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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人年长位尊，但不通文墨，实际负责的是张灿。张“本世家子，而又通会门”[99]，“工书法，能文章”，“为人饶有才具，深通军事，在会党中甚有声望”。[100]林圭称其“足智多谋，遇事有把握，实驾群兄而上之”，向孙中山力保，请其用而不疑。[101]谭翥亦为“江湖豪杰中甚热心任事者”[102]。辜人杰更是自立会在南京的关键人物，“在武官方面，由辜人杰作中介，联络了杨金龙、赵云龙等，使之为自立会的事尽力”[103]。当时会中人戏称之为“五省钦差大人”[104]。他们不但没有脱离自立会，而且始终扮演重要角色，担负重大使命。自立军兵败，谭翥就义于长沙，辜人杰在江宁自首，被押解到湖北处决。[105]李云彪、杨鸿钧亡走广东，后被捕圉死狱中。柳秉彝、李堃山则下落不明。[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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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会党首领在筹备自立军起义的同时，继续为兴中会办事。七八月间，张尧卿曾协助文廷式到长沙“办孙革命党的事”[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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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兴汉会成员参加自立军，不等于倒向保皇派。自立军失败，张尧卿曾助清政府诱捕师襄。[108]1900年12月22日刘坤一复谭钟麟函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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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示富有票匪张尧卿、易敬臣、李和生三人，现在上海投诚，拿获盗匪数名，并帮同诱获大头目师中吉以自赎罪。旋因湘、鄂饬缉甚紧，密电余道将该三人镣钉解宁监禁，听候迎提，一面据该道禀转电香帅、廙帅为之乞恩。嗣得廙帅复电，免其解湘，始行释回上海，仍交余升道督拿要犯，此时未便再由敝处拿解，有失大信而碍政体。如经湘省续获解到江宁，谨遵台命，即饬沿途水师递护，以免疏虞。[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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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康年师友书札》第四册所收“□翘生”的三封来函，当为张尧卿所写。其中第二函提到：“昨师中吉之事，如此办法，时懍冰渊，欲去不行，欲留不得，进退维谷，如何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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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尧卿此举，别有隐情，有关资料，还有不少难以解读的情节，似不能简单地目为降清。他关注的是如何让带来沪上的十余位同党逃往香港和日本，“惟现在香港、东京，均未奉到回信”[110]，所带诸人又来沪日久，举目无亲，难以支持。无奈之下，除了求助于汪康年，也与史坚如被捕后牵连保皇会一样，利用革、保两派的矛盾，以换取多数人能够脱离险境。所以张尧卿并未因此而免于清廷追究，“屡被捕入狱，屡以计脱”[111]。辛亥后出狱，一度鼓吹反袁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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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立军中，林圭与唐才常的政见不尽相同。秦力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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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之目的与唐异，唐崇拜康，林崇拜公理；唐为帝党，林为民党；唐主立宪，林主共和。然以唐见信于康，林苟欲以间接见信于康而得其接济，则势不得不枉己以从人。其实林无时无刻不欲出唐之范围外，因其组织多近于美国制度，与唐每多冲突。唐终不化，屡掣林肘。唐于会中，几激成内讧，林又起而调和之。[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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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圭的态度：一是出于宗旨分歧，二是受毕永年、容星桥等人的影响。他在汉口寓所内陈列《民约论》《万法精理》《自由之路》《社会平权论》等书籍，“有同志来访，则相与纵谈自由平等共和之说，悲满清之暴政，说革命之急潮，其意气甚激昂也”[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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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才常长期活动于上海，起义前夕才赶赴汉口，对自立军只能给予有限的经济资助。组织活动方面，林圭主要依靠毕永年、容星桥的帮助。这无疑会加强其与兴中会的联系，而削弱唐才常的影响。至于保皇会的间接作用更形微小。保皇派事后的记述有意无意地夸大自己对自立军的控制力，而革命党则想回避与维新派合作“上当受骗”的事实，更清楚地划分楚河汉界，结果造成错觉假象。平心而论，尽管哥老会员一般“不知国民道义为何物”[114]，由毕永年精心挑选出来参加兴汉会的人表现还是比较好。可惜他们不能有力地控制其他会众，使林圭难以统辖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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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兴中会方面看，虽然毕永年离去，会党首领又缺乏明确的政治宗旨，但容星桥始终支持配合林圭的行动。8月9日，唐才常从上海出发赴汉口，同行四人中，有兴中会广东负责人、曾与盟兴汉会、又列名富有山堂副龙头的王质甫。[115]他们于8月13日抵汉，由容星桥出面具保，以150两银子在汉口租界租下一处大屋，60余人合居。[116]事发之际，清军包围顺丰茶行名捕容星桥，容化装逃脱。王质甫则辗转逃回香港，岁暮，曾与秦力山在港晤面。秦赋诗唱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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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颅大好价三千，生不封侯死不仙。但有文章供笑柄，断无毛雨焕奇妍。我身欲葬曾无地，君算成胸别有天。沦落莫添同病感，众生普渡在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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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战成红热大千，又从徐福访神仙（时将重游日本）。八千弟子能无恨，五百童男别有妍。铸铁铸金难铸错，知生知死不知天。嗟君险阻今尝遍，已到文候十九年。[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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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对自立军失败的慨叹，又表达了愈挫愈奋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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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坚如与自立军的关系同样值得注意。在兴汉会成立前夕，经日本东亚同文会广东支部长高桥谦介绍，他认识陈少白，加入兴中会。听说哥老、三合、兴中三会合并成立兴汉会，他感到“非常欣快”，借名与宫崎寅藏、陈少白同船北上，到上海后由唐才常托人携往两湖，观察哥老会实情，“建立亲密的关系，为日后打下基础”[118]。抵汉皋后，游览形势，与湘鄂会党豪杰志士周旋，莫不倾结。[119]随即又与张尧卿、容星桥等赴日拜晤孙中山，奉孙之命深入长江联络会党[120]，在华中活动数月，然后由上海转赴香港。[121]自立军失败后，史坚如曾到在澳门《知新报》任职的东亚同文会会员松冈好一寓所，与之纵谈唐才常之死，慷慨悲切，十天后即谋炸德寿，毅然赴死。[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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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星桥、王质甫、史坚如以及与盟兴汉会的会党首领的行动表明，兴汉会在汉口自立军中始终发生重要影响。自立军不仅是与保皇会关系密切的自立会的武装，也是与兴中会结盟的哥老会首领的武装，兴汉会的功能作用并没有消失。因此，孙中山准备亲自参加中原大举，决不是个人的一时冲动，而是与王质甫等人协调一致的有计划有组织的统一行动，是两年以来联合大举计划的最终实现。由此可见，孙中山组建兴汉会，决非权宜之计，而是始终给予一定程度的重视，并几乎使之发生实际效用，将兴中会的活动与革命风潮推向长江流域。考虑到保皇会坚持以两广为重心，对长江流域并未切实支持，以及各方各派的分歧纠葛，如果起义成功，自立军究竟朝着什么方向发展，兴中会与兴汉会的组织影响至少具有与勤王口号及财政空头支票的蛊惑作用相抗衡的支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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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本辛亥革命研究会编：《辛亥革命研究》第5号，1985年10月。赵军的译文载中南地区辛亥革命史研究会、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编：《辛亥革命史丛刊》第8辑，据译者附注，刘望龄、严昌洪根据所附照片，对个别原文的解读提出了若干改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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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山大学学报论丛·孙中山研究论丛》第4集，1986年。关于照片所影诗词的判识，拙文《孙中山生平活动史实补正
:1895—1905年》和所承担的《孙中山年谱长编》相关部分，未经本人最后校对，手民之误甚多，后来在《兴汉会的前因后果》（《中山大学学报论丛·孙中山研究论文集（9）》，1992年10月）中予以纠正，收入《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一书时再次校改。同年刘望龄撰《日本对阳馆所藏兴汉会史料补识》（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孙中山研究所编：《孙中山与近代中国论集》，第137—158页），对上村希美雄著、赵军译《从旧对阳馆所藏史料看兴汉会的成立》和《孙中山年谱长编》中的有关错漏予以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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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林圭致孙中山代表容星桥书》，杜迈之等辑：《自立会史料集》，第3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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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古哀州死者（林绍先）辑：《自立会人物考》，杜迈之等辑：《自立会史料集》，第300页。在庆祝兴汉会成立宴会上为宫崎寅藏题词时，毕自署安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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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秦力山：《说革命》，彭国兴、刘晴波编：《秦力山集》，第142—1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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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国私会》，译自1897年11月6日伦敦《东方报》，《时务报》第17册，1898年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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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南方熊楠日记》，《南方熊楠全集》别卷2，第2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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