日），内容为以“总会理事员”名义发布篆刻关防，任命国会自立各军统带。文中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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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得本国会驻汉总会，业经报明沪会，篆刻关防一颗，内刊“中国国会督办南部各省总会”字样，于庚子年七月初八日开用。[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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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应是唐才常在上海制作，或抵汉口后刻制而倒填日期（以征得容闳等同意的时间为准），以后一种可能性为高。因为第一，这时国会第二次会议决定领导机构仅两天，汉口方面不可能知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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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8月9日起义的大通自立前军，所发文告中没有中国议会字样，只标明自立会。[100]唐才常于8月9日乘船离开上海，8月13日（一说14日）抵达汉口，在此之前，汉口方面显然不知道唐已将自立会与国会挂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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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担任文书的汪楚珍供称，七月十四日（8月8日）与林圭等人刻制官防戳记及札稿凭单。仍写“中国自立会汉口总会所字样”。而唐才常到汉口后，七月二十六日（8月20日）他与沈荩等赴新堤再次赶写札稿，“札内伪衔系‘中国国会自立右军总统’字样，伪关防宽约二寸，长约四寸，刊‘中国国会自立右军总统之关防’十三字”[101]。另据赵必振《自立会纪实史料》，刻有中国国会字样的自立军8种印信官防，“乃汉口铸就刻就，将颁发各路者，未及施行，已为清吏所抄获”[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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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才常与容闳的默契，加剧了汪派的不满。“容本来与康关系较好。因此，汪康年一派厌恶他的袒护。”[103]立会之初，汪派还认为：“国会容首而副以严，可谓得人。”只是觉得“二公进化太高，不合于天造草昧之事，且下又多，必不能合之”，希望“有一种专任作机器皮带之人”，从中调节。[104]不久，汪、唐之争变成汪与唐、容的摩擦。“汪与唐心中互不合拍。唐认为汪不可信赖，而汪认为唐有野心。汪不知自立会的事。而容闳好像是知道的。”“容与汪不合拍。容认为汪有私心。”[105]《夏曾佑接到汪康年的几封来信后，问以“容、严之举若何”，表示“深为公等忧之”，断言“容断不能任国会之事”。[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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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尽管汪、唐两派“固属莫不相关，各成派别”，仍有沟通协作的基础。汪康年称正气会“本以友辅仁之旨，寓人贵自立之思”[107]，不仅显示了汪、唐两派的思想共鸣，也表明正气、自立两会的精神相通。后来汪康年等始终关注自立会的成败。大通起义失利，汪派虽然事先不甚了解情况，叶瀚却主动让狄平致电康有为，“希望筹集资金帮助唐率兵西上保皇”。汉口失事，汪康年等“想收拢唐等的败兵并利用他们”。为此汪还专程赶赴汉口[108]，计划在湖北的宜昌、恩施及安徽祁门一带寻找“未开辟而无主名”的深山，将余众拉进去潜伏待机。[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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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后，自立军余部在清政府的严密搜捕下，纷纷逃往上海，以图设法转赴港澳和海外，汪康年冒险暗中大力相助。《汪康年师友书札》第四册所收“□翘生”的三封来函，当为张尧卿所写。其第一函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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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伴十余人来沪日久，颇难支持。况本酷暑而来，又值天气渐冷，啼饥号寒之声不绝于耳，寤寐反侧，如何如何。久欲于先生前一筹良策，知海清、和生、春池、孟青等前在此地，以及去港累先生者已深，而先生又非扩充之时，何暇顾及。每欲启口，转觉赧然，所以屡次沉吟而辄止。兹明日有友往他处，急要之件刻不能延，四处张罗，毫无门径，不得已于先生之前一借箸焉。敢烦先生于他处代借洋蚨四五十元，济此眉急。一俟源头水活，定当合浦珠还，大丈夫磊落光明，断不至使先生为难矣。想先生热肠慷慨，古道照人，而又交广知深，虽在窘乡，断不以区区之数碍难。倘蒙慨允，筹归自不必说，尤不仅弟感隆情于不置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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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函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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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辈阴图之事，早为俞兄代达。洞中虽骀台不足为灾，然亦不可稍疏防范。人心之险巇如此，良用浩然。弟等之事，彼等尚在狐疑，时密派人暗中窥探。……兼以同志多人，皆为弟罗致在此，日用一切颇难支持，层筑债台，时形支绌。所以前日之请，实出于万不得已之苦衷。承先生热肠慨允，感不去心。兹以日内偪仄非常，如在荆棘丛中，无一刻之安，非得先生手援，倒悬莫解。可否于他处代筹，济我眉急。人非木石，当思所以图报焉。倘蒙赐示，即乞交俞兄为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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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函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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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奉手札，得悉一是。先生高谊，感激涕零。知先生身在窘乡，而竟请出不情者，实迫于势之急于不得已也。张罗之学，素不讲求，又适此急难之时，所有同志能为助者远不能济。而现在此者，同是天涯。至于平日交游之辈，闻弟声名狼藉，各省被拿之人，恐惹身灾，见而掉臂。知先生热肠，故敢冒昧。卒至以琐琐而累及先生，弟之罪也。先生之心，铭之肺腑也。[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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