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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实甫观察来谈，赠所著《琴志楼丛书》两函，《盾墨拾余》一函，非儒非墨，非佛非仙，一枝好笔，如天马行空，不可羁勒，奇人奇才，吾见亦罕。……其学问宗旨，在一灭字。自叙云：一身灭则无一身之苦，一家灭则无一家之苦，世界灭则无世界之苦。刍狗万物，实欲驾释老而上之，可谓好奇矣。[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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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特立独行的性格在其他内渡官绅身上也有所体现，如唐景崧万里请缨出关，丘逢甲进士而不肯入仕，均为晚清士林所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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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易家世交的义宁陈氏父子（宝箴、三立），虽未直接参与台湾民主建国，却与乙未、庚子两事关系密切。甲午战事起，陈宝箴为直隶布政使，与李鸿藻、翁同龢等擘画战守，痛斥李鸿章弄权误国，后来甚至以辞官抵制李回任直隶总督。陈三立不仅电请诛李鸿章，以申中国之愤，还因前此随侍其父于湖北布政使任所而羁留武昌，与谋援台之事。他与易顺鼎函电联系，鼓动江鄂两帅支持台湾抗战。其函云：“实甫竟至台南，与刘永福有患难相守之约，日前以请援事至金陵，书告二刘。”“实甫昨来电，台事已不可为矣。电云彰（化）复失，安平危，刘（永福）誓入内山。饿死不救，无天理。救无法，因督壮民速举，国[图？]掣敌解围。兄念急需代求两帅云云。所谓两帅者，更有何法？虽有十包胥，安用耶？已电速还。”[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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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氏父子的异人性格不久在民间亦有反响。据陈三立子陈寅恪自述：“当戊戌时，湘人反对新政者，谣喙百端，谓先祖将起兵，以烧贡院为号，自称湘南王。寓南昌时，后有人遗先君以刘伯温烧饼歌抄本一册，以其中有‘中有异人自楚归’句，及‘六一人不识，山水倒相逢’暗藏‘三立’二字语。”[63]戊戌政变之际，发起学战会的黄萼“与某谋曰：‘如此圣主，虽尧舜曷过是哉？’时义宁陈公抚于湘，二人遂联名请其割据湖南以勤王，不奉诏。陈公不纳，亦不之拒，乃与湘中顽固党大相攻击”[64]。其时被清廷密旨捕拿的文廷式正在长沙，陈宝箴“既探知密旨，以三百金赠文丈，属其速赴上海”。然后再发令长沙县缉捕，不获。[65]陈宝箴还命地方官让文乘坐官船，送至汉口，使其幸免于难。[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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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陈宝箴之名固为自立军所借重，陈三立也参与了长江流域的勤王运动。1900年7月9日，他函告梁鼎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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窃意方今国脉民命，实悬于刘、张二督之举措（刘已矣，犹冀张唱而刘可和也），顾虑徘徊，稍纵即逝。……顷者：陶观察之说词，龙大令之书牍，伏希商及雪澄，斟酌扩充，竭令赞助。且由张以劫刘，以冀起死于万一。精卫之填，杜鹃之血，尽于此纸，不复有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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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观察，即陶森甲；龙大令，即龙泽厚；雪澄，王秉恩字，四川华阳人，张之洞在蜀所取士，久居张幕，民国为著名藏书家。此函当为陈三立等欲使梁鼎芬商筹王秉恩，谋通款曲于张之洞，由张之洞劫持刘坤一，主持勤王大业。[67]陈三立、陶森甲、龙泽厚等后来均加入了中国议会，这封写给梁鼎芬的密函，作为国会“借资鄂帅”之策的一部分，还不足以显示其政治态度的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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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后，台湾民主国内渡官绅明显受到排挤。早在内渡之初，张之洞就接连致电内渡官绅聚集的厦门，一告易顺鼎“务速行，万勿在厦停留，致生枝节。谣言不可不防，事已至此，于大局无益有损。若再不行，只好奏明矣”。一告杨提台，“闻有俞主事明震在厦，其人不甚老成，恐久留在厦，多言好事，致生枝节，关系非轻，万一有谣言传播，俞主事难当重咎”[68]。民主国之事，虽然事先得到张之洞和总署的同意默许，实行时却多少超越了清廷所能容忍的界限，内渡各员因此受到追究，“有劾唐薇卿者，事连敬如，已派黄公度密查矣”[69]。此事后来虽然不了了之，可是民主国官员从此不得任用。宦途失意，无疑会迫使他们积极求变，或者附和革新派的言行。而他们对腐败朝廷的不满，则从根本上制约其趋新求变的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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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分析台湾民主国的政治取向时，从维护统一的立场出发，强调官绅们的忠清意识，而多少忽略了他们对清廷的怨恨离异倾向。在台湾民主国官绅看来，宁可违抗朝廷旨意，也要力求保全社稷。中枢与地方的从属关系，不能压抑君权与民意的对立。而这正是他们后来主动附和庚子维新势力的重要原因。交织成离异意向的因素，一是西方近代民主意识，二是中国传统民本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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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台事的洪弃父在所著《台湾战纪》（1906年排印本）中破头就说：“自古国之将亡必先弃民，弃民者民亦弃之。”[70]此言虽系事后所发，却可视为当时隐情的表露。台湾绅民以国际公法第286章“割地须问居民能顺从与否”以及“民不服某国，可自立民主”[71]作为废约依据，应与熟悉西洋律法的陈季同等人有关。而立国采用民主制，设总统、议院，一方面固然是为了避免名分上与清王朝相冲突，另一方面，则显然受主权在民观念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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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总统名号，唐景崧与张之洞曾有过一番交涉。1895年5月17日唐景崧致电张之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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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护台，不知肯否；然当务者，谓台必自主后与中日断绝，请外援方肯来。但民主之国亦须有人主持，绅民咸推不肖，坚辞不获。惟不另立名目，终是华官，恐倭藉口，缠扰中国；另立名目，事太奇创，未奉朝命，似不可为。如何能得朝廷赐一便宜从事，准改立名目不加责问之密据，公能否从旁婉奏，此亦救急一策。台能自成一国，即自请各国保护，以及借债、开矿、造轮、购械次第举行，始有生机；否则，死守绝地，接济几何，终归于尽也。台之自主与留不肖，事机凑拍，公能牵合且坐实之，似尚易行。或由驻洋使者商之各国，谓台不服倭，亦不强夺还华，公议台为自主之地，公同保护，持理既正，倭气略平，为解纷上策。先将台自主一层造到，再由台民自推主者，似更妥顺。不肖亦可进可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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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日，张之洞复电唐景崧：“另立何名目？大约称总统。朝廷未必肯给密据，恐为倭诘。如事至万不得已时，只可由尊处自奏。”没有明确反对。次日唐电告：“名目惟有总统，仿洋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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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1日，台湾官绅决定建立民主国，推唐为总统。张之洞获悉，于5月24日再电唐景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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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民欲劫公守台，无可如何，然名目宜酌。电奏只宜云自约为民会民政之国，不可云民主，不可云自立。外洋总统甚大，似不相宜，须稍变。或云总管，或云总办，谗谮嫌疑亦须防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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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反对使用民主及总统。但第二天，台湾民主国正式建国，仍然照用“民主”“总统”名号。以致张之洞在接到唐景崧5月21日宣告民主国成立的各省通电后十分不满，指责其“致各省电太不妥，望速妥酌更正声明要紧”，“奏咨内只可云民会民政，不可云民主；只可云暂留，不可云暂主”。并强调：必须“恪守臣节，朝廷方能鉴察，天下方能共谅”。[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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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9日，唐再度致电总署，表示：“以后奏事及行文内地各省，均仍用本衔及巡抚印。”同日，张之洞特意致电总署，为唐景崧申辩：“唐现办法，洵属无可奈何之苦心。事成则国家受其利，不成则该抚身受其害。”[73]但台湾民主国国号已立，总统、议院名义天下周知。由此可见，台湾自主虽得到张之洞的幕后支持，在处理与清廷的关系方面，双方的态度不无分别，唐景崧没有谨守张之洞划定的底线。这种超越，在张之洞看来已经悖离了君臣礼法。尽管唐景崧一再声明“遥奉正朔”“永戴圣清”，表白自己是不得已而为之，实际上不乏主见和主动。只是一方面要避免清廷干预，争取外援，另一方面要维系与张之洞的关系，以保饷械，并为自己留下退路，不能与清廷公开反目。因此，台湾官绅顺从敷衍张之洞意旨的公开表态，不一定是其内在思想的直接反映，而他们的自行其是及擅作主张，则是不惜违旨抗命的真情流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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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台湾民主国的“民主”含义有二，一为台民自主，一为民立其主，这与欧美近代民主政治的内涵并不一致，但毕竟不同于奉天承运的绝对皇权。在台官绅精心选择与皇权相对立的“总统”作为民立之主的名号，仅用对清廷避嫌难以解释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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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与在台官绅的态度差异，还有另一旁证。台湾成立民主国前，在两江总督幕下的郑孝胥也提出：“为台湾计，必急立民会为自守计，而后求庇于英。”有人将这番话告诉张之洞，张“深然之”。几天后，为台民推举入都请愿的姚文栋到宁，与郑孝胥接谈数语，即邀其立即渡台一试所谋。两人还策划由台民将台抵押，借款聘请外国人募兵购船。这时张之洞尚指望“求朝廷赎还台湾”，郑孝胥则认为“非台民能自拒守，使彼不能吞并，则日本岂肯听我取赎也”。经姚文栋联系，唐景崧电调郑孝胥等赴台，张之洞表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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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在此时，台湾民主国成立的消息传来，郑孝胥欣然道：“此诚当务之急，与余速立民会之说合。唐帅腹中居然有此稿，固非寻常中国大吏之流辈也。”而张之洞却临阵退缩，先是遣人追回派郑孝胥赴台的札咨，继又面示：“台已自立为民主之国……深言毋行之便。”郑孝胥坚持与姚文栋赴台，为不使张之洞为难，主动提出不用公牍，以自行请假名义前往。[74]民主国解体后，易顺鼎坚持独立抗战，张之洞、刘坤一却“惧君违旨挑衅累己，延君父至饿，坚命促归”[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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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学士绅看来，西方近代主权在民思想与中国传统民本观念的主旨并无二致，民众与社稷为国家本体，帝王朝廷只是依附其上的治理者。从至圣才能称王的圣王观出发，君主必须以德为本，无德则失民心失天下。正如洪弃父所谓“弃民者民亦弃之”。纲纪之说，在中国传统政治的运作中，对皇权同样具有规范作用，易顺鼎代刘坤一所拟致唐景崧书，不仅痛斥“当轴主和”，无故割地，“欲令赤县沦为左言，苍生变为左衽”，而且特意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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窃思春秋之义，以反经合道为权。鲁隐、荀息无救于乱，鬻拳、祭仲犹谓之忠。至圣苦心，所以教千古之英雄，扶万世之宇宙者，至深且远。三代以下，此谊不明，海内三四贤豪，束缚于规矩之内，拘牵于文法之中，一遇世变，惟有孑身远引，否则束手待毙，自活不暇，何能活人？于是乱臣贼子，夷狄枭桀之徒，转得乘间蹈瑕，争窃其柄以制君父之死命，生民涂炭，神州陆沉，而天下之祸亦已极矣。虽仲尼复生，不能不望于以圣贤之心行英雄之事者也。[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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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能够救国，则兵谏、废立亦在所不惜。透过表面的忠奸之辨，士绅那种天下己任，制衡皇权代表民权的角色作用呼之欲出。正如台湾绅民血书所说：“朝廷失人心，何以治天下！”[77]皇朝如果弃民不顾，则臣民理应抗命不遵，甚至除旧立新。这与庚子维新派“不奉伪廷之矫诏”、自立救国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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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林中的异人每逢国难当头，往往有此表现。当时在南方策划起义的孙中山，也引此类异人为同道。1895年3月，他在香港会见日本驻港领事中川恒次郎时，提出起义后与康有为、吴瀚涛、曾纪泽之子共为统领。[78]其中吴瀚涛即为异人。吴名广霈，字琴爰，晚号剑华道人，安徽诸生，以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的随员身份赴日，后升任神户副领事。[79]1879年王韬游历日本时与之相交，称其“年少有才，踔厉奋发，要自不凡”。又说：“瀚涛今世豪杰士也，年少而才奇，识见超卓，志量恢扩，当今殆罕其俦。”两人诗酒互酬，“谈兵论剑”，交情甚笃。其中王韬一首诗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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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生豪气俯凡流，今日逢君让一筹。举世岂真无北海，论交当自有南洲。从兹一别七千里，此后重逢五大洲。天下事今犹可挽，出山霖雨为民谋。[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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