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815825
1706815826
予初闻中国议会之名目，但知其不过为庞然无序之团体耳，至于实力，则未必有也。然时势之所变，几咸驱在野之志士而成合一团体。……而一时感动奋发之气象，理想知识之发达，实足令人敬仰。且彼等之心，皆出自一片爱国之热诚，非所顾于成败利钝也。故万一事成，不特称霸于中国，雄飞于亚东，固将摧狮威，折鹫翼，握全球之霸权，执万国之牛耳，而为世界主人翁也。[196]当然，各派的分歧依然存在，加上复杂的人事纠葛，合作时冲突不断。大合阵营中不同派系互争雄长，同一派系里小集团彼此掣肘，由此开近代中国政坛无谓党争的恶例。
1706815827
1706815828
自武汉事败之后，康、汪两派竟至各为秦越，而终不能调和，自余各派，亦互相排击。此不特新党志士之忧，而于全国前途之影响，有大不利焉。
1706815829
1706815830
1706815831
1706815832
大敌当前而内部纠纷不已，令参与其事的日本人士大为叹息:
1706815833
1706815834
且今日当道之官司，满清之奴隶，无论若何党派，凡为维新之士，一概严捕而诛戮之。在新党能合力一心，以谋抗拒之策，以图自立之机，犹且不暇，况或自相冲突相解散，其不为异族所戮辱，则为顽固者之话柄而已。
1706815835
1706815836
他们“亟望新党之化意气而谋合群，图大业而忘小嫌”。[197]
1706815837
1706815838
朱淇鉴于“今日维新志士已不可多得，若伤残一人，则是中国志士少一人，残害国家元气，莫甚于此。他日中国终不能不维新，若此时已将志士残害，则将来维新之时，恐人材不足用矣”，特撰《圣朝无党祸论》，欲为党人作大解脱，以免当道以“康党”二字罗织中国志士而聚歼之。[198]可惜良好愿望未成现实，此后进步势力的朋党之风不绝，内讧不断，不仅妨碍直接目标的达成，更使中国民主进程受到严重干扰，形象大受损害，步履维艰。如何发扬政治精英的国家民族观念而抑制其宗派意识，遵循民主制的规则，成为中国民主政治成败的一大关键。
1706815839
1706815840
剖析庚子中国议会的史料与史实，启示颇多。对此事件看法的诸多分歧，主要来自两方面的影响，一是后来政局的变化和研究中两极对立的观念，妨碍了全面、历史、细致地观察问题，革命与保皇的概念，显然不能涵盖当时趋新势力的派系关系；而由此产生的简单正邪观，更无法判断各派政治行为的是非正误。那种戊戌以康、梁为准绳，庚子以团民为尺度，辛亥以革命党为天平的评判，很难深入认识复杂的历史。
1706815841
1706815842
参加国会的人士固然不乏主张激烈者，如唐才常，另如丘震，梁启超称之为“当代青年中一有望之人物也。……固夙以为国流血自祝，吾亦冀其为铁血派中一伟人也”[199]。而多数人属于革政势力的渐进派，“平日绝不主张激烈之行动，以为天下大器，破坏滋易，建设实难。以吾国之人材、财政、内忧外患而论，尤不当虚作一建设之理想，轻言破坏”，希望“政府之能自改革，勿自蹈于危亡之域，以致危及天下”[200]，政治表现鲜有大放异彩之时。有的后来更趋于保守颓唐，绝足政坛，袖手神州。但在国家民族陷于危难之际，他们一片天下己任的抱负热忱，不仅毫不逊色于革命先驱、维新志士，而且曾经实实在在地协手合作，共赴国难。
1706815843
1706815844
二是受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对史料的掌握理解和运用存在片断与片面的弊病，很难把握事件的全部内外联系。有关结论逻辑上似能自圆其说，但往往是由于看不到材料，或以舍弃、蒙蔽部分史实为代价。以为正气、自立、国会的纲领以及纲领与行动之间根本自相矛盾，便是从后来的观念逻辑出发，依据片断史料而形成，与当时人的理解及真实全貌相去甚远。如果说以前主要是资料所限，那么随着新材料的不断问世，如何解读史料，了解史实更显重要。只有在全面掌握史料史实，把握和揭示其本来内在的各方联系的基础上，才能认识历史。从史料中读出历史真相，了解流变因果，进而重建信史，绝非仅对上古史才有意义。近代史虽时隔不久，但史料太多，难以掌握周全，而且政局变幻多端，当事各方出于种种原因，有意无意地制造、隐瞒、曲解、放大或缩小史料史实，研究工作整体上又未经疑、考过程，如果研究者不能严格从学术史出发，充分吸收已有成果，尽可能将所有新旧史料排比考校，进一步解读，结果必然观点先行，史料填充，呼卢喝雉，图画鬼物之弊在所难免。与历史所蕴藏的丰富可能性相比，任何理论与逻辑都显得苍白无力。
1706815845
1706815846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往来书信选》上册，第518页。
1706815847
1706815848
[2] 胡珠生：《正气会及其〈会序〉三题》，《历史研究》1984年第6期；《自立会历史新探》，《历史研究》1988年第5期。
1706815849
1706815850
[3] 如夏曾佑嘱咐汪康年：“以后通书有碍字面，诚恐未便，若作隐语，又易误会。今拟于信中极要字面，即用电报新编之号码，每码移上三字。”（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1353页）
1706815851
1706815852
[4] 汤志钧：《乘桴新获》，第343—345页。
1706815853
1706815854
[5] 井上雅二：《维新党的失败及其将来》，《东亚同文会第十一回报告》，明治33年10月。田野橘次的《最近支那革命运动》第1章“哥老会巨魁唐才常”（收入杜迈之等辑：《自立会史料集》）第5节“维新党的失败与其将来”据此译成，略有增删。
1706815855
1706815856
[6] 据《井上雅二日记》（《乘桴新获》，第348—380页）、孙宝瑄《日益斋日记》、唐才质《自立会庚子革命记》、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第9章、田野橘次《最近支那革命运动》第1章（均见《自立会史料集》）等资料整理。张元济两次会议均与会，第二次会议决定干部人选，容闳指定其与孙宝瑄掌会计，力辞不就。井上日记称宋伯鲁、张元济、王照等没有加入，似指未加入国会的中心机构。
1706815857
1706815858
[7] 《中国旬报》第19期，1900年8月9日。
1706815859
1706815860
[8] 《赠光禄寺卿翰林院庶吉士宗室寿富公行状》，《林琴南文集》，第35页。
1706815861
1706815862
[9] 高凤谦函告汪康年：“寿伯茀先生创知耻会，所撰序文辞意俱好，忠君爱国之心，跃于纸上。宗室有此人才而废弃不用，可叹可叹。”（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1635页。参见吴保初：《宗室寿富告八旗子弟书书后》，吴保初撰，孙文光点校：《北山楼集》，第88—89页；宋恕：《书宗室伯福君知耻学会叙后》，胡珠生编：《宋恕集》上册，第278—279页）
1706815863
1706815864
[10] 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市图书馆编：《张謇全集》第6卷，第416页。
1706815865
1706815866
[11] 梁启超著，舒芜校点：《饮冰室诗话》，第15页。
1706815867
1706815868
[12] 杜迈之等辑：《自立会史料集》，第93—94页。另据金梁《光宣小记·送考》条：“廷式听点，乡友多至殿门送考。朝考日，余方与众立谈，见汪伯唐先生（大燮）送汪穰卿同年（康年）入。伯唐与余向未识面，问余名。穰卿曰：‘予昔识金君于广坐，尔亦试觅之稠人中。’伯唐四顾及余，趋前曰：‘昂昂千里，卓立不群，其此君耶？’众皆引以为异。穰卿曰：‘此君自有异人处，不难识也。昔访君西湖，君方品茗三雅园，座客已满，予觉君小异，执手问讯如故交。及君至海上，予集友宴之，数十人皆一时知名士，文芸阁（廷式）后至，予亦嘱觅诸座上。芸阁一顾即得。吴彦复、欧阳石芝继至，亦然。金君不凡，故易识也。’时闻者皆传为美谈。忆昔唐佛尘（才常）、沈愚溪（荩），至杭见访，余侍父立柳堤，唐君一见即呼曰：‘金君是耶？’亦可异。客去，父曰：‘唐军顾盼非常，必立功名，恐遭非命，沈亦似不能免。’后庚子起义，唐君果于汉口被害。时余下榻上唐寓，得报大恸。未几，沈君亦仗死北京，果皆验。”（章伯锋、顾亚主编：《近代稗海》第11辑，第289页）
1706815869
1706815870
[13] 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24辑之238。
1706815871
1706815872
[14] 蒋贵麟编：《万木草堂遗稿外编》下，第871页。谭献《复堂日记》1899年10月3日记：“六桥来，询悉驻防上书者瓜尔佳氏金梁字息侯，诸生，年未三十，昨举孔子生日会者即其人。”（谭献著，范旭仑、牟晓朋整理：《复堂日记》，第405页）后来康有为反对扑满之说，所举例证之一，即“满人亦有佳者，如瓜尔佳力言民主者也，何必尽攻之”（1902年6月3日《致罗璪云书》，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59页）。
1706815873
1706815874
[15] 蔡元培：《自写年谱》，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7卷，第290页。另据1901年4月4日蔡元培日记：“晤伯、仲昭，见示章枚叔所为《訄书》，宗旨在帝孔氏，逐满洲。伯言，瓜尔佳锡侯，满洲之言维新者，见此书因立一扶满抑汉宗旨，以与枚叔争。噫，黄种方绌于白种，而种之中乃自相与争，此何异汤沐已具，而群虱乃斗与裈中也。然满汉之界，祖宗立法未善有以启之，二百余年无大争，故界不破。今乃有以争为宗旨者，此满汉大同之基也。”（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15卷，第327页。编者校改“大同”为“大乱”，误）
[
上一页 ]
[ :1.706815825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