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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之役，以甘肃布政使率师勤王，护驾西行，遂邀西后特赏，迁任封疆。相传其时春煊初拟助帝收回政权，或以孝治及利害之说动之，乃不敢发，而益自结于后。论者多病其不能见义勇为，然封疆重臣，统兵大将，多戴后，帝则势处孤危，举事不慎，将有奇祸。春煊纵欲建非常之业，其力亦苦不足耳。[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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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啁啾漫记·清德宗西狩琐闻》条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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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德宗久制于孝钦太后，郁郁不得志。拳乱之始，帝心非之而不敢言，且朝贵咸党于太后，虽言亦不得从。及西狩，恒思援各省督抚以自助。勤王之师，陕西藩臣某最先，某故先朝旧勋之裔，帝颇重之，擢陕西巡抚。一日招某入，叩头毕，帝甫有言，而太后适至。帝色变，某亦汗下流背，乃乱以他语而罢，太后未之审也。[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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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说颇有不合，后一说并有小误（如岑春煊为甘肃而非陕西布政使），重要的是空穴来风，事出有因，不可视为游谈无稽，岑春煊确有借清廷勤王之名行保皇会勤王之实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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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变法前，岑春煊即与康有为建立起密切关系，积极响应变法维新，参与康有为的各种组织活动。1895年康有为发起上海强学会，岑春煊为“噬肯来游”、加入是会的各省“名儒硕彦”之一。[4]1897年2月，康有为再到桂林讲学，并与唐景崧、岑春煊等地方官绅议开圣学会。唐、岑二人一自台湾归，一自山东回，均亲历中日战争，对于清政府战败求和，丧权辱国极为不满。台湾民主国官绅内渡后，均不得清政府任用，而岑春煊则辞官归隐，不作出山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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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春煊返桂之初，交游议论，尚属平平，唐景崧与龙泽厚等“见则谈学，与岑云阶及官场则谈博谈戏”[5]。后唐、岑两人“往还最密”，鉴于清朝“败兆已伏”，“正思所以挽之救之之法”。他们与康有为“晤谈之下，志同道合”，因而赞助最力，捐献最多。[6]康有为作《桂林圣学会后序》，还托名岑春煊。为此，岑春蓂商得乃兄同意，特致函汪康年，要求登报声明更正。[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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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年，岑春煊送七弟入都赴礼部试，或指其在京“结交康党，入保国会，慷慨上书，急欲一试，遂由候补京卿外简广东布政使”[8]。岑春煊参加保国会，虽有传闻，查无实据。他本人后来作《乐斋漫笔》，矢口不提与康党结交之事，唯渲染奏对和上书。他向光绪皇帝当面及条陈所说，即“力陈国势阽危，非发愤自强，不能图存。欲求自强，必先兴学、练兵、讲吏治、信赏罚，乃克有济”。又以纸虎为喻，认为一味对外示弱，“譬如纸虎被揭，威严尽失，谁复有所畏惧，以后外交将步步困难矣”。并指斥“枢臣误国，蒙蔽圣明”，致使朝廷“是非不明，赏罚不当”。看法与维新派大抵相通。因此，虽然“疏奏自以语多讦直，虑触忌讳，而是时德宗亲政，方锐意有为，思拔用强直果敢之臣”。旧例京曹外用者，大抵实任三品卿方能简授藩司，岑以销假请安尚未收缺人员，即被特简，“实异数也”[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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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异数”的背后，大概确有康有为的帮忙。1902年康曾透露，岑春煊“乃仆昔所荐来粤布政者”[10]。以当时的情形论，康有为的暗中举荐应较岑春煊的奏对及上书更易见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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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岑春煊接替调任山东的张人骏为广东布政使，已是1898年8月31日[11]，这时百日维新高潮已过。1898年12月19日，岑春煊调任甘肃布政使[12]，其在广东总共只待了大约三个月。难安于位的起因是与总督谭锺麟不合，背后的真正原因则当事各方说法不一，其中牵涉到与康有为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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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春煊《乐斋漫笔》称，他于“陛辞赴粤”时，光绪曾面谕到任后宜设法剿办粤省日益猖獗的土匪，并指粤督谭锺麟“年老不能办事，尔抵粤后可察看奏知”，许其“据实奏闻，朕与尔作主”。“时广东有道员王某，素为谭督所信任，颇多不法，商民无不受其鱼肉，有因索诈而毙命者，慑其气焰，皆噤不敢言。余到后，始有来控者，廉得其实，即详请撤去该员各项要差，严行查办。谭督不从……议论抵触，谭愧且怒，遽拍案诟詈，目镜坠石棹立碎，势张甚。”岑调任甘肃后，“终以谭、王营私舞弊事具疏劾奏。有旨查办，谭因罢归，王亦革职。此案以藩司劾罢督臣，为有清仅见之事也”。[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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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事实与此不无出入。弹劾谭锺麟及广东按察使魁元、知县裴景福、候补知县李家焯等，系由御史宋伯鲁提出弹章，时间尚在岑春煊到任之前。开始清廷谕令湖南巡抚陈宝箴查奏，陈被革职后，由继任余廉三接办。余详查的结果是，原参贪劣的谭、魁各节，查无其事；裴则官声尚好，均免置议；只有李家焯因对所带卓勇约束不严，交部议处。所称“道员王某”，即候补知府王存善，倒是由岑春煊本人“列款详参”，却交由谭锺麟查办。[14]谭锺麟派委司道按款查讯，“奏称王存善并无浮冒侵渔之据”[15]。此事非但未能增加岑春煊的政治资本，反而使其遭受一次小小的挫折。“莅任不数月，即与总督谭锺麟腾章相诋。太后恶之，荣禄为缓颊，乃调甘肃。”[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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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禄官声颇恶，但在19、20世纪之交，于新旧华洋之间，却能起到一定的调护作用，岑师事之，引为奥援。[17]岑春煊不甘受挫，调任后继续奏参广东各员侵蚀巨款，袒庇瞻徇潘灿、王存善等事[18]，清政府先后再派鹿传霖、刚毅查办，结果确认广东“所挪之款系历数十年积累而成”，所用办理盐务的候选同知潘灿等人办事认真，“均可无庸置议”。只是后来将厘金改由招商承办，表面是为了“杜中饱而祛糜费”[19]，实则欲筹巨款以应急需。[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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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吏治败坏，几乎无官不贪，若以此划线，恐怕无人不在可参之列。岑春煊穷追不舍，别有潜因。记载此事的另一版本所述便有大异。陈澹然为裴景福《睫闇诗钞》（戊午正月付印）作序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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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之任南海也，廷旨捕南海康有为，籍其家，括尝所往来书，廉其党。先生奉檄偕知府王存善往。西林方为布政使，与康交，惧事泄，令择要人书藏之。先生察其书皆通候往来，任王君持以献粤帅，固未达也。而西林则大恨，即藉他事劾王，粤帅右之，仅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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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时清廷确有下令粤省查抄康有为家之事。1898年12月28日，清廷发布上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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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据两广总督谭锺麟奏：康有为本籍抄出逆党来往信函多件，并石印呈览。查阅原信，悖逆之词，连篇累牍，甚至推谭嗣同为伯里玺之选，谓本朝为不足辅。各函均不用光绪年号，但以孔子后几千几百几十年大书特书，迹其种种狂悖情形，实为乱臣贼子之尤。其信件往还，牵涉多人，朝廷政存宽大，不欲深究株连，已将原信悉数焚毁矣。[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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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岑春煊督粤，必欲将裴景福等人置之死地，也根源于此。[22]1899年12月19日，谭锺麟去职，代以李鸿章，在清政府方面，主要不是因为参劾案，而是为李鸿章谋一位置，同时加强对广东的控制，打击在海外活动声势日张的保皇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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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戴后与助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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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政变后，康、梁等逋逃客与曾经赞成变法的清政府朝野要员之间，看似公开敌对，其实互有需求，因而暗中互通消息，彼此利用。李鸿章而外，康有仪曾在南洋康有为座上见有各督来函外套[23]，肃亲王也曾与之通函。岑春煊不仅与康有为等早有联系，而且一直保持。与岑关系密切或情况类似者，不少人介入了保皇会武装勤王的密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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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戊戌变法前，康有为等便有以武力为后盾之心，并且暗中有所准备。政变后，与各地的官绅以及会党土匪一直保持联系。广西方面，康有为有类似布置，岑春煊似也牵连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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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等人本来准备应付政变的计划，因袁世凯的出卖而一败涂地，北上行刺，一时也不易措手。1898年11月初，康有为借“奉诏求救文”，明确向清廷臣民发出“勤王”呼吁。[24]不过，唐才常希望联合各方革新势力发动中原大举，与康有为的想法不完全吻合。康有为一派亡走海外，仍然坚持倚靠光绪实行变法的政治目标，因此首先要恢复光绪的权力地位。他们除了求助于列强，还组织保皇会，扩张实力，创办《清议报》，鼓动舆论，号召勤王，矛头直指重揽大权的西太后。保皇会的勤王，一方面暗结草莽，大兴义兵，另一方面则鼓动方镇大员，起兵救上。康有为发布“奉诏求救文”，目的之一，即在警告清廷官员“不讨贼则非臣”，“若屈膝以事伪主，甘心而立牝朝，则万国攘臂而仗义，天下裂眦而公愤，冰山必难久倚，狐鼠岂可同群”。希望他们“共兴故国之思”，“圣主重兴，共兹大业，则尔公尔侯，自有前例”。[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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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康有为等人对西太后恨之入骨，因为实力有限，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还是希望通过其他途径实现复辟归政，甚至对当朝执政心存幻想。而清政府欲除后患，千方百计要将康、梁等人置诸死地。几番引渡、绑架、诱捕、谋刺不成，又颁布上谕，公然悬赏购线，买凶捕杀，并于1900年1月24日宣布立新储。在建储即为废立的严峻形势下，保皇会再度将重心转向武力勤王。加入保皇会的暹罗华商陈斗南等在电争废立的同时，分别上书李鸿章和张之洞，鼓动南省大吏举兵勤王，以救圣主。[26]《清议报》第37号（1900年3月1日）发表署名佩弦生的《论建嗣即为废立》，批评“事既逾月，而海内之臣子，未闻有一人念君父之危，叩阙以死争之者，更不问一人急君父之仇，发愤而勤王讨贼者，岂忠义之热心不逾月而顿冷哉”。后来更认为“今日而望各疆臣勤王，是真望梅止渴也”，呼吁国民以独立自主之精神兴师勤王。[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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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鉴于此，保皇会加紧勤王筹划。1900年1月，康有为移居新加坡，保皇会在澳门设立总局，随即制订了战略行动计划。在这一计划中，广西的地位举足轻重，而与岑春煊有通家之好的唐景崧扮演重要角色。康有为的勤王谋略首先“以全力取桂”[28]，之所以将广西作为整个勤王行动的发动地，除了可以原镇南关游勇头目陈翼亭为主力正军外，重要原因是有唐景崧的加盟。唐当年是万里请缨的名士，曾任台湾巡抚，虽因出任台湾民主国总统之事被清廷闲置，在地方上号召力不减，而且数年来一直以办团练为名有所布置准备。依据康有为亲拟的计划，唐景崧的地位十分重要，实际担任中军主帅之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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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5月底，唐景崧派人远赴南洋，告诉康有为“滇、黔、桂皆来归，特来请期”。康有为见广西“有小山之坐镇，滇、黔皆来”，决定全力向西。[29]唐景崧与滇、黔的渊源，显然不及西林岑家。岑春煊的父亲岑毓英在滇、黔两省征战任职凡三十年，官至云贵总督。后来岑春煊作《乐斋漫笔》，不无自得地说：“至今滇人士与余家相值，犹依依如其乡人焉。”[30]唐景崧如果真的争取到滇、黔来归，至少要借重岑家的关系，才可能达成这样的效果。而唐、岑两家为世交，中法战争期间，唐景崧曾在岑毓英麾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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