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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6457 1900年8月底,孙中山由日本冒险回到上海。此行目的之一,应是践梁启超前约,相机参与长江大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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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6459 6月,孙中山决定赴新加坡,与宗旨相乖的康有为洽商合作事宜。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很可能接受了梁启超等人的劝说,同意联合阵营采用勤王旗号,没有坚持要求康有为放弃保皇,皈依革命,而是在承认双方宗旨分歧的前提下,寻找共同路线。同时,孙中山又并非容纳康的保皇主张,而是接受梁启超、唐才常等人的借勤王以兴民政。现行专制制度必须改变,实行宪政,至于具体形式,则依据形势的变化而定。而且兴中会本身不使用勤王旗号。惠州起义时,义军借诸报端,宣称:“发誓驱逐满洲政府,独立民权政体。”[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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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6461 当联合请求再度遭到康有为拒绝时,孙中山暂时打消了对康本人的寄望,却依然对其他维新志士抱有信心。七八月间,梁启超归国参加自立军起义,途经日本,与孙中山会晤。[87]恰好这时孙中山因广东经略受挫,处境艰难,“心中对南方之事似早已感到绝望,想亲自在中央地区掀起波澜”[88],遂决定暂停广东行动,赶赴上海。临行前发表谈话,希望“设法将各派很好地联成一体”。尽管他声称此行“不抱任何危险激烈的企图,而是考虑始终采取温和的手段和方法”[89],实际上准备自立军大举后相机加入或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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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6463 孙中山欲亲自参与长江联合大举的意向和行动,表明他对兴中会在汉口的影响力抱有信心。从实际情况看,此举并非病笃乱投医,更不是弃兴中会而转靠他人。要弄清这一点,找出兴汉会的作用当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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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6465 有学者认为,到1900年春,兴汉会事实上就消亡了。[90]形成这种看法,一是由于冯自由等人的著述夸大了唐才常与康有为的一致性,以及唐与孙中山的政治分歧,忽视了孙、唐之间的政治妥协及其既合作又竞争的关系(包括与梁启超),将哥老会首领加入正气会、自立会,简单地视为倒戈或被保皇派夺走。其实,会党首领一般不重视宗旨分歧与政治派属关系,只能依据其具体活动与各派联系的程度来判断定位。二是对兴汉会的组织有所误解。与以新兴势力为主体的政治团体不同,兴汉会作为兴中会与下层秘密会社的结盟,除了名义上奉孙中山为总会长以及奉行兴中会的纲领外,并未组建统一机构,其他未参与结盟会议的首领会众,也无须履行入会手续。既然根本没有过组织实体,也就无所谓消亡。而林圭和容星桥的存在,构成这些哥老会首领与兴中会联系的牢固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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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6467 如前所述,林圭到汉口后,与容星桥合作创办义群公司,联络会党,其基础就是与盟兴汉会的各位首领,因此林圭奉孙中山为该公司的领袖。可以说,义群公司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兴汉会系统在汉口的组织机构,只是由林圭、容星桥等人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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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6469 1900年4月,为解决经费困难,林圭、李云彪、杨鸿钧到上海与唐才常计议,创开富有山树义堂,散布富有票。[91]票据上所写内外号中的绝句,据说就是孙中山为兴汉会所拟起义时的联络暗语。[92]这至少表明他们无意割断或摆脱与孙中山、兴中会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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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6471 结盟兴汉会的成员当中,杨子严(鸿钧)、李金彪(云彪)在富有山堂位居正龙头,兴中会广东分会负责人王质甫和毕永年列名副龙头[93],辜仁杰任总堂。仁杰即人杰,字洪恩,是驻南京湘军总兵杨金龙部的副将。或谓人杰与洪恩为二人,实为一人。据《自立会人物考》,有辜万年者,字鸿恩,长沙人。井上雅二明确记道:辜人杰改名万年。[94]另外,列名盟堂的柳启宾、谭翥,当为柳秉彝、谭祖培。柳秉彝为宫崎题诗时自署长沙人氏。据张篁溪辑《戊戌政变后继之富有票党会》:“柳启宾,长沙人,年四十余岁,身材中等,与辜人杰即鸿恩一路的。”[95]谭字凤池或凤墀,长沙人。另有名谭树者,乃靖江口人。列名盟证者为张尧卿,即张灿,名光曦,又名张义年。《自立会人物考》称其“名未详,以字行”。但据李英供称:“张尧卿即张义,去年由香港、汉口回长沙。”[96]李权杰似为李堃山,又名李正山,岳州人,未列山堂名单,张篁溪称其总办岳州、华容、平江、羊楼峒一带。这批人地位的显要,表明兴汉会的基本格局得到了肯定与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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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6473 冯自由说,因保皇会没有及时汇款,“李云彪、杨鸿钧等先离异,辜鸿恩则发贵为票,李和生则发回天票,各自为谋”[97]。因而有人认为与盟兴汉会者后来逐渐脱离了自立军。细查史料,事实并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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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6475 据井上雅二日记,中国自立会的部署,长沙为首者杨鸿钧、张灿,岳州、新堤为首者谭凤池,均为结盟兴汉会之人。另据唐才中供称:李金彪、杨鸿钧一直在上海办事。1900年4月20日梁启超致函唐才常、狄平,仍以杨、李作为与徐怀礼对应的湘鄂义军首领。7月,兴中会与李鸿章、刘学询等合谋广东独立,李云彪、杨鸿钧等也到广东、香港。毕永年函告平山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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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6477 李胡子已去肇庆、广安水军中,大约一二礼拜可回省城。……闻杨胡子偕萧姓到港,必谒仁兄,未知有何言,乞勿以秘密告之,因杨材劣,而萧姓又新交也。弟日内集诸同志,咸踊跃听命,弟欲乘此机,一一深结之,俾勿冷其心意。[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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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6479 这两人年长位尊,但不通文墨,实际负责的是张灿。张“本世家子,而又通会门”[99],“工书法,能文章”,“为人饶有才具,深通军事,在会党中甚有声望”。[100]林圭称其“足智多谋,遇事有把握,实驾群兄而上之”,向孙中山力保,请其用而不疑。[101]谭翥亦为“江湖豪杰中甚热心任事者”[102]。辜人杰更是自立会在南京的关键人物,“在武官方面,由辜人杰作中介,联络了杨金龙、赵云龙等,使之为自立会的事尽力”[103]。当时会中人戏称之为“五省钦差大人”[104]。他们不但没有脱离自立会,而且始终扮演重要角色,担负重大使命。自立军兵败,谭翥就义于长沙,辜人杰在江宁自首,被押解到湖北处决。[105]李云彪、杨鸿钧亡走广东,后被捕圉死狱中。柳秉彝、李堃山则下落不明。[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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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6481 一些会党首领在筹备自立军起义的同时,继续为兴中会办事。七八月间,张尧卿曾协助文廷式到长沙“办孙革命党的事”[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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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6483 。可见兴汉会成员参加自立军,不等于倒向保皇派。自立军失败,张尧卿曾助清政府诱捕师襄。[108]1900年12月22日刘坤一复谭钟麟函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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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6485 承示富有票匪张尧卿、易敬臣、李和生三人,现在上海投诚,拿获盗匪数名,并帮同诱获大头目师中吉以自赎罪。旋因湘、鄂饬缉甚紧,密电余道将该三人镣钉解宁监禁,听候迎提,一面据该道禀转电香帅、廙帅为之乞恩。嗣得廙帅复电,免其解湘,始行释回上海,仍交余升道督拿要犯,此时未便再由敝处拿解,有失大信而碍政体。如经湘省续获解到江宁,谨遵台命,即饬沿途水师递护,以免疏虞。[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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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6487 《汪康年师友书札》第四册所收“□翘生”的三封来函,当为张尧卿所写。其中第二函提到:“昨师中吉之事,如此办法,时懍冰渊,欲去不行,欲留不得,进退维谷,如何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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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6489 张尧卿此举,别有隐情,有关资料,还有不少难以解读的情节,似不能简单地目为降清。他关注的是如何让带来沪上的十余位同党逃往香港和日本,“惟现在香港、东京,均未奉到回信”[110],所带诸人又来沪日久,举目无亲,难以支持。无奈之下,除了求助于汪康年,也与史坚如被捕后牵连保皇会一样,利用革、保两派的矛盾,以换取多数人能够脱离险境。所以张尧卿并未因此而免于清廷追究,“屡被捕入狱,屡以计脱”[111]。辛亥后出狱,一度鼓吹反袁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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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6491 在自立军中,林圭与唐才常的政见不尽相同。秦力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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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6493 林之目的与唐异,唐崇拜康,林崇拜公理;唐为帝党,林为民党;唐主立宪,林主共和。然以唐见信于康,林苟欲以间接见信于康而得其接济,则势不得不枉己以从人。其实林无时无刻不欲出唐之范围外,因其组织多近于美国制度,与唐每多冲突。唐终不化,屡掣林肘。唐于会中,几激成内讧,林又起而调和之。[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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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6495 林圭的态度:一是出于宗旨分歧,二是受毕永年、容星桥等人的影响。他在汉口寓所内陈列《民约论》《万法精理》《自由之路》《社会平权论》等书籍,“有同志来访,则相与纵谈自由平等共和之说,悲满清之暴政,说革命之急潮,其意气甚激昂也”[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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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6497 唐才常长期活动于上海,起义前夕才赶赴汉口,对自立军只能给予有限的经济资助。组织活动方面,林圭主要依靠毕永年、容星桥的帮助。这无疑会加强其与兴中会的联系,而削弱唐才常的影响。至于保皇会的间接作用更形微小。保皇派事后的记述有意无意地夸大自己对自立军的控制力,而革命党则想回避与维新派合作“上当受骗”的事实,更清楚地划分楚河汉界,结果造成错觉假象。平心而论,尽管哥老会员一般“不知国民道义为何物”[114],由毕永年精心挑选出来参加兴汉会的人表现还是比较好。可惜他们不能有力地控制其他会众,使林圭难以统辖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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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6499 从兴中会方面看,虽然毕永年离去,会党首领又缺乏明确的政治宗旨,但容星桥始终支持配合林圭的行动。8月9日,唐才常从上海出发赴汉口,同行四人中,有兴中会广东负责人、曾与盟兴汉会、又列名富有山堂副龙头的王质甫。[115]他们于8月13日抵汉,由容星桥出面具保,以150两银子在汉口租界租下一处大屋,60余人合居。[116]事发之际,清军包围顺丰茶行名捕容星桥,容化装逃脱。王质甫则辗转逃回香港,岁暮,曾与秦力山在港晤面。秦赋诗唱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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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6501 头颅大好价三千,生不封侯死不仙。但有文章供笑柄,断无毛雨焕奇妍。我身欲葬曾无地,君算成胸别有天。沦落莫添同病感,众生普渡在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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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6503 血战成红热大千,又从徐福访神仙(时将重游日本)。八千弟子能无恨,五百童男别有妍。铸铁铸金难铸错,知生知死不知天。嗟君险阻今尝遍,已到文候十九年。[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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