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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前后，张尧卿帮助清方诱捕师襄，汪康年也是知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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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汪康年暗助张尧卿，别有隐情。罗振玉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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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湘人李某者，任上海某局文案，亦与闻长江事，惧连染，乃诣江督告密，谓事变由会匪煽动，簿其名以上，且自请捕之。江督许焉。时汪君穰卿主《中外日报》馆，已练达世事，议论日趋稳健。顾平日负侠气，闻而不平，谓会匪诚可诛，然既与同谋，败而下石倾险，孰甚焉？乃阴资诸会匪纵之去。某愤甚，于是又以汪某实为首领告。穰卿时方在白下，不知已遭刊章。其友陶矩林观察（森甲）知之，不义其乡人所为，密卫穰卿出险，并以实语江督，某乃接浙去沪。[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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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立军失败后，汪康年帮助到沪的会党成员逃往香港，因此遭到清方的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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闰八月，先生因事至南京，江督刘岘庄制军忽误信蜚语，疑先生有异图，遣一武员率兵至先生寓所之客栈，闭门大索。幸先生先已得讯，急微服出通济门，附内河航船，由句容、丹阳经常州达苏州，改附小汽船至上海。事后始知刘制军既索先生不得，复派数十人至下关，遇有登汽船之旅客，均加以穷诘，期于必获云。先生后致书刘制军，辨明其诬。刘制军亦知为人所误，其事乃已。[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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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曾佑认为汪康年“得罪两面，实可虑。当设法散释一面，择其急者”。“我等总以二面均绝不与闻为长策耳”。同时感到“彼党仇公，毫不足虑，并防备亦不必。彼不能刺双火、君瑞而能刺公哉？刺贵人，勿刺平民”。[144]戊戌后，保皇会中只有梁启超经人调解，与汪康年尽释前嫌，极力支持唐才常的中原联合大举。汉口自立军败，他刚好抵达上海，和国会的狄平、赵从蕃、丁惠康及井上雅二等人积极设法营救被捕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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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与孙中山革命党的关系值得深究。该会中容闳、汪康年、汪有龄、周善培、文廷式、郑观应、唐才常等前此与革命党人有过交往，这为他们提供了一种政治选择。唐才常最早向革、保两派提出求同存异、联合并举的纲领计划，并得到孙中山、梁启超的支持拥护。1900年5月，孙中山接受梁启超的劝说，同意联合阵营顺应时势，使用借勤王以兴民政的旗号。8月，他与归国参加长江起义的梁启超协调步骤，决定暂停广东军事行动，亲赴上海，参与中原大举。同行者还有化名张浍、高绣延的唐才常派成员。则孙中山赴沪，不仅出于先期约定，很可能还是自立会或国会的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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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康年一派也考虑过与孙中山的联合。东游归来，汪虽然认为孙中山无能为，但并未断绝与革命党的联系。1898年六七月间，还会见了孙的日本友人平山周、末永节等。[145]这与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因平山周是孙文党而不愿相见形成鲜明对照。[146]与汪关系密切的周善培，1899年在日本经梁启超介绍结识孙中山，他得知汪、唐有隙，不能通力合作，劝解之外，建议汪康年“中山许公宜常与之通消息，缓急亦有用者也”[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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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筹备期间，汪派认真讨论过与各种力量的关系组合。夏曾佑关注“中山酒店重开否？对山文集重刻印否？”他认为不能指望张之洞、梁鼎芬，也反对依靠“欲翘然为首”“帝制自为”之人，而“自成一队，力既不能，时又不及”。对于革命党，他虽说“与中山合，此较妥”，但担心“事败则与俱败，事成则北面而侍人（中山处大约人材较众，皆教中人，非士大夫，故我辈不知）。唆使武负，此策无从行”。因而提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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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今之计，与英、美、日相商定策，以兵力胁退□□，请□□亲政，再行新政。……若有革命党人不愿，可用意将革命、革政二党人化合为一宪政党人可矣。（只须宪法上立一条曰：凡满人所得之权利，汉人均能得之。如此则革命党又何求乎？）[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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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起义时，周善培仍坚持“中山既有所举，吾党不可不赞之，不可复有嫌疑”，“中山倘西顾，必使人来而为恃……果有徒，仍宜赞中山”。[149]此后汪康年还向留日学生监督钱恂打听：“二雄合一，是否？二雄能再雄鸣否？”[150]则汪派与革命党虽然政见不尽相同，行动上却屡有合作的需求与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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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会长容闳与革命党的关系，始于和杨衢云、谢缵泰一派商议联合计划。1900年3月底到4月初，他在香港与谢、杨二人多次会晤，设法促成趋新各派的合作。4月4日，容闳离港赴美，谢缵泰致函孙中山，建议其在容途经日本时与之会晤。“为了防止各党派领导间的自私竞争和妒忌”，谢还推举容闳“为维新联合党派的主席”。[151]4月底杨衢云赴日与孙中山协商，6月孙中山赴新加坡与康有为洽谈，举容闳为联合党派主席当在议程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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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谢缵泰的提议既针对康有为等人阻挠合作，又含有报复杨衢云与孙中山争夺兴中会会长失势之意，但孙中山本人对此表示赞同。8月孙中山赴沪前，不仅对各派联合的前景充满信心，而且特别对新当选的国会会长容闳表示支持，称之为“众望所归的领袖”[152]。以后容闳还担任了兴中会的外交代表。至于文廷式，他于1900年春访日时，曾与孙中山讨论国事和起义事宜。[153]国会成立后，他还到长沙，在张尧卿的协助下，为兴中会散票。[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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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与南方几大督抚的关系耐人寻味。井上雅二曾作如下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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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刘坤一与李鸿章等于中国议会之事，不甚注意，亦甚不阻止。及后支那官吏之入会者渐多，而唐等又一败而不可收拾，于是刘、李二人皆有阻止之议。李尝正言曰：“破坏内阁，创立新政府，今之所谓维新党者，吾决不登庸之。”张之洞则自始至终与议会大相嫉恶，尝以解散及破坏为宗旨。及党祸频兴，唐才常等被获，议会因之解散，而张之心始快。盖张素与西太后有不可离之因缘，而议会之宗旨，即以排斥太后，扶掖皇上亲政，为唯一之要件。此为其所以深恶痛绝之一原因。彼之观念，以谓皇上亲政，则康党必见登庸，康党登庸，则岂能容彼等之老朽据封圻、序朝班哉？故不得不竭其心，尽其力，摧之戮之，而不留余地也。[155]在此期间，张之洞、刘坤一、李鸿章等人实行东南互保，抵制清廷与列强开战的旨意，表面似与国会的宗旨吻合。国会成立时，不仅李鸿章不见怪，刘坤一不妨碍，就连张之洞也未加干预，张的亲信陶森甲还加入了国会。[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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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后来在《劝戒上海国会及出洋学生文》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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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间，上海设立国会，其规条甚秘，未经刊布。初闻之，以为此殆会集同人，考求时事，发为议论，以备当事采择，略仿外国下议院之例耳。[157]这不过是表面态度，至于内心考虑，则复杂得多。清政府为守旧党所把持，自乱天下，引起内外矛盾大爆发，造成空前危局。如何在各种政治势力的冲突较量中保存和发展力量，对于各人的政治智慧和手腕构成严峻考验。作为地方大员，既要保证辖区的利益不受侵害，又要防止个人权力流失，这些角逐政坛多年的官僚采取静观与敷衍的策略，力求立于不败之地。他们一方面对时局大事不轻易明确表态，另一方面与各种政治势力交往应酬。自立会在长江一带的活动早已无密可保，不少文武官员卷入其中，张、刘二人不会毫无所知。所以置若罔闻，一是政局尚不明朗，二是尚未对自身利益构成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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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中不少人是张、刘、李等大吏的戚友僚属，政治上有不同程度的共识，因而往往互相借重利用。汪康年曾先后专程赴汉口、南京，向张之洞、刘坤一进言，以后又与郑观应等15人联名上书李鸿章，请求他们“剿匪劾政府”，或“率兵入都，以剿匪为议和之根本”。国会成立后，他再赴江宁，与同志商量，请刘坤一“举兵入都，护卫两宫，因以弹压西兵，主持议和”。[158]张、刘虽然拒绝，但未追究。而李鸿章曾自认是康党，接到汪康年等人的上书，只以“乳臭小儿焉知国家大事”一笑置之。[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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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与督抚的最大分歧，在于对待西太后和端王、刚毅等当朝执政的态度，国会要求督抚实行北上勤王或“自建帅府”之策[160]，“不奉贼臣之矫诏”，诛杀“捏造诏旨，力行阻挠”“不顾国家，不明大局之贼臣”[161]，公开反对顽固重臣把持下的中央政府。而张、刘对西太后“仍感佩服”，李鸿章也与之“有缘难分”。在大乱局势下，他们不能不考虑万一中枢既倒的善后，但其权力的合法化基础来自朝廷的任命和西太后的信任，同时又心存自保善终之意，“因而毫无自立或北上的意气”。[162]尽管张之洞见恶于康、梁，而刘坤一在戊戌政变后曾抵制慈禧尽废新法的谕旨，反对重立新储，对待清廷的态度刘却更为消极。陈三立等人为此致函梁鼎芬，强调“方今国脉民命，实悬于刘、张二督之举措（刘已矣，犹冀张唱而刘和可也），顾虑徘徊，稍纵即逝”，希望其鼓动“由张以劫刘，以冀起死于万一”。[163]不过，“借资鄂帅”在国会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夏曾佑对汪康年直言相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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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之行本无谓，赤股本是烧料，刘表必不能听先主之言，而其左右之人无一可商者，不独大胡子也。此等事岂可与名士老爷商者。……公武昌之行无为之极，弟在申必阻之。今日可将此一章书除去，不必再说矣。[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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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与督抚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利害冲突。井上雅二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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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议会与张、刘难以并存，如果不废除长江保约，难以推动国民运动，而且无法与各国进行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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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是政局大乱的特定情况下民意浮升、民权提高的表现，它以勤王为旗号，要通过北上清君侧或南方割据，进而达到变政目的。除反对排外一点，与东南互保的承认西太后、保全清朝一统天下及地方安定之旨格格不入。当形势不明朗之际，双方尽量避免直接冲突，以集中精力对付北方乱局。但国会在争取和利用督抚的同时，又设法联合革命党，运动江湖客。张之洞破获自立军，拿到确证，除“令其军以自立为名”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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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汉洋文规条，有指定“东南各省为新造自立之国，不认满洲一朝为国家”等语。其逆党逆信，有“皇上仓皇西窜，此时此机，万不可失”等语。其康、梁会衔伪通饬文，又有“欲图自立，必自借遵[尊]皇权始”等语。夫尊皇权，明言是借，且明言图自立，明言不认国家，甚至以逃窜等字加诸至尊。如此情词，尚有丝毫爱戴我皇上之意乎？[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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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立军失败后，容闳等人仍准备组织团练，实行民间用兵的明暗二法，“明的是以北上西指为名，暗的是组织团练以保护长江一带”[166]。后来汪康年遭到刘坤一缉捕，上书自辨：“或电称康年勾结革命党人，又或指康年勾通江湖中人，非特诬蔑之无因，抑亦侪偶之不类，非意存倾陷，即缘于误会”，指蜚语为保皇会捏造，自称前此所为“大率归重于朝廷，致望于督抚”。[167]其实，保皇会固有挟嫌报复之意，所说则不无实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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