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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中原因，1903年秦力山写《庚子汉变始末记》为毕氏作传时，曾有所提及：“顾毕尝与兴中会事，其后亦卒不合。”[76]至于其中具体过节，1901年，秦力山在《国民报》上发表《中国灭亡论》，对保皇、革命两派均予抨击，显然是针对庚子之事而发。他指责“以颠覆政府自命者”为“老于世故者流”，逆知世界大势不允许改朝换代，另立新皇，“于是开创君主之念遂绝，乃阳袭民权革命之名号以自便其私图”。其证据是，华盛顿、鸦军阿度等倡革命求自立，不亡他邦匿异国，其人却“艰难风雨人尝之，而他日之万古隆名吾将一人当之”，“并非有公理公义之不容己而为斯民奔走者。其笼络人才，假仁假义，口是心非，则梁山泊宋江之替人也”。[77]这番话很可能是代毕永年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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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秦力山对孙中山的认识加深，又读了《三十三年落花梦》，心目中的孙文已由“广州湾之一海贼”变成“异乎寻常之志士”[78]，于是写《庚子汉变始末记》时有意隐去毕氏因误解而生的责难。此说若能成立，则毕永年出家的原因之一，当为其急于办事，而孙中山则“尚无一定之规”，疑心后者不敢举事，故意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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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虽然为兴汉会的成立感到欣慰，委任容星桥专办湘汉之事，又殷切款待远道专程来见的张尧卿，但对于将组织活动重心转向湘鄂，的确没有充分准备。其本意在于扩张势力影响，以广东为立足点，而以长江为响应。加上听到一些关于张尧卿的流言蜚语，毕永年又弃事为僧，更不敢倾全力投向长江。孙中山与湘鄂的联系主要得力于毕永年，他听说毕“愤世远遁，如失左右手，尝四处访寻不获”[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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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自立军后来失败的情形看，孙中山的谨慎事出有因。但如此一来，开始倾向兴中会一方的林圭，不得不再次调整对策，平衡于唐才常、孙中山之间，以维系共同大举的原案。由于双方实力在许多方面存在明显差距，这种平衡政策必然有利于强劲的一方，无形中增强了唐才常的影响，使保皇会的支配力相应增长。加上1900年1月令海内外震动的废立之争骤兴，起到动员整个革新势力的作用，使勤王声势暴涨，长江流域的活动更加向着保皇会一方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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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正气会的外圈之事却时生阻隔，会中唐才常和汪康年两派之间一直不和。双方分歧的原因，主要不在宗旨策略，而在派系人事，特别是与康有为关系的亲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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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才常以正气会联络各方，密谋兴师，与汪康年等人并无矛盾。甲午之后，中国迭遭重创，戊戌变法的一线曙光又被扼杀。开明士绅受传统民本观念和天下己任抱负的熏染激励，加上近代西方民权思想的影响，对皇权的离异心增强，而民权的代表性扩张。从汪康年师友书札中可见，当时与之交往的士人官绅普遍怀有怨清反清的意识情绪。身为留学生监督的钱恂，认为中国士气扼于满人压制，1901年底拒俄运动兴起时仍说：“新政必无望，要此东三省何用?”[80]以彻底变革为图存先机。他还指刚毅等顽固党为“中国之忠臣”，因为他们的倒行逆施反激出新政议论，甚至说，俄国“近来学生囚三百余人，请看五年之内，俄国必有起色”。“去年汉口止杀二三十人，故士气不振。若尽杀容闳、严复、张通典、陶森甲辈，今日士气必大盛。”[81]他们纷纷采取行动，以拯救危亡。其不顾朝廷禁令，毅然集会结社这一事实，已经表明了独立立场和行动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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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争取合法地位的同时，他们试图结交下层秘密社会，以达到政治目的。尽管多数人不赞成排满，主张以革政代革命，却并不反对动用武力，也不排除宪政，甚至可以接受共和及联邦体制。用《正气会序》这类公开文献来否认有关组织或个人反清密谋的可能性，甚至否认中国议会成员的武装勤王宗旨，都不免忽略了政治文件所含宗旨与策略的两重性，低估了绅权与皇权在相互依存之外还有彼此制衡的一面，由此产生的忠君观与圣王观也是互为联系约束。正气会之下，不仅唐才常努力联络会党豪强，汪康年、叶瀚、周善培等也积极发动江淮川鄂的民间武装。其行动在某种意义上是历代士大夫在国难当头之际常规表现的重演，只是受西方近代政治观念的影响，增加了新的取向。他们觉得保皇、革命均有所偏颇，虽然奉光绪为趋新象征，却并无保皇派的固执，既可推之为总统，也准备弃而另选其他有声望之人。[82]康有为的存在，反而成为他们任意发挥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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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气会内部的派系矛盾以及由此引起的组织分化，对该会和与盟兴汉会的哥老会首领的关系产生很大影响。由于正气会组织发展艰难，唐才常不久即将干事长一职让给叶瀚，自己为避免行动掣肘，避开汪康年等人，全力经营内圈之事。以后又将筹备活动一分为二，用1899年5月与梁启超等人共同创立于日本横滨的自立会的名义，联络组织长江会党，设中国议会联络开明士绅。汪康年等则自行其是，在川、鄂、皖、江淮等地联络会党。因此，后来与盟兴汉会的哥老会首领主要是与唐才常等联系，而与江浙派士绅的关系相对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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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冲动而弃事的毕永年果然“终无死心”，再度“起而救世”，参与筹划自立会。因唐才常依然坚持与康有为保持关系，毕永年又一次愤而离去，南下福建、广东，联络会党，参与兴中会的起义密谋。1900年7月15日他致函宗方小太郎，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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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台湾之事，全赖先生注意成之，或乞先生偕中山氏往台一行，或即留中山寓于台地。彦愿力任闽中之事，而与服部君及粤中诸豪联为一气，或不甚难。因彦之友多在五虎口、华秋、电光、射马、长门、金牌、闽安诸炮台及马尾、南台诸营中者，但得佳果五千枚，便可消暑热。彦虽无救焚拯溺之材，然台中既得先生及中山之布署，而粤中又有服部之肆应，或者其有成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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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与刘学询、李鸿章等人密谋广东独立，毕永年有所响应，他函告平山周：“李鸿章氏已出条教，大有先事预防之意，或纳粤绅之请，其将允黄袍加身之举乎？然天命未可知也。日内又查察满洲人之流寓户口，未审有何措施？此公老手斫轮，如能一顺作成，亦苍生之福。”[83]据说还一度参与惠州起义的筹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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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毕永年与兴中会之间似乎总有些隔阂，终因不合，跑到广州，卖掉西服，着僧装，寄身某禅林。留书同志曰：“他日有奇虬巨鲸，大珠空青，任吾大陆破坏之责者，其人今或为僧也耶？吾方入其群以求之。”[84]“实寓革命于僧界中”。不久以病殁，葬于广东罗浮山。民国成立后，1913年1月，由其后人徙骨殖返湘。途经上海时，同志曾假湖南会馆开会追悼之。[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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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永年离去后，孙中山与湘鄂哥老会的联系有所削弱。加上康有为的阻挠和康门弟子的傲慢，两派合作计划一再受挫，孙中山更集中精力筹备惠州起义。不过，孙看出康与梁启超、唐才常之间有异，将他们区别对待，又希望联合大举成功。即使从策略上考虑，他也需要多一条办事途径，以为回旋余地和政治筹码，而不能死守惠州一隅。这是自身力量严重不足的孙中山在风云诡谲，各派纷起竞逐的庚子政局中，保持独立地位，并设法追求实现宗旨目标，扩大影响的要诀。而林圭等人的态度及其与容星桥的协调合作，使孙中山感到汉口仍有可图。因此，尽管新加坡宫崎寅藏等人被捕事件使孙、康两派势如水火，直到惠州起义前夕，兴中会仍然试图争取澳门保皇会总局的支持。汉口自立军更包含于兴中会的方略计划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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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影响犹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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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8月底，孙中山由日本冒险回到上海。此行目的之一，应是践梁启超前约，相机参与长江大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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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孙中山决定赴新加坡，与宗旨相乖的康有为洽商合作事宜。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很可能接受了梁启超等人的劝说，同意联合阵营采用勤王旗号，没有坚持要求康有为放弃保皇，皈依革命，而是在承认双方宗旨分歧的前提下，寻找共同路线。同时，孙中山又并非容纳康的保皇主张，而是接受梁启超、唐才常等人的借勤王以兴民政。现行专制制度必须改变，实行宪政，至于具体形式，则依据形势的变化而定。而且兴中会本身不使用勤王旗号。惠州起义时，义军借诸报端，宣称：“发誓驱逐满洲政府，独立民权政体。”[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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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联合请求再度遭到康有为拒绝时，孙中山暂时打消了对康本人的寄望，却依然对其他维新志士抱有信心。七八月间，梁启超归国参加自立军起义，途经日本，与孙中山会晤。[87]恰好这时孙中山因广东经略受挫，处境艰难，“心中对南方之事似早已感到绝望，想亲自在中央地区掀起波澜”[88]，遂决定暂停广东行动，赶赴上海。临行前发表谈话，希望“设法将各派很好地联成一体”。尽管他声称此行“不抱任何危险激烈的企图，而是考虑始终采取温和的手段和方法”[89]，实际上准备自立军大举后相机加入或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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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欲亲自参与长江联合大举的意向和行动，表明他对兴中会在汉口的影响力抱有信心。从实际情况看，此举并非病笃乱投医，更不是弃兴中会而转靠他人。要弄清这一点，找出兴汉会的作用当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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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认为，到1900年春，兴汉会事实上就消亡了。[90]形成这种看法，一是由于冯自由等人的著述夸大了唐才常与康有为的一致性，以及唐与孙中山的政治分歧，忽视了孙、唐之间的政治妥协及其既合作又竞争的关系（包括与梁启超），将哥老会首领加入正气会、自立会，简单地视为倒戈或被保皇派夺走。其实，会党首领一般不重视宗旨分歧与政治派属关系，只能依据其具体活动与各派联系的程度来判断定位。二是对兴汉会的组织有所误解。与以新兴势力为主体的政治团体不同，兴汉会作为兴中会与下层秘密会社的结盟，除了名义上奉孙中山为总会长以及奉行兴中会的纲领外，并未组建统一机构，其他未参与结盟会议的首领会众，也无须履行入会手续。既然根本没有过组织实体，也就无所谓消亡。而林圭和容星桥的存在，构成这些哥老会首领与兴中会联系的牢固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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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林圭到汉口后，与容星桥合作创办义群公司，联络会党，其基础就是与盟兴汉会的各位首领，因此林圭奉孙中山为该公司的领袖。可以说，义群公司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兴汉会系统在汉口的组织机构，只是由林圭、容星桥等人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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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4月，为解决经费困难，林圭、李云彪、杨鸿钧到上海与唐才常计议，创开富有山树义堂，散布富有票。[91]票据上所写内外号中的绝句，据说就是孙中山为兴汉会所拟起义时的联络暗语。[92]这至少表明他们无意割断或摆脱与孙中山、兴中会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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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盟兴汉会的成员当中，杨子严（鸿钧）、李金彪（云彪）在富有山堂位居正龙头，兴中会广东分会负责人王质甫和毕永年列名副龙头[93]，辜仁杰任总堂。仁杰即人杰，字洪恩，是驻南京湘军总兵杨金龙部的副将。或谓人杰与洪恩为二人，实为一人。据《自立会人物考》，有辜万年者，字鸿恩，长沙人。井上雅二明确记道：辜人杰改名万年。[94]另外，列名盟堂的柳启宾、谭翥，当为柳秉彝、谭祖培。柳秉彝为宫崎题诗时自署长沙人氏。据张篁溪辑《戊戌政变后继之富有票党会》：“柳启宾，长沙人，年四十余岁，身材中等，与辜人杰即鸿恩一路的。”[95]谭字凤池或凤墀，长沙人。另有名谭树者，乃靖江口人。列名盟证者为张尧卿，即张灿，名光曦，又名张义年。《自立会人物考》称其“名未详，以字行”。但据李英供称：“张尧卿即张义，去年由香港、汉口回长沙。”[96]李权杰似为李堃山，又名李正山，岳州人，未列山堂名单，张篁溪称其总办岳州、华容、平江、羊楼峒一带。这批人地位的显要，表明兴汉会的基本格局得到了肯定与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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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自由说，因保皇会没有及时汇款，“李云彪、杨鸿钧等先离异，辜鸿恩则发贵为票，李和生则发回天票，各自为谋”[97]。因而有人认为与盟兴汉会者后来逐渐脱离了自立军。细查史料，事实并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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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井上雅二日记，中国自立会的部署，长沙为首者杨鸿钧、张灿，岳州、新堤为首者谭凤池，均为结盟兴汉会之人。另据唐才中供称：李金彪、杨鸿钧一直在上海办事。1900年4月20日梁启超致函唐才常、狄平，仍以杨、李作为与徐怀礼对应的湘鄂义军首领。7月，兴中会与李鸿章、刘学询等合谋广东独立，李云彪、杨鸿钧等也到广东、香港。毕永年函告平山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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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胡子已去肇庆、广安水军中，大约一二礼拜可回省城。……闻杨胡子偕萧姓到港，必谒仁兄，未知有何言，乞勿以秘密告之，因杨材劣，而萧姓又新交也。弟日内集诸同志，咸踊跃听命，弟欲乘此机，一一深结之，俾勿冷其心意。[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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