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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拯救危亡，必须保救圣主明君。“故废皇上者，所以断绝我四万万同胞义士之生机也。夫断绝人类之生机以自纵其欲，于古谓之独夫民贼，于今谓之野蛮无知，摧陷而扩清之，是天地之公义也，人之正理也，况其为废我四万万同胞所恃皇上之贼党乎？己之仇不报不可以为人，君之仇不报更不可以为生。”只要光绪复辟，“则内外人心咸为改视易听，新法之行更速，不逾年而可收大效，十年而可定立宪之制，中国之强，可翘足而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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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达此目的，文章公开号召发动海内外民间秘密会社，武力勤王，“我中国侠学虽微，而内地以及海外会党间义烈之士尚多有之”，呼吁“声大义于天下，举雄师而北指，戮叛君亡国之贼臣以救君父之难”，为四万万人建立“功在万姓，功在万世”的大业。[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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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南新报》自撰的言论也渐趋激烈，有人说：“各国谓中国刑法惨酷，其实失刑甚矣。京师数百菜市尚不足以容奸佞之头，而悬首藁街者曾年有一见乎？国家疲孱不振者三百载，非有廓清摧陷之烈不可以致中兴。”[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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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1月，清廷宣布立储，欲废黜光绪。新加坡华侨先期得知消息，呼吁海外华商再行电请圣安并请皇太后归政，认为：“今皇上以三十壮年之圣君，而西后以七十将届之衰龄出而夺其政以尸之位，不谓西后有过不得也。”[25]徐季钧更指斥西太后为“伪临朝”，声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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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馆自开报以来，即力主维新宗旨，于前年八月政变后，更复痛斥权奸，不遗余力。外间不察，以为奸党或不至所言之甚，疑本馆执笔人未免偏执己见。……至此次伪谕遥颁，天下之人，咸恍然共知那拉氏之藏心轨图步武氏之后尘焉。[26]经元善在沪联合士绅1231人电禀反对废立，遭到清廷缉捕，并借故移文澳门当局将其拘禁。邱菽园、林文庆与何廷光曾设法营救。[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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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天南新报》又发布公启，呼吁将“祝寿之虚文”改为“保寿之实法”，由全国4亿人各出一元，向英、德、日、法、奥、意列国的保险公司购买光绪的人寿保险，这样，一方面“以我四万万人共保之，地球之列强共保之，则我皇上之圣寿必可保”，另一方面，“能保皇上之寿，即以保中国之寿，即以保我四万万同胞之寿矣”。“实不徒为皇上买保险，实为中国买保险，为我四万万人身家性命各自买保险也。”[28]将保皇与保国保家相联系。同时刊发《母后有罪可讨考》，据《春秋》大义，论定君与母后可讨与否，关键是看有罪无罪，“若有罪焉，天子可名为独夫，太后可名为贼臣”。而罪与否的标识，当“以下民之视听为视听”。“母后有罪当讨，非子讨母也，母后得罪天下，天下共讨之。”[29]保皇会的各机关报均不断转载《天南新报》的文章，以加强勤王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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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勤王运动的逐渐展开，争取国际舆论的理解和支持成为必要。梁启超先是函请丘逢甲劝林文庆出面，在香港创办西文日报，“发表圣德及帝党之政策，以引动白人之热心者”，继而又提议将林文庆在新加坡所办西文报改组为保皇会的党报，“发表我辈他日政策”，以利于“与西人交涉”。[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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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捐款与定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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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宣传之外，新加坡华侨积极参与保皇会的组织，以及勤王的筹饷和方略谋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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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皇会最早派往新加坡活动的当为徐勤和陈继俨，目的是运动南洋华侨和为大同学校筹款。1899年9月19日，梁铁君函告康有为，哥老会首领师襄称湖南内地有九万余人，独无军械粮饷，不能举事，“拟候君勉南洋筹款。然君勉初到南洋，一切布置未定，奈何，奈何！”[31]是年11月20日康有为致函邱菽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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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闻风义久矣，天南一柱，独持清议，天挺人豪，以救中国。每读报及得赐同门诸子书，未尝不眷然神往也。仆以不才，过蒙圣主知遇，哀国危亡，毗赞维新。遭变以来，故人亦多遗绝，而足下乃独哀念逋亡，辨其愚忠，助共张目。徐生之行，过承接待。又复轸念琐尾，馈以千金，拜登感激，不知所报。但以执事高义雄才，纯忠硕学，相知之深，相待之笃，联辔并轨，以救君国，非复为寻常语言所可谢也。[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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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9年12月17日，邱菽园函告康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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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侃君仍寓敝楼，晨夕倾襟，致雅相得。日间《天南新报》正在赶印大同高等学校章程及代理收单千号，印成，即请林芷俦陪仪君往各处筹款，而萲通函以为之先，签名以坚其信，看得多少，再及其他。今日筹款如不借径为无别法，南洋英、荷各属禁会甚严故也。……梁任公昨尝函约萲为兄弟，闻亦有檀山之行，何其盛也，临风逖听，快慰何似！任公新有信来，极慷慨激昂，一主勤王，到底不懈。萲欲函复与言南洋一带，所筹大同学校捐款，不论多少，总以提归正用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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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风气未开，阻力重重，邱菽园已经预料到筹款活动很难顺利，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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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虽日倡孔庙学堂，和之者多，然事未办，地未择，图说未有，捐条未发，必无款可筹；即筹矣，而十羊九牧，其款亦究应拨提，此是固本之事，终于目前应变之方，无济分毫。再四思维，只得暂且放下，虚与委蛇，而不急起以追之，诚恐蹈任父在东徒作嫁衣之辙也。然急欲得其人而与谋，商家少大志，南中尤僻陋，一切绝无见识，殊难与语，故惟有借还之一法，如近之以大同高等起点是也。自愧言轻，不足举重，容竭心力，并藉陈、林二君四处游说之能，徐观后效可也。[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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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继俨等人的筹款，看来的确未能引起普遍响应，所以不得不由邱菽园独力承担大笔捐赠。而陈继俨对于促成其事居功至伟。后来康有为谈到陈继俨的功过时说：“某今以才自负，目空一切（昔在南洋筹款，鼓动邱菽园大款有功）”[34]，所论即指陈继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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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款而外，邱菽园还向康有为介绍南洋各埠的有关情况，并为其移席新加坡预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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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间得刘孝实、陈紫瀛两君来书，又何晓生西文函一，藉悉旅祺绥和，至为忭慰。君勉君在暹罗孟谷城，粤人陈斗南君广义和店，陈亦志士，郑藻裳君已出，来星坡云：往巴罗见陈翼廷，往吉冷见吴铝鹤，又王泽民（即王炳耀之堂侄）皆有志之士，翼尤刚劲可用。……林文庆顶礼我佛，五体投地，每与萲言之，如掬肺肝，精格致学及天演家言，于各教立教本旨，皆能洞晰无遗。萲为述我佛讲学大义，救世婆心，喜跃感泣，无间寤寐，而于勤王立宪诸宗旨，尤切兢兢，诚海外友人第一等豪杰也。今督瑞公颇与之密。其余馆舍，萲亦早同预备，有以安长者，一得电报，自可供张周密，虽带多人，亦所甚安耳。[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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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文庆还计划以商团名义训练陆军，邱菽园则向康有为赠款2000元，邀请其南下新加坡。在香港身陷窘境的康有为对此大为感慨：“九洲横睨呼谁救？只有天南龙啸声。”[36]900年1月底，便带领梁铁君、汤叡、康同富、董津、李棠等赴新加坡[37]，先后寄居邱菽园、林文庆等人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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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移居南洋，并非单纯躲避清政府的暗杀绑架，而是以退为进，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将保皇会筹划已久的勤王运动正式提上日程，密锣紧鼓地加紧进行。2月，康有为抵达不久，邱菽园就前往马六甲、吉隆坡活动，暗中组成保皇会新加坡分会，自任会长。[38]与此同时，康有为指示保皇会在香港、澳门设立总局，以便遥控节制国内的招伙运械等筹备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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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月间，丘逢甲、容闳、徐勤等相继赶赴新加坡，表面上各有所图，实则为了共同商议和运动勤王事宜。其间康有为、容闳曾向新加坡殖民当局发出试探：5月底中国“假如发生起义，英国政府是否愿意支持？”[39]这显然是为即将举行的勤王军事行动展开的外交努力。而丘逢甲也同意“归统（并与版合成一军）”[40]。邱菽园在《赠别徐雪广征君返里》诗中毫不掩饰其跃动的雄心：“即今王室伤如毁，草檄宾王大有人。”“独有英雄造时世，相期犹记廿旬中。”[41]丘逢甲赠诗林文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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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名文庆字文庆，应慕汾阳郭子仪。若论收京扶圣主，终须横海出雄师。公卿当代多余气，豪杰中原望义旗。欲起病龙作霖雨，天涯我特访神医。[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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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与邱菽园唱和，也有“出关待草勤王檄”，“谁遣拿破仑再出，从来岛上有英雄”的诗句。[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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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皇会能够迅速将勤王由一纸计划落实为筹备行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新加坡华侨的倾力支持和帮助。主要体现于两方面，其一，财政上，邱菽园提供了勤王所需的主要款项。邱菽园的父亲邱笃信是新加坡的米业大王，他自20岁赴新加坡做苦力，10年后开恒春号经营米粮，到1870年代，就积聚起百万家财。1896年4月邱笃信病故，年仅22岁的邱菽园继承父业，他年轻傥倜又满腔豪气，办事往往一掷千金，对于视为大义所系的勤王救国，更不惜尽囊相助。[44]在整个勤王运动中，邱菽园共捐款20万元，占保皇会全部得款的三分之二，可谓勤王大业的财政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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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时保皇会虽然向各地华侨广泛募捐，认捐者相当踊跃，但一则华侨中富商不多，二则认捐爽快交款难，是一般常情，三则清廷驻外机构横加阻挠，梁启超在檀香山等地的筹款即长期不能到位，并因而见疑于同门。没有邱菽园的捐款，保皇会的勤王计划至少还要在纸上搁置一段时间。所以保皇会财政上一直倚重邱菽园。运动之初，梁启超认为：“若能得百万，以其半供内地豪杰，以其半招菲岛之劲旅，可以垂手而成大业。”而这时邱菽园已经捐款10万元。1900年3月，梁启超致函表示感激之余，劝以再接再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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