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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井上雅二日记》，汤志钧：《乘桴新获》，第366—3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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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沈小沂，又作晓宜、小宜、晓沂，胡珠生《自立会历史新探》定为沈兆祎，《宋恕集》（胡珠生编）姓氏索引及简注以小沂、幼沂为同一人。均误。沈兆祎字幼沂，江西南昌人，清优贡生。戊戌官候选训导，曾上书奏请“广邮政，裁驿站”。后从张百熙办京师大学堂。民国曾任山东临沂县长。据汪康年师友书札，1899年9月28日夏曾佑来函：“新见《五洲大事报》，当即是沈晓宜所为，其首《平等说》一篇，当是浩吾之笔。”同年10月12日章炳麟来函：“八月三十日曾寄《究移植论》、《翼教丛编书后》两首，托转致小沂。嗣在穗公处，得君赴鄂之耗，今复将《藩镇论》一首寄奉，亦望转致小沂。《五洲报》馆设在何处，务望示悉，以便他日径寄。”1900年5月16日周善培来函：“晓沂报犹出否？何以二月皆不一寄。”（见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1344、1957、1195页）《五洲大事报》，即《五洲时事汇报》，半月刊，1899年9月创刊于上海。该报原题“本馆社主日本佐原笃介，支配人中国沈士孙，创设《苏报》馆内。”则沈小沂名沈士孙。据1900年1月27日《苏报》所载上海绅商反对清廷立储的联名电禀，签名者中沈士孙、沈兆祎并列，实为两人。另据郑孝胥日记，沈小沂本名兆祉，是沈幼沂的弟弟（中国历史博物馆编，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2册，第866、872页）。庚子后他亦曾参与京师大学堂事，因遭时忌，回沪办译书局。井上雅二日记明治33年8月6日、23日所提到的沈少伟兄弟、沈小伟，当指沈兆祎、兆祉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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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朱维铮、姜义华编注：《章太炎选集》注释本，第112—1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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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13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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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历史研究》198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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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历史研究》199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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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1196页。汪康年来函写于3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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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中村义：《白岩龙平日记》，第311—312页。周善培《旧雨鸿爪》记：唐才常“从政变起就想替复生报仇。己亥（一八九九年）八月，我由四川赴日本，路过上海，知道他在上海，就去访他。他就把报仇的实际行动对我说了大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编辑部编：《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19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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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周善培《谈梁任公》记：“己亥（一八九九年），我到日本调查，过上海遇见时务学堂的两个学生同船到日本。在路上谈起他们要到日本找梁先生，我就托他们转达任公，我要去访他。到了东京，任公就由横滨来信约定日子，他来东京访我。见面唏嘘感慨良久以后，我就提出他们对政变应负责任的意见，任公当时诚恳地深自引咎。……我在东京住了一百二十天，与他见面在十次以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19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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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周善培：《旧雨鸿爪》，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编辑部编：《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19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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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周善培致汪康年函中提到：“田野在浏阳许否？译书局如何？”（《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11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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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11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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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同上。据白岩龙平日记，1月11日唐才常从广东归沪（中村义：《白岩龙平日记》，第3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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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中村义：《白岩龙平日记》，第3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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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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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三，第22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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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胡珠生编：《宋恕集》下册，第6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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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胡珠生编：《宋恕集》，上册，第604页。宋恕自称：“生今日而犹欲恢复清议，虽诚壮不可及，吾恐其将得大祸；即不得祸，亦决不能兴旺也。上海志士皆笑弟为畏怯无胆气，但有空识解，无足当于天下兴亡之数，弟亦喟然受之。”夏曾佑则说：“宋馁、章憨，皆大奇。”（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13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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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廖梅：《汪康年：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第2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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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汪穰卿笔记》载一事，可见汪康年与唐才常不和的一些前因：“光绪己亥冬，余忽见《同文沪报》载湘人叶某一事。谓叶守旧，于行诣必端，不意竟大荒谬，绐其妹嫁浙盐商朱某为妾。逮妹返而哭诉，伊乃戏言曰：‘为妾何害，今人皆宠妾，得子捐诰封，与妻何异。’余见报大骇，乃袖报往见报馆主人井手君，曰：‘叶君为人如何，吾不置一辞，若此事则绝与事实相反。’盖朱余戚，此事余知之极详。朱为余再从妹婿，妹死，或为媒叶之妹。朱年少佻薄，知叶富，且女颇有才名，亟许之。既订姻，朱有事至杭，馆其母舅赵氏家，又艳其表妹之美，则匿订姻叶氏事而媒娶之，置于扬，遂至湘娶叶氏。已而迎赵至，叶女知而诟，遂常家居。是时余适以事至湘，诣余弟家，廉知其事颠末。余谓此事极难办，盖于叶则先订而后娶，于赵则后订而先娶，假令朱返至湘时，有人知其事而告诸叶，使退婚，尚可及，今则难矣。顾无论如何，此事咎在朱，何关叶也。井手君曰：‘是浏阳唐某属登者，其所属多矣，他事关系尤巨，余择其事至小至无关系者乃登此。’余曰：‘此事颠倒太甚。’乃作更正数十字，请井手君登之。越数日则报忽又载一段，仍伸前说，谓叶为此者，实以欠朱三千金，故暗以妹为抵。余走谓井手君曰：‘此说更谬，朱虽盐商，中实枵，安能有三千金借叶。’井手君乃劝余不必更与若辈辨，此故小事也。余因思彼等方盛有组织，而乃为此无谓之播弄，足知吾国人意度止此而已，可叹也。”（章伯锋、顾亚主编：《近代稗海》第11辑，第3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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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井上雅二：《忆唐才常》，《日本人》第126号，1900年11月5日，引自廖梅《汪康年：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第2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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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三，第27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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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1353、1358、13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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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同上书，第11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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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汪康年曾将正气会章程寄给日本的近卫笃麿、大隈重信和犬养毅等（《汪穰卿先生传记》卷3，章伯锋、顾亚主编：《近代稗海》第12辑，第231页），又请西人相助。6月18日周善培来函询问：“正气会西人肯助，其旨若何？扩充又如何？”（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11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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