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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得本国会驻汉总会，业经报明沪会，篆刻关防一颗，内刊“中国国会督办南部各省总会”字样，于庚子年七月初八日开用。[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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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应是唐才常在上海制作，或抵汉口后刻制而倒填日期（以征得容闳等同意的时间为准），以后一种可能性为高。因为第一，这时国会第二次会议决定领导机构仅两天，汉口方面不可能知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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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8月9日起义的大通自立前军，所发文告中没有中国议会字样，只标明自立会。[100]唐才常于8月9日乘船离开上海，8月13日（一说14日）抵达汉口，在此之前，汉口方面显然不知道唐已将自立会与国会挂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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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担任文书的汪楚珍供称，七月十四日（8月8日）与林圭等人刻制官防戳记及札稿凭单。仍写“中国自立会汉口总会所字样”。而唐才常到汉口后，七月二十六日（8月20日）他与沈荩等赴新堤再次赶写札稿，“札内伪衔系‘中国国会自立右军总统’字样，伪关防宽约二寸，长约四寸，刊‘中国国会自立右军总统之关防’十三字”[101]。另据赵必振《自立会纪实史料》，刻有中国国会字样的自立军8种印信官防，“乃汉口铸就刻就，将颁发各路者，未及施行，已为清吏所抄获”[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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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才常与容闳的默契，加剧了汪派的不满。“容本来与康关系较好。因此，汪康年一派厌恶他的袒护。”[103]立会之初，汪派还认为：“国会容首而副以严，可谓得人。”只是觉得“二公进化太高，不合于天造草昧之事，且下又多，必不能合之”，希望“有一种专任作机器皮带之人”，从中调节。[104]不久，汪、唐之争变成汪与唐、容的摩擦。“汪与唐心中互不合拍。唐认为汪不可信赖，而汪认为唐有野心。汪不知自立会的事。而容闳好像是知道的。”“容与汪不合拍。容认为汪有私心。”[105]《夏曾佑接到汪康年的几封来信后，问以“容、严之举若何”，表示“深为公等忧之”，断言“容断不能任国会之事”。[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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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尽管汪、唐两派“固属莫不相关，各成派别”，仍有沟通协作的基础。汪康年称正气会“本以友辅仁之旨，寓人贵自立之思”[107]，不仅显示了汪、唐两派的思想共鸣，也表明正气、自立两会的精神相通。后来汪康年等始终关注自立会的成败。大通起义失利，汪派虽然事先不甚了解情况，叶瀚却主动让狄平致电康有为，“希望筹集资金帮助唐率兵西上保皇”。汉口失事，汪康年等“想收拢唐等的败兵并利用他们”。为此汪还专程赶赴汉口[108]，计划在湖北的宜昌、恩施及安徽祁门一带寻找“未开辟而无主名”的深山，将余众拉进去潜伏待机。[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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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后，自立军余部在清政府的严密搜捕下，纷纷逃往上海，以图设法转赴港澳和海外，汪康年冒险暗中大力相助。《汪康年师友书札》第四册所收“□翘生”的三封来函，当为张尧卿所写。其第一函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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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伴十余人来沪日久，颇难支持。况本酷暑而来，又值天气渐冷，啼饥号寒之声不绝于耳，寤寐反侧，如何如何。久欲于先生前一筹良策，知海清、和生、春池、孟青等前在此地，以及去港累先生者已深，而先生又非扩充之时，何暇顾及。每欲启口，转觉赧然，所以屡次沉吟而辄止。兹明日有友往他处，急要之件刻不能延，四处张罗，毫无门径，不得已于先生之前一借箸焉。敢烦先生于他处代借洋蚨四五十元，济此眉急。一俟源头水活，定当合浦珠还，大丈夫磊落光明，断不至使先生为难矣。想先生热肠慷慨，古道照人，而又交广知深，虽在窘乡，断不以区区之数碍难。倘蒙慨允，筹归自不必说，尤不仅弟感隆情于不置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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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函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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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辈阴图之事，早为俞兄代达。洞中虽骀台不足为灾，然亦不可稍疏防范。人心之险巇如此，良用浩然。弟等之事，彼等尚在狐疑，时密派人暗中窥探。……兼以同志多人，皆为弟罗致在此，日用一切颇难支持，层筑债台，时形支绌。所以前日之请，实出于万不得已之苦衷。承先生热肠慨允，感不去心。兹以日内偪仄非常，如在荆棘丛中，无一刻之安，非得先生手援，倒悬莫解。可否于他处代筹，济我眉急。人非木石，当思所以图报焉。倘蒙赐示，即乞交俞兄为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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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函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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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奉手札，得悉一是。先生高谊，感激涕零。知先生身在窘乡，而竟请出不情者，实迫于势之急于不得已也。张罗之学，素不讲求，又适此急难之时，所有同志能为助者远不能济。而现在此者，同是天涯。至于平日交游之辈，闻弟声名狼藉，各省被拿之人，恐惹身灾，见而掉臂。知先生热肠，故敢冒昧。卒至以琐琐而累及先生，弟之罪也。先生之心，铭之肺腑也。[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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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其中尚有一些情节难以体会贴切，大体可见此事原委。汪康年接济逃亡到沪的自立军余党，并帮助他们出亡，不止一批，因此受累不小。只是“汪亦非举大事之人”，其“朋友中没有决心死战”者[111]，“及今纵令能代唐等收其余烬，然时运不来，终难收效”[112]。夏曾佑甚至对联络会党之计也感到懊悔，他说：“民会魁桀必皆旧党，因稍新者必不能与众相合也。故前所著之论云云（在申所呈者），今日观之，都是废话。总之，我辈所志之事，与小民所乐从者，其中尚隔十余重，如何做得到！”[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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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康有为的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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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内部分歧主要不在宗旨手段，而在人事派系。其中重要因素，便是周善培函中提到的“某君”，即康有为。汪、唐两派的门户之见，与保皇派关系密切，特别是汪康年与康有为、梁启超之间的宿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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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康结仇，主要源于两件相互关联的事，一是《时务报》之争，一是汪康年与孙中山的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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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康年与梁启超、康有为在《时务报》问题上的争执，历时近两年[114]，背后的确有张之洞的压力和影响。但汪康年等人除奉命办事外，也有自己的看法或主见。对此不能以康、梁之是非为是非，一言以蔽之曰洋务与维新之争。陈寅恪说：“当时之言变法者，盖有不同之二源，未可混一论之也。”此二源即“治今文公羊之学，附会孔子改制以言变法”与“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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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治今文经者，除皮锡瑞外，语多妖妄，容易引起非议。加上康有为曲解孔学，自命教主，党同伐异，早已引发与章炳麟的冲突。[116]戊戌时叶瀚、陈汉弟等鼓动汪康年组织浙学会，认为：“方今各省学会，舍湘学而外，无人创设。湘学已为康教所惑，浙学汲汲宜办，以杜其萌芽，先发制人”，“欲与同志独立一帜，昌浙学之宗派，绝粤党之流行”。[117]因汪康年不肯出头，叶瀚便代而倡兴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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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浙学会为总目，而以时、格、农、蒙四会为体。且南海伪学，其势虽昌，其存不久，然逆料将来，必一败涂地。但目今其声气可席卷天下，被累不少，故弟与同志约，不容彼党侵入浙界，务须仿日本进步党所为，留以有待。众佥谓然。故浙学速成，则彼党来，公逐之可矣。[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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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浙学会为总目，而以时、格、农、蒙四会为体。且南海伪学，其势虽昌，其存不久，然逆料将来，必一败涂地。但目今其声气可席卷天下，被累不少，故弟与同志约，不容彼党侵入浙界，务须仿日本进步党所为，留以有待。众佥谓然。故浙学速成，则彼党来，公逐之可矣。[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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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学派分歧，实属维新势力内部不同派系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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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日维新期间，康门师徒以布衣沐皇恩，不免“有腾驾云雾之势”[119]，倚仗皇权，飞扬跋扈，四面树敌，不仅遭到后党和洋务派官僚的疾视，也得罪了不少往日的同道旧友。如横滨的孙中山、陈少白，港澳的王质甫，湖南的邹代钧等。康有为借光绪龙威压制《时务报》，排挤汪康年，“南北诸报，纷纷评议，皆右汪而左康”[120]。即使调和派也不满梁启超等始则挟诏旨与汪为难，“继又腾书各报，极力痛诋”，以为“迩年以来，言新法者群推汪、梁，若一旦为人所轻，则凡言新法者皆将见轻于人，守旧者有所借口，而维新之机失矣”。[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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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新派的内讧甚至惊动海外，日本人评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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