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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本观与圣王观制导下的传统中国政治，皇权必须在纲纪允许的范围内活动，遵守公同认定的规则。一旦越轨，便会遭到绅权的抵制与反抗。此类冲突在王朝末世往往发生更为频繁。这一常规通则到近代依然有效。甲午和庚子，清政府两度恣意妄为，在局部或整体上触犯规则，以牺牲百姓社稷为代价，保家财逞己欲泄私愤，引起士绅的激烈抗争，甚至不惜诉诸武力。而且，在西学的影响下，新学士绅更加选择了近代欧美民主制度的形式，作为解决冲突，抑制皇权的最后手段。绅权与君权的冲突，在维护地缘利益之外，更有代表民意、保全社稷的一面，表明天下己任并非虚言大话。台湾民主国官绅在这两个关键时刻的所作所为，就是近代士绅政治品格一个侧面的典型表现。这种对于皇权恶性膨胀的反弹，很难用革命与改良的两极判断解释定性。因为此类官绅一般并不积极主张以激烈方式进行社会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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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尽管台湾民主国内渡官绅在行动上程度有别，其爱国情怀的真切与救国动机的真诚，则不应怀疑挑剔。其行为差异，很大程度是因为各人的身份处境不同所致。以简单的阶级分析立论，又不能辨析当事人事后记述所掺杂的个人恩怨（如唐景崧与刘永福的纠葛，是刘非唐的论据多有不实之词），不免混淆误解历史的真实。36年后，与台湾民主国官绅渊源极深的陈寅恪与胡适就唐景崧遗墨所写诗函，表达了近代中国知识人对民意与国权的一贯态度立场。时值“九·一八”事变次日，胡适诗曰：“南天民主国，回首一伤神。黑虎今何在？黄龙亦已陈。几枝无用笔，半打有心人。毕竟天难补，滔滔四十春。”陈寅恪复函道：“以四十春悠久之岁月，至今日仅赢得一‘不抵抗’主义，诵尊作既竟，不知涕泗之何从也。”[105]以文化立国的中华民族，神州正朔所在，文化托命之身。发此百年之覆，适以昭示千古不易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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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记：此一公案，与陈寅恪家世关系极深。寅恪夫人唐筼即唐景崧孙女。《寒柳堂记梦稿》称：“盖当马关和约成后，凡爱国之人，有是非之心者，无不反对……况先君挚友姻亲中，梁星海丈（鼎芬）则以劾合肥罢职（按此事在中法之役），文芸阁丈（廷式）则在京为主战派之重要人物，并是力攻合肥之人。易实甫丈（顺鼎）及先舅父俞恪士（明震），则皆在台湾助台独立者。盖其时爱国之人，以为政府虽已割台，而人民犹可不奉旨，如后来庚子岁东南诸督抚不遵朝命杀害外侨之比。”另外，孙中山广州起义密谋所举四统领之一的曾广铨，亦与陈家世交。广铨妹广珊嫁与俞明震弟俞明颐（字寿臣），而俞氏兄弟的胞妹俞明诗为陈三立续妻，即陈寅恪的生母。寅恪妹新午适俞明颐子俞大维。陈寅恪对祖、父两代参与庚子密谋及祖父被清廷赐死之事，因陈三立隐忍不言，似不知晓。但他对上述各人的家世、思想、作为，“知之尤稔”。对于清室及张之洞的人品学问，则讽词甚多。陈三立绝足政坛，“忍死苟活，盖有所待”，不仅是痛心于民国政治的黑暗，也饱含对清室的极大怨愤，不能以交游而定为遗老。陈寅恪所说“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更应从文化角度理解。即使带有政治意味，也是以文化为神州正朔、国家命脉所系，而不拘泥于一家一姓之兴衰。台湾民主国游说使姚文栋遗书有“国可亡，天下不可亡”之语，仔细体味，绝非遗老恋清情结所能涵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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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陈彪：《洋务运动与维新运动的交合点——台湾民主国》，《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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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900年6月2日《致徐勤等书》，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99页。函中“西省某老”，即别函之“薇老”，唐景崧字薇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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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900年6月5日《致徐勤等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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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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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16—1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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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900年4月13日《致南海夫子大人书》，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18—2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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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900年6月《致唐才常书》，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43—1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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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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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参见《井上雅二日记》。章炳麟称：唐才常主张“翁（同龢）、陈（宝箴）坐镇”（《致夏曾佑》，姜义华：《章太炎思想研究》，第137页）。此说出于唐才常、梁启超等不希望康有为归国主事。据8月4日井上雅二日记：“陈宝箴旧历六月二十五日卧病在床，第二天死了。陈三立回国。可以说已失去了援助。”（汤志钧：《乘桴新获》，第360页）井上雅二认为，唐才常等人关于自立会的周密布置“由陈宝箴之逝去而一挫”（田野橘次：《最近支那革命运动》，第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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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与丘逢甲书》，蒋贵麟编：《万木草堂遗稿外编》下，第599—6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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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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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900年6月2日《致徐勤等书》，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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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致徐勤等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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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900年6月5日《致徐勤等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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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致徐勤等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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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黄大汉：《兴中会各同志革命工作史略》，丘权政、杜春和选编：《辛亥革命史料选辑》上册，第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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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关于台湾民主国政府及各部门的名称人事，记载不一。据胡传《台湾日记》（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85辑），台湾民主国成立后，设“承宣布政总理内务衙门”即内务衙门，以刑部主事俞明震为督办，礼部主事李秉瑞、副将陈季同为会办；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即外务衙门，以陈季同为督办，俞明震、李秉瑞为会办；设军务衙门，李为督办，俞、陈为会办。《苏报》1903年4月16日《江南陆师学堂之霉垢》称：“俞明震者，素有开通之目，与各地改革派尝通声息，故游幕台湾，乙未台湾独立，俞为外部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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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井上雅二日记》，明治33年8月13日、18日、17日（汤志钧：《乘桴新获》，第365—368页）。刘世珩（1875—1926），字聚卿，粤抚刘瑞芬四子，安徽贵池县人，侨居江苏江宁，光绪二十年举人，1897年与谭嗣同、杨文会在江宁同创测学会，新政时期参与主持多项新式事业。顾云（1845—1906），字子卿，号石公，江苏江宁人，县学生，后保教职。井上日记作顾云石，“一位五十多岁的豪爽的人”。薛华培，四川华阳人，官至道员，戊戌由湘抚陈宝箴保荐经济特科。1906年以穷愁卒。井上日记作薛培萃。王文韶日记庚子三月十八日（1900年4月17日）记：“薛次申华培自金陵来，易实甫分发浙江知府”（袁英光、胡逢祥整理：《王文韶日记》下册，第1006页）。傅字苕生，井上日记作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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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据郑孝胥日记：“易实甫于台南闰月初三发书曰：台南民心固结，刘永福布置紧密，饷械勉可支持。易本即归，刘留使多住数日云云。”易又致函张之洞，“云刘真率简略，若浑沌未开，然论及朝事，忠愤激发。其兵力饷力仅足自保，亦不甚裕。易劝其联林朝栋、邱逢甲诸军，规复台北，刘无语”（中国历史博物馆编，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1册，乙未闰五月十六日［1895年7月8日］，第502页）。谭献《复堂日记》乙未六月十六日（1895年8月6日）记：“伯严函告易实甫为台南乞援，奋欲与兵安危。”十月初二日（11月18日）记：“易实甫来，谈台南战守事，壮而危之，相向而哭。”（谭献著，范旭仑、牟晓朋整理：《复堂日记》，第3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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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1900年7月5日刘坤一函告李寿亭：“易道来澄，聊备参赞，面嘱不得干预兵事，将来若有参差，尽可仍调回省。该道富于才学而有血性，或可有裨石画也。”（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主编：《刘坤一遗集》第5册，第22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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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1900年5月16日《周善培来书》，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1194—1196页。其中“吾党所议公司，此间伙计不少……”云云，即指运动会党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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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井上雅二日记》，明治33年8月4日，汤志钧：《乘桴新获》，第3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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