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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年，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提及这位年仅二十三四岁、“其才绝群”的使馆随员，极口称道：“此人卓荦不凡……他日终为有用材，与仆极知好。”[81]由此可见吴的性格气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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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瀚涛归国后，以直隶候补知县任轮船招商局文案十余年，1893年随郑观应稽查长江招商局各分局利弊，1894年曾赴朝鲜。吴“通仙佛之旨”，与孙宝瑄等有交[82]，尤其与郑观应为道友。郑观应《题吴剑华准今论》诗赞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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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华独负瑰奇才，经文纬武凌金台。西行东征不得志，橐笔还归沪渎来。高谈娓娓惊四座，琅环展读眼界开。地球行遍九万里，胸罗甲兵智量恢。早知东瀛欲犯顺，上书请讨毋徘徊。相公笑呼为狂士，割地求和酿祸胎。热血喷激东海水，英雄无力随波颓。狂澜欲倒待谁挽，天时人事交相催。五强环伺欲逐逐，棋局纷争历胜衰。何日车书归一统，吾将高隐返蓬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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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吴瀚涛极为推重，惋惜其才不得尽用。郑氏另有与吴瀚涛唱和诗，一论路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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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矿关家国，为人劫利权。笑吾如傀儡，愧彼任抽牵。欺压民含怨，呼号孰可怜（地方生计尽为彼族所夺）。开门揖大盗（准外人开矿承筑铁路），何处是仙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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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议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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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固民心议院开，先言人格举贤才。集思广益知优劣，皇道无亲大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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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循畏难书呆子，暴动激昂莽丈夫。两者登场皆误国，外王内圣是良图。[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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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谈论多家国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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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7年底，经元善、严信厚、郑观应、陈季同、梁启超、康广仁等人发起设立中国女学堂，得到汪康年、狄平、吴保初等人的响应，吴瀚涛与谭嗣同、陈三立、文廷式、麦孟华、徐勤、沈荩、黄遵宪、江标、龙泽厚等人予以资助。[84]戊戌维新期间，他在上海主办《大公报》，参与亚细亚协会。政变后，与兴亚会会员恽玉茗避走日本，见原《苏报》主人胡铁梅。[85]1900年1月，他还与经元善等千余士绅联名通电，反对清廷废立。[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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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纪泽之子，当为曾广铨，也颇具异人秉性。他早年立志自食其力，随嗣父曾纪泽赴欧，留学英国，通英文，后任驻英公使馆三等书记。[87]1897年辞官归沪，参与创办《时务报》，又与汪康年等发起蒙学公会。德国强占胶州湾后，与汪康年东渡日本，谋求中日两国民间志士同盟救国，并参与发起亚细亚协会。[88]庚子在粤督李鸿章幕下，介入李和孙中山策划的两广独立密谋。乙未吴、曾二人是否真的卷入孙中山的反清活动，不得而知。[89]但曾向太平军上书进言的王韬这位不折不扣的异人，同样认识孙中山。可见叛逆者与异人之间，存在易于沟通联系的潜质，因而总是机缘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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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民为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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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勤王运动，除汉口自立军有所表现外，保皇会在两广和中国议会在江淮都是虎头蛇尾，草草收场。因而台湾民主国内渡官绅究竟可以附和维新派到何种程度，无从揣测。但从他们在此前后的行为中，能够看出一些蛛丝马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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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广的唐景崧、丘逢甲涉足较深，尤其是丘逢甲，曾亲赴南洋与康有为、邱菽园、容闳等洽商，并与康有为等约定，“须返家廿日，则六月乃出”[90]。丘逢甲回到汕头，适逢潮汕鼠疫流行，其三弟及长子、次子均染疫而殁，举家已由潮州迁往镇平。遭此劫难，固为人生之大不幸，但丘逢甲因此而乡居简出，非但不能率先发动，反倒从此与勤王运动绝缘，似乎难免因小失大。以陈翼亭一介武夫，康有为还希望他“亦当移孝作忠”。从一些迹象看，康与丘逢甲之间，并非完全一致。如6月保皇会试图抢攻广州，夺城后所发保护外人布告檄文，须视形势变化，由不同人物署名。本来丘逢甲同意具名，后经修改，决定“若非明失和，则用莲珊（经元善）名，或各路自出名可也”[91]。此后保皇会的军事部署中再也找不到丘的位置，似已不再参预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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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景崧的情况类似。他于5月主动派人向保皇会请期，康有为因“西力膨胀”，有意让广西率先发动，此后又屡次欲舍东就西，而广西方面始终无力先动，以至于保皇会后来怀疑广西人士意在图财。长江方面参与中国议会活动的俞明震、易顺鼎、陈季同等人，因自立军失败后上海新党名士被当局通缉，国会随即瓦解，汪康年等人的计划仓促间难以奏效，也无所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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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以后，台湾民主国内渡官绅的情况因人而异。唐景崧继续得到康有为的借重，1901年5月，井上雅二赴欧途中经庇能拜访康有为，谈及中国朝野名士的品格，康表示激赏唐的为人。当井上提到有传闻说唐曾向康索款五万以谋巡抚之职时，康还矢口否定。[92]不过，康有为对唐景崧暗中的确有所资助，1904年康有仪揭发：“唐氏在生时，伪保皇会每年助其万金，康逆屡使人在京，为其运动出山之计。昨年又向京中要人，代其营钻团练大臣之职，奉斥责，今且死矣。”[93]而保皇会其他成员对于康有为偏袒唐景崧似不以为然。1903年，岑春煊督粤，保皇会“同门多欲运动会款以捐官到东省者”。对此徐勤心有余悸，屡次函告康有为，极力劝阻。[94]虽然具体所指为汤叡等，但泛称西省人士，又提及庚子旧事，显然并不以关于唐景崧等人索款的传闻为无中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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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春，唐景崧评论经元善的《居易初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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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著洞达窍要，经纬缜密。祝近日谈时务家，摇笔訾人，浮嚣满纸，相去何啻霄壤。其与人书，皆能忠告直言，无丝毫势分情面在其胸中。此先生学问事业之根本，故能为己亥岁杪惊天动地之举。其余殷殷劝善，无非布帛菽粟之言。统观全集，不求工于文字，自令人展玩不忍释手。世人慕先生义侠，当先学先生之忠信笃敬，而后处牢愁幽郁之境，身泰气和，不然溃败决裂，不可收拾矣。[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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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两宫回銮，听说有某大员奏请起用，唐景崧来到广州，欲海路入都，因故迁延，1903年3月2日病故于旅次。[96]其身后萧条，几不成殓，赖粤中官绅与之有旧者捐助，才得以安葬。[97]其被疑从台湾携巨款内渡之冤，遂大白于天下。丘逢甲挽联哀悼：“在中国是大冒险家，任成败论英雄，公自千秋冠新史；念平生有真知，已感觉死生成契阔，我从三月哭春风。”[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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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逢甲与时俱进，后来还参加了辛亥革命。陈季同与沪上新党人士长期保持联系，和蔡元培等人也有所交往。后到江宁主持南洋官报、翻译两局，身后萧条，郑孝胥等人曾列名醵资以赡其孥。[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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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明震因参与民主国而见疑于当道，以候补道于江南官场之中，“屏居四五年不得一差，穷乏特至。值恩寿为江宁藩司，俞乃携其往日通殷勤之友某所著逐满书及其仇满信函往谒恩寿曰：不杀此人，其言流播，必乱天下。恩大感泣曰：子真大清之忠臣也”。由此得到江南陆师学堂总办的位置。俞氏品行确有易为人非议处，报界称其“为人虽似开明而工于趋避，其钻营之术往往出人意表”[100]。此后，他在1903年学界风潮中备受冲击，留学日本的长子俞大纯也指责其“任人不明，是非颠倒”，“若不改良，必将身败名裂”。[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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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明震清末官至甘肃提学使，民初又担任过肃政厅肃政使。但对朝廷官府并非死心塌地，时与顽固守旧官绅有所冲撞。将他牵连在内、聚讼纷纭几十年的《苏报》吴稚晖告密公案，经学者考证，不仅吴并未告密，就连俞明震示吴以当局捕蔡元培、吴稚晖之公文，也是有意放两人一马。[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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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顺鼎1901年曾致函荣禄，吹捧其保护使馆，力主剿拳，坚持定见，匡扶大局，而指“康、梁名为保皇上，而实则乱国家。吾师名为诛康、梁，而实则保皇上。受业此论，刘、张两帅及东南人士皆以为然；即康、梁诸党闻之，恐亦不能不心服耳”[103]。虽系谀词，未必无心。他1902年简放广西右江道，宦海浮沉，仕进坎坷。民初虽一度混迹遗老队中，却毅然剪辫，并长歌记其事，将新旧、满汉、上下，一齐骂倒。[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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