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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对自立军失败的慨叹，又表达了愈挫愈奋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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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坚如与自立军的关系同样值得注意。在兴汉会成立前夕，经日本东亚同文会广东支部长高桥谦介绍，他认识陈少白，加入兴中会。听说哥老、三合、兴中三会合并成立兴汉会，他感到“非常欣快”，借名与宫崎寅藏、陈少白同船北上，到上海后由唐才常托人携往两湖，观察哥老会实情，“建立亲密的关系，为日后打下基础”[118]。抵汉皋后，游览形势，与湘鄂会党豪杰志士周旋，莫不倾结。[119]随即又与张尧卿、容星桥等赴日拜晤孙中山，奉孙之命深入长江联络会党[120]，在华中活动数月，然后由上海转赴香港。[121]自立军失败后，史坚如曾到在澳门《知新报》任职的东亚同文会会员松冈好一寓所，与之纵谈唐才常之死，慷慨悲切，十天后即谋炸德寿，毅然赴死。[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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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星桥、王质甫、史坚如以及与盟兴汉会的会党首领的行动表明，兴汉会在汉口自立军中始终发生重要影响。自立军不仅是与保皇会关系密切的自立会的武装，也是与兴中会结盟的哥老会首领的武装，兴汉会的功能作用并没有消失。因此，孙中山准备亲自参加中原大举，决不是个人的一时冲动，而是与王质甫等人协调一致的有计划有组织的统一行动，是两年以来联合大举计划的最终实现。由此可见，孙中山组建兴汉会，决非权宜之计，而是始终给予一定程度的重视，并几乎使之发生实际效用，将兴中会的活动与革命风潮推向长江流域。考虑到保皇会坚持以两广为重心，对长江流域并未切实支持，以及各方各派的分歧纠葛，如果起义成功，自立军究竟朝着什么方向发展，兴中会与兴汉会的组织影响至少具有与勤王口号及财政空头支票的蛊惑作用相抗衡的支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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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本辛亥革命研究会编：《辛亥革命研究》第5号，1985年10月。赵军的译文载中南地区辛亥革命史研究会、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编：《辛亥革命史丛刊》第8辑，据译者附注，刘望龄、严昌洪根据所附照片，对个别原文的解读提出了若干改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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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山大学学报论丛·孙中山研究论丛》第4集，1986年。关于照片所影诗词的判识，拙文《孙中山生平活动史实补正
:1895—1905年》和所承担的《孙中山年谱长编》相关部分，未经本人最后校对，手民之误甚多，后来在《兴汉会的前因后果》（《中山大学学报论丛·孙中山研究论文集（9）》，1992年10月）中予以纠正，收入《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一书时再次校改。同年刘望龄撰《日本对阳馆所藏兴汉会史料补识》（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孙中山研究所编：《孙中山与近代中国论集》，第137—158页），对上村希美雄著、赵军译《从旧对阳馆所藏史料看兴汉会的成立》和《孙中山年谱长编》中的有关错漏予以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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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林圭致孙中山代表容星桥书》，杜迈之等辑：《自立会史料集》，第3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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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古哀州死者（林绍先）辑：《自立会人物考》，杜迈之等辑：《自立会史料集》，第300页。在庆祝兴汉会成立宴会上为宫崎寅藏题词时，毕自署安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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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秦力山：《说革命》，彭国兴、刘晴波编：《秦力山集》，第142—1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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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国私会》，译自1897年11月6日伦敦《东方报》，《时务报》第17册，1898年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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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南方熊楠日记》，《南方熊楠全集》别卷2，第2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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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83、1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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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毕永年：《诡谋直纪》，汤志钧：《乘桴新获》，第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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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民表：《毕永年传》，杜迈之等辑：《自立会史料集》，第2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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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东亚同文会编：《对支回顾录》下卷，第381—382页；明治31年10月24日东京警视总监西山志澄致外相大隈重信甲秘第15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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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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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谢缵泰著，江煦棠、马颂明译：《中华民国革命秘史》，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东文史资料·孙中山与辛亥革命专辑》，第302—3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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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毕永年与犬养毅笔谈》，汤志钧：《乘桴新获》，第4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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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留别同志诸君子》，汤志钧：《乘桴新获》，第4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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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据明治31年11月28日东京警视总监大浦兼武致青木外相乙秘第655号，平山周等人于11月15日由横滨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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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第1册，第3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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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民表：《林锡圭传》，杜迈之等辑：《自立会史料集》，第2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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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湖南现状》，《知新报》第85册，1899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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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参见杨天石：《毕永年生平事迹钩沉》，《民国档案》199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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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第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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