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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戴后与助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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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政变后，康、梁等逋逃客与曾经赞成变法的清政府朝野要员之间，看似公开敌对，其实互有需求，因而暗中互通消息，彼此利用。李鸿章而外，康有仪曾在南洋康有为座上见有各督来函外套[23]，肃亲王也曾与之通函。岑春煊不仅与康有为等早有联系，而且一直保持。与岑关系密切或情况类似者，不少人介入了保皇会武装勤王的密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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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戊戌变法前，康有为等便有以武力为后盾之心，并且暗中有所准备。政变后，与各地的官绅以及会党土匪一直保持联系。广西方面，康有为有类似布置，岑春煊似也牵连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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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等人本来准备应付政变的计划，因袁世凯的出卖而一败涂地，北上行刺，一时也不易措手。1898年11月初，康有为借“奉诏求救文”，明确向清廷臣民发出“勤王”呼吁。[24]不过，唐才常希望联合各方革新势力发动中原大举，与康有为的想法不完全吻合。康有为一派亡走海外，仍然坚持倚靠光绪实行变法的政治目标，因此首先要恢复光绪的权力地位。他们除了求助于列强，还组织保皇会，扩张实力，创办《清议报》，鼓动舆论，号召勤王，矛头直指重揽大权的西太后。保皇会的勤王，一方面暗结草莽，大兴义兵，另一方面则鼓动方镇大员，起兵救上。康有为发布“奉诏求救文”，目的之一，即在警告清廷官员“不讨贼则非臣”，“若屈膝以事伪主，甘心而立牝朝，则万国攘臂而仗义，天下裂眦而公愤，冰山必难久倚，狐鼠岂可同群”。希望他们“共兴故国之思”，“圣主重兴，共兹大业，则尔公尔侯，自有前例”。[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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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康有为等人对西太后恨之入骨，因为实力有限，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还是希望通过其他途径实现复辟归政，甚至对当朝执政心存幻想。而清政府欲除后患，千方百计要将康、梁等人置诸死地。几番引渡、绑架、诱捕、谋刺不成，又颁布上谕，公然悬赏购线，买凶捕杀，并于1900年1月24日宣布立新储。在建储即为废立的严峻形势下，保皇会再度将重心转向武力勤王。加入保皇会的暹罗华商陈斗南等在电争废立的同时，分别上书李鸿章和张之洞，鼓动南省大吏举兵勤王，以救圣主。[26]《清议报》第37号（1900年3月1日）发表署名佩弦生的《论建嗣即为废立》，批评“事既逾月，而海内之臣子，未闻有一人念君父之危，叩阙以死争之者，更不问一人急君父之仇，发愤而勤王讨贼者，岂忠义之热心不逾月而顿冷哉”。后来更认为“今日而望各疆臣勤王，是真望梅止渴也”，呼吁国民以独立自主之精神兴师勤王。[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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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鉴于此，保皇会加紧勤王筹划。1900年1月，康有为移居新加坡，保皇会在澳门设立总局，随即制订了战略行动计划。在这一计划中，广西的地位举足轻重，而与岑春煊有通家之好的唐景崧扮演重要角色。康有为的勤王谋略首先“以全力取桂”[28]，之所以将广西作为整个勤王行动的发动地，除了可以原镇南关游勇头目陈翼亭为主力正军外，重要原因是有唐景崧的加盟。唐当年是万里请缨的名士，曾任台湾巡抚，虽因出任台湾民主国总统之事被清廷闲置，在地方上号召力不减，而且数年来一直以办团练为名有所布置准备。依据康有为亲拟的计划，唐景崧的地位十分重要，实际担任中军主帅之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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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5月底，唐景崧派人远赴南洋，告诉康有为“滇、黔、桂皆来归，特来请期”。康有为见广西“有小山之坐镇，滇、黔皆来”，决定全力向西。[29]唐景崧与滇、黔的渊源，显然不及西林岑家。岑春煊的父亲岑毓英在滇、黔两省征战任职凡三十年，官至云贵总督。后来岑春煊作《乐斋漫笔》，不无自得地说：“至今滇人士与余家相值，犹依依如其乡人焉。”[30]唐景崧如果真的争取到滇、黔来归，至少要借重岑家的关系，才可能达成这样的效果。而唐、岑两家为世交，中法战争期间，唐景崧曾在岑毓英麾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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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期间，清政府为应付内外乱局，于6月17日、20日先后谕令各省督抚派兵星夜驰赴京师。7月，京师形势吃紧，清廷于4日、12日、25日以及8月8日、13日，连续诏令各省勤王之师兼程北上，星夜驰援。[31]除一般性号召外，还向袁世凯、马玉崑、李秉衡、鹿传霖、张春发、刘永福等发出专门指令，也有个别官员主动统兵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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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各地的文官武将多徘徊观望，等待局势的变化。如江苏巡抚鹿传霖“闻乡里大扰，族之长幼均被屠。于是在抚署内大哭，誓与拳匪不两立。遂借勤王美名，力请开缺，克日帅羸卒北行。至河上，闻乡里无恙，遂逍遥不进。闻者皆非笑之”[32]。广西巡抚黄槐森等人因行动不力，还被清廷严旨申斥。而岑春煊却义无反顾，行动神速。甘肃于6月26日接到6月20日清廷着各省分兵驰援京师的上谕，当天岑春煊即率兵启程。[33]他后来自炫其不顾陕甘总督魏光焘的阻拦，率省马队二旗先行，又不待马队齐集，先率卫队数十人，自兰州取道草地沙漠，忍受种种困苦，昼夜疾驰，赶赴京师。所部是为数不多先期到达京师的勤王军，其余各地的勤王之师，多在两宫西幸后才陆续赶到太原或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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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春煊迫不及待地挥师勤王，目的究竟何在？辅助光绪收回政权的可能性并非子虚乌有。康有为号召勤王之初，曾致函同门简朝亮，请其出面鼓动两粤草茅之间的义杰之士，合众勤王，“出湘桂疾卷武昌，长驱河朔”。其时简正为讼事缠身，托康设法，康告以“讼事之案已托岑云阶方伯为之昭雪，并嘱其延访”[34]。这不仅从侧面印证康有为举荐岑春煊破例任广东布政使之事，还表明双方在政变后依然保持联系，互为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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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势盛以及联军入侵，中国社会空前震动，各种势力纷起因应，试图按照自己的政见和利益影响社会的发展进程，从而大范围冲击了因循守旧的政治风气，促使朝野各种势力相互联系，谋求合作，以挽救危局，振兴图强。新党士绅如康有为、梁启超、章炳麟、经元善、汪康年等人函电纷驰，游说各省督抚兴师勤王，北上平乱。保皇会将勤王的直接目标由“清宫阙而诛贼臣，联外交而安圣主”[35]，助光绪复辟亲政，改为“助外人攻团匪以救上”[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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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7月11日，《知新报》发表题为《论各省亟宜勤王讨贼以造中国》的论说，呼吁疆臣“驰檄各省，奔问京华，布讨贼之文，率勤王之旅，平团匪之乱以谢远人，枭贼臣之头以快天下，然后重扶圣主，复行新政，开通口岸，酌赔兵费”，是为上策，否则稳固东南，变政自立，“为平等之新邦”。如果望疆臣勤王如望梅止渴，则“望诸豪杰，期我国民，提独立之性质，振自主之精神，以鸦君阿度为归，以吐兰士哗为法，宁裹马革之尸，毋作砧上之肉，宁为特立之雄鬼，毋为双料之奴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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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北上途中稽留沪上，上海新党名士策划建议其急率江南兵力的半数拔队北上，剿灭“团匪”乱兵，内安两宫，外对列国，扭转危局。7月30日，14位维新党人联名由郑观应代表上书李鸿章，认为平乱局、缓客兵的关键在于“自剿北匪”。但此举“非将迭次谕旨分别其伪则不能剿，非实有可用之将，得力之兵，则虽剿而无功”。请李鸿章会商各督抚速行遴派劲兵，协筹饷项，并公举统兵大臣一人，率以北上，“不奉贼臣之矫诏”，不仅“剿匪”，而且将助“匪”为乱的将弁一律诛戮，将“不顾国家，不明大局”，“捏造诏旨，力行阻挠”的贼臣奏请正法；同时于“勤王诸将中择一明干精警而有稍习京曹情形者”，率一大队驻守西道，以防“匪党”乱兵与二三贼臣挟持两宫西走山陕。[37]李鸿章拒绝了这一请求，但在次日与刘坤一联名所上奏折中，却“冒死沥陈”了其中的一些意思，要求明降谕旨，保护外国使领和洋商教士，剿办乱民散勇，“以清内乱而弭外衅”[38]。尽管在对待帝后的态度上保皇会及其他维新党人与南方督抚明显有别，有些方面还是不乏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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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一来，清方勤王将帅怀有不同动机，一部分拥护当朝执政，另一部分则不认贼臣矫诏。在同一旗号下，各人目的究竟如何，扑朔迷离。上海维新党人即指责东南勤王之师的李秉衡、鹿传霖、锡良等为“东南之端、刚”[39]。章炳麟论及李秉衡、鹿传霖的勤王时，也认为：“勤王者，则汗漫兼容之辞耳，剿匪者得举是以为号，助匪者亦得举是以为号，二帅之名曰勤王，其实助匪也。”[40]岑春煊万里驰援，到京入见太后时，却自陈：“臣军临时召募，但任防守，不敢当前敌。”[41]结果奉诏驻张家口防俄。这刚好与南方维新党防止两宫西走的预谋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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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岑春煊的初衷如何，审时度势，他终究选择了“戴后”而非“助帝”。坚决拥帝反后的康有为闻讯，不忧反喜。他在家书中说：“岑云阶扈从甚有权，将来或借以作周勃，将拟遣人说之，若吾辈办事，当乱世终非挟兵力不可立也。”[42]则岑的地位上升在保皇会看来是至关重要的有利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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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口自立军失败后，保皇会的勤王谋略渐趋停顿，所余的努力，其中就包括争取北方岑春煊一类的同道，而将勤王分为南北两路。1901年春康有为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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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勤王布置甚妥，北路一面，已派多人指点圣皇复辟之举，南面一路勤王义举之谋，想主上回銮则在春间。[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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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王照《方家园杂咏纪事》第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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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跸太原多日，上仍求独归议和。太后及诸臣坚持不放。其实是时早归，赔款之数可少，而外人所索保险之各种条件，皆可因依赖圣明而无须提出，公论昭然。……而诸人因识见腐陋，不知此者十之九。明知而佯为不知者十之一。此十之一，则为太后、荣、王、岑诸人也。时岑幕中有张鸣岐者，年少锐敏，力劝奉皇上回京，收此大功。岑词穷而不语。盖岑春煊奸人之雄，不论是非，专视多助者而助之。[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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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路勤王最终还是议而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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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互为奥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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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以后，岑春煊因护卫有功，得到西太后的宠信，成为晚清政坛的要角。丁未政潮，岑政坛失足，退隐沪上，称病不出，直到辛亥铁路风潮，才被重新启用。其受挫的要因，仍是与保皇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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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王计划流产，岑春煊仍然是康有为心目中的一颗政治筹码。1902年7月，岑春煊调补广东巡抚，康有为闻讯，大感振奋。他说：“此人乃仆昔所荐来粤布政者，今来巡抚，极有权力，天乃与吾党一大机会。”[45]后因四川哥老会起事，清廷调岑春煊署理川督。直到1903年4月，才调署两广总督，督办广西军务。这时保皇会已基本放弃利用广西会党游勇发动武装勤王的谋略，任由岑春煊剿灭昔日的同道。一些人甚至将岑的到任视为一大契机：“岑春萱到粤西省，同门多欲运动会款以捐官到东省者。”对此，徐勤颇不以为然，告诫康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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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夫子切勿信之。觉顿、伯纯等（觉、纯前数月日以攻夫子为事，此楚青之言，可痛！可痛）于吾党感情甚淡，捐官后万不能为吾党有所尽力也。西省人士好利若渴，近年以为吾党势力已尽，则群相攻击。及见近日商会已开，知有利可图，则又来利用矣。此等人只有置之不理可也，切勿赠以金钱。切叩！切叩！[46]20天后，又再度提醒康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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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顿欲捐官，乞勿理之，其近情弟子知之甚详也。岑督不可信，周孝怀亦才智之士耳，不可靠。[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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