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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以义侠任此数之十一，诚为可敬，望更以兄之血诚，尽力以感召同志，南洋一带能得其十七，则美洲必可足其十三也。生死骨肉，全望我叔子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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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致康有为的一封信又说：“弟子所望于南洋者，望其得六十以上之数也。叔子肯周游说法，或可望乎。弟子兹图一切事，望告叔子同舟共济。”[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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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新加坡华侨为保皇会的“总持”康有为及其统帅部提供了活动基地。戊戌政变后国内政局日益恶化，不少爱国志士或被迫或自觉地将挽救危亡的目光转向海外。黄乃裳便提出以办学堂，建商会等形式，发动和组织南洋五六百万华侨，举办各种事业，“进而与东西各国齐驱并驾，以保南洋群岛所有已得之利，不至为外国所攘退，而为我仁明英武之君，恢复中原二十二行省破碎之河山，俾四万万同胞兄弟，不至为牛为马为奴为虏，得以优游食息于二十万里膏腴之域，或且收拾已失藩属，以共戴天朝，是皆南洋有志华商同出回天之力，以整理我华夏既残之局之功之德也”。如果南洋华侨能够联合全球各地同胞，“牵合内地四万万建出非常之业，而恢复五千年历掌之河山”，“是华人之托于英法美葡西诸属地者，未始非苍苍之天之特开此局，为恢复中原之地，以保黄种之族也”。[46]黄乃裳组织侨民屯垦事业，目的即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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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王运动开始，总帅驻扎何地成为首要军机大事，保皇会有星洲、日本、澳洲三种选择，澳洲太远，日本已拒，康有为又不敢深入内地，星洲便是唯一可行之处。此外，为了解决在香港设立保皇会机关的问题，梁启超还建议由他本人及邱菽园、何东出面，在檀香山、新加坡和香港等地集股20万元，在香港开办一家铁器公司，一面经营生意，一面聚集同志以助正事。[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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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力变政最重要的准备当属谋略的制定与实施，新加坡华侨自始至终参与了勤王计划的制订、修改并督促实行。早在1900年3月，梁启超致函邱菽园时就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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篡废事虽迫于舆论，暂辍所谋，然枭獍之性岂尝一日忘食母哉。圣主之危，甚于累卵，吾辈之责，急于火星。叔子日与南海促归运筹，其大端下手处果若何，幸常常急相告。[48]据康有为后来称：“然今大事之付托，全在统兵之人。”[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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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广东、广西分别由为唐才常、陈翼亭、梁炳光负责。这一布置在1900年春已成定局，梁启超致函梁君力通告各地运动情形：“现时刚团已开练，紫云、翼亭在南关大开门面，邱仙根进士倡率屋闸，而佛臣在上海联络长江一带豪杰，条理具备，所欠者饷与械耳。”[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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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保皇会在三个方向上并非平均用力，依据康有为所拟“勤王行师议”，广西一路为勤王主力正军。所以4月梁启超复函康有为，对该计划虽推为“第一著”，却提出首先取粤，以固根本而壮士气。[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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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略主攻方向的选取上，保皇会有过权衡，而且很大程度上受邱菽园等人态度的影响。最初康有为对“粤多人才而民强悍，且风气已开”的人和优势情有独钟，主持澳门总局的康门弟子也多为广东人，希望首先由此发动，同时对李鸿章督粤及许应骙党羽颇盛心存顾忌，反而觉得“福建关键最为紧要”，详细研究过福建发难的各种地利与人和因素，以及具体的运动办法。[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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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注意福建，多半是敷衍闽籍的新加坡华侨，保皇会的勤王战略从康有为等人一到新加坡就开始策划，而对广西始终有所偏重。5月底，广西的唐景崧派人赴新加坡“请期”，康有为大喜过望，立即下令全力注西。[53]本来邱菽园打算“出五万开办闽生意”，康“恶分则力薄，已极力说其改归西，今已全变，不办闽生意，专做西生意。并将全股本拨来”。康有为得此巨款，慨叹“岛真不可再得者也”，随即与邱菽园商议，改变原来广西方面因缺少军械而不能起的不利局面，改“散财招伙”为“因械聚人”，决定“趁日本旧货出售，将尽以全力大购之”，把邱的5万元全数径直汇往日本，不由港澳总局转手。[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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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中旬，北方形势骤变，联军开始水陆进攻，又风闻“上弑之谣”，新加坡华侨认为危机迫在眉睫，不断催促保皇会赶紧采取行动。对此康有为感到时不我待，赶制出详细的行军作战计划，几乎尽遣所联络到的两广民间武装头目全力取桂。本来邱菽园答应将用于福建的5万元改用于广西方向，汇出3万元后，见保皇会迟迟未动，怒而扣留余款。恰好此时发生广西容县被变民围困事件，梁铁君“以为或者即李立之兵”，康有为在未经证实的情况下，“因以此告此间及吉、暹，云西已起，但不令打勤旗，今已电令改插勤旗，诸公得此报上实耗，乃少解”[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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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康的哄骗劝说下，邱菽园不仅汇出余下的2万款项，还允诺再捐10万元，以求“刻日成军”。邱菽园虽有百万家产，但要立即拿出现款，也非易事。他“四处筹借，即不然，亦于两礼拜内，必得此十万”。[56]果然言出必果，最后用屋契作保，以6厘息再借款10万元捐出。康有为一方面感叹其“破家为国，再无第二人”，另一方面则陷入两难境地，仓促行动，“又虑条理未备，而不能妄起，然再迟，人心散矣”，竟指示部下“速为之，成败皆在今日，今不妨冒险”。[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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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局势的变化，也牵动着岭南政局。6月18日，清廷电令李鸿章北上。“北乱李行”的消息传出，给保皇会在粤行动带来一线曙光。6月20日，康有为指示欧榘甲：“可与诸子竭力图粤事”[58]，打算改变战略主攻方向。但这一变更遭到邱菽园的坚决反对，迫使康有为回到原定方案。康将此事函告叶湘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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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始以力薄，故全力图东栈，然岛力欲羽异西，吾亦以为立不败之地，极佳。……岛虑甚周，极欲羽异正军捣西，既可必得，又可令粤响应，又处于不败之地，无论粤中得不，而西可必得而入湘也。岛甚谆谆于是，吾亦未尝不以为然。吾今注意于东，且虑大敌环来，故欲特留大将才，即练大兵以当之。然得粤究以长驱为要，长驱仍以翼为之。[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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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康有为在战略决策上并非如此果断坚决，举棋不定，华而不实，才是保皇会勤王的行为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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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华侨对于保皇会的组织发动与联系也有所影响，保皇会在两广所倚重的丘逢甲、陈紫瀛、唐景崧等，均与邱菽园早有交游。1899年，丘逢甲、黄遵宪等人在粤筹组保商局，陈紫瀛参与其事，邱菽园与丘逢甲通信中，曾询问其踪迹。不久，陈赴香港，与邱菽园订交，丘逢甲得报，庆幸“天下有心人，声气无不投者”[60]。丘逢甲原来答应出面主持广东方面的勤王行动，不料返乡时潮汕一带遭受鼠疫，多位至亲惨遭不幸，巨创之下，隐居不出。陈紫瀛则从4月与陈翼亭相合[61]，一直积极参与勤王活动。他是勤王正军的九位主将之一，在自立军的富有山树义堂中，又和邱菽园名列正龙头[62]，地位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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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因嫌生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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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华侨为勤王事业捐献巨款，也就将自己的命运与之紧密联系。而保皇会的康门师徒多为坐而论道的书生，缺乏办事能力和勇气，尤其拙于秘密武装活动，选材用人，组织联络，策划调度，筹款购械，处处好大喜功而力不从心。康有为曾经抱怨华侨“捐钱则不能多，责望则极其大”，何况邱菽园捐出巨款，连康有为也承认“今一切全藉邱力，可以此动大众”，“此次大事全藉菽园乃有所举”[63]，其期望值自然较一般华侨更高。双方的矛盾摩擦多由这一反差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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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皇会的勤王计划，一开始摊子就铺得过大，远非其人力财力所能承受。梁启超筹款百万之想已有几分梦幻色彩，后来还不断膨胀，托几位美国人借款1000万。结果耗去2万本金，毫无所获。他在檀香山半年，“统计所得，当不过八九万之间，除已掷孤注二万外，实余六七万耳”。直到6月中旬，寄往日本和港澳的不过2万元。[64]这引起邱菽园的不满，“颇有过言”。7月间，康有为抱怨道：“计檀山及南中各埠可得廿余万，惟皆未交”，美洲各埠，也所得区区。[65]在此情况下，保皇会只得一味依赖邱菽园的捐款。而澳门总局办事人又举措失当，所用非人，以散财招伙之法，网罗两广豪强，结果愈益滥支，虚糜太甚，受骗实多，款已用尽而事不能举，甚至情报不灵，音讯不通，令邱菽园等人大失所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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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七月间，形势危急，邱菽园等人每日前来询问消息布置，而康有为“一辞莫对”，身为全军统帅，连正军主将陈翼亭的行踪也一无所知。6月27日，正当康有为在新加坡“日夜与铁、觉商，与岛辨，为西事办否，今日尚辨驳无已，思辨无穷”[66]之际，忽接徐勤电告，陈翼亭已经出发，后来又证实陈并未移动。对此邱菽园“口口皆叹太失机、太持重也。又虑我等多费而无成也，至云恐再要十万尚未能起，此语极难闻”[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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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邱菽园不满情绪的宣泄对象已经扩而大之，对总局办事诸人皆有微词，康有为担心“我等收其多金，彼心热望深，再若迟之，彼或疑我等浪费乾没，谣言一起，则事无可为矣”。但又明知办实事有心无力，因而关注重心有所转移，勤王与筹款的位置互易，即勤王由目的变为手段，筹款则由手段变为目的。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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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我等再迟不起，恐有它变，我等实对不住，无论如何再不敢开口问取也。顷暹、吉亦开捐，若能起，岛更高兴，尚可多出，则外埠踊跃，源源而来。澳洲谓尚有二万未汇，然今须起后乃敢催之，否则责望不得，人心渐散，哗谤大起。[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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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他不顾时机成熟与否，指示各路“以速为主”，导致汉口自立军仓促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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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康有为也有难言之隐，其自居圣人，心高气傲，在邱菽园等人的催逼下，他一方面力不从心，无以回报，颇感欠咎，另一方面难免滋生寄人篱下，失势受气之怅。他虽力劝邱菽园息怒发款，“然已费多少曲折解慰求请乃得此”[69]，心中郁积着一股闷气，这在以教主自命的康有为也算勉为其难。4月间，他曾想远游澳洲，一走了之，被梁启超等劝阻，梁在函请邱菽园出面“力尼此议”时，对后者“冒险难，排众议，以作东道”的义举加以赞誉，并主动担负筹集巨款之责，以改变“涓滴之数，实[难]遍资各路”[70]的窘困，似乎折射出康、邱间因嫌生隙的行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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