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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并未采信徐勤的进言，仍与岑春煊有所联系。康有为到香港后，招康有仪往见，后者命其子同和赴港收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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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见其座上，有假冒岑督致彼之公文一角，盖必伪托，以欺外埠商人者。其见和到，旋检而匿之袖里……仪是时寄居港栈，而来往于南洋者甚众，果闻有康党伪托岑督劝捐之公文，行骗各埠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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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仪虽指为伪托，未必没有其事。所以他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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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念督署关务房，仪先祖与父，于微时曾执役于此，虽与该大逆之祖若父，同有役股，惟伊胞叔介藩及兄弟，盘踞多年，时有藉此作奸。今闻有前此伪谕之事，设或出于关务房，则事发不免再受拖累。因将此事，并逆党之近情薄为，密禀岑督，静中查办。禀内声明，同和实见其伪札，并薄知贼情，特留其在省候讯指供。仪以他事，并为避逆党之凶锋，暂避于上海某处。如仪挟嫌诬攻，则和可就近拿捕，仪亦可一电奉擒等。禀去后，此事久而未发，虑为逆党贿搁。因前后再补一禀，然终未蒙批斥。想岑督未便据一面之词，或又为逆党所诬未定。否则，该大逆之乡省祠屋已封，祖坟已掘，断无留此役底，以为肘腋之祸，授逆党以窥伺，及作奸之理。[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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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仪致函梁鼎芬揭露此事，不满于幕僚的从中阻挠外，或许已经疑心岑春煊有意包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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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时清廷力行新政，各地督抚鉴于时势，为博取政声，较清政府步伐更加急切。推行新政首先需要聚集人才，早在1900年9月26日，岑春煊就奏请“上下一心，力图振作，求人才而行实政”，主张“痛心求治”，“破格用人”。[49]而当时能够招揽的维新人士多曾参与戊戌变法和庚子勤王密谋。清政府直到1904年6月21日，才谕令赦免除康有为、梁启超、孙文三人以外的戊戌案内各员。岑春煊不顾党禁之严，署四川总督时即“恨不能多得贤者以助之”[50]，督粤后幕府中相继延揽了曾经参与正气会和中国议会的周善培、丁惠康、陈锦涛、温宗尧以及保皇会的汤叡等人，[51]，并对他们极为器重。[52]这些人在保皇会与岑春煊之间沟通联络，进一步加强双方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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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善培于1899年访日期间，与梁启超多次见面会谈，1901年、1904年、1905年他又三度东渡，每次都与梁启超有所往还。1905年，梁启超邀约周善培、张鸣岐在香港会面，周、张二人报告岑春煊，岑“很高兴地说：‘可惜我不能去会他’，立刻请坚伯就去，拜托坚伯替他向任公致意，问任公出国几年，有什么挽救国家的办法，尽量告诉他”。此行二人与梁启超长谈，张鸣岐将重要内容记录下来，回省转达岑春煊。后者虽然没有采用梁的办法，“却对任公始终是表示崇拜的”。[53]后来岑欲将康有为的门生、女婿麦孟华礼聘入幕，并计划与梁启超在上海秘密会面。[54]以至于陈庆桂参劾其“以应行严缉之人，而竟倚为心腹”[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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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之外，岑春煊的主张做法也与保皇会及国内的立宪派士绅多有契合。督粤期间，他知“欲去两粤之乱，要从吏治、民生、路矿、农工入手，但非真变法，即不足以语此。而目前救民水火，亦不能不治标，奈何奈何，为之奈何！”为此“焦忧日迫，故时愈时病，终难复元”。[56]黄遵宪通过周善培转告岑要注意收拾人心，以备大局应变，不要过于看重总督的头衔，岑还去信表示感谢。[57]他不顾幕僚及有司的反对，采纳尹克昌的进言，欲设局专门筹办地方自治[58]，又支持张謇、郑孝胥等人创办立宪团体，“愿助开办费一万元，仍筹常费岁一千”。参加宪政研究公会的张元济、夏曾佑、叶瀚、孙多森、狄平等人，都是庚子正气会和中国议会的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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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春煊被排挤出京后，一面致电袁世凯，“拟请由公主稿，邀同泽公及张、端诸公联衔沥恳，迅筹设立新内阁，以定大计”。要求变制为责任内阁，一面表示赞成张之洞托蒯礼卿传递的“内阁总理一人，必合内外官用廷推之法，并主持即开国会”的意见。[59]从岑春煊幕府出身的署理广西巡抚张鸣岐，开始也想招麦孟华入幕，其“求才若渴，恨不能得公（梁启超）相助为理，务请佛（康有为）欲来，决办地方自治”，并“力主开国会”，“谓国会一开，康、梁党禁即解”。[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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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未政潮，岑春煊虽然因为与康、梁的关系而被挤出政坛，实际上疆吏乃至王公亲贵暗中结交保皇党，在当时已是公开的秘密。[61]他们有的本来就是维新变法的同道，新政复行，官府与新党的政见隔阂渐趋模糊，而相互利用处日见增多。五大臣考察宪政归来的奏议，即出自梁启超之手，其中端方、载泽等与梁的往来尤多。不过这时保皇会尚未将希望完全寄托于权贵身上。1906年春梁启超函告徐佛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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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大吏中，其指日封疆而可借以布画一二者，宜莫如贵乡袁京兆，公盍一图之。若终无绝当意者，则不如仍从民间，一积势力，鄙见仍觉主动者必当在民，若得舆归一途，成一庞大之势力，则上部之动，亦非难耳。[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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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9月1日，清廷诏示预备立宪，梁启超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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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政治革命问题，可告一段落，此后所当研究者，即在此过渡时代之条理何如。[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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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在此时，保皇会派往北京组织暗杀的梁铁君事发被捕遇害，这时保皇会已经看出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原定暗杀行动不宜继续进行，接受梁铁君生前的意见，改变政略，结交权贵，培植势力。开始的对象主要是载泽、端方、袁世凯、赵尔巽等，对岑春煊则意见分歧。前此徐勤即认为岑不可靠。1906年春梁启超还称：“西林为人，弟深知之。此[人]轻喜易怒，而不学无术，恐不易共事。”但一年后梁的态度大变，他为了向南下的岑春煊“要之于路有所陈说”，将与蒋智由、徐佛苏商谈组党的要务推后20日，专程赶赴上海等候。并解释道：“现当经始之时，本不宜他行，然西林、项城二人，皆为今日重要人物，将来必须提携者，失此时机，相会殊难，故不得不先彼，想两公亦必以为然也。”[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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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与保皇会暗中结交而言，端方、袁世凯和岑春煊无异于同道，在变政制、开国会方面，张之洞与岑春煊亦有共识。他们都是统治集团中的立宪派，但在清政府内部的权利斗争中，却利害各异。丁未政潮事发，端、袁、张等人都以勾结康、梁为罪名，向岑春煊落井下石，无非是为了打击他人，保护自我。背后主动者应是袁世凯。作为政潮冲突的敌手，他与岑春煊的争斗势成你死我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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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袁世凯和张之洞都是保皇会的宿敌，庚子后“皮逆”更一度被保皇会列为头号暗杀对象，袁世凯反而与保皇会逐渐靠近。戊戌政变，袁背主叛上，但康有为对其一度还有所寄望，以为勤王军兴，“袁绍首谋，必为内应，其余庸懦疆臣，皆按兵坐观成败，鄂镇虚声，无能为也。义声所定，一举而柬之之业成矣”[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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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06年起，袁世凯甚至成为保皇会拉拢权贵的首选人物。梁铁君事件中，袁世凯“极能回护，令都中人若无其事”，保皇会虽痛失大将，“然不以此牵及全局，尚不幸中之幸也”。为此，康有为想致函袁世凯或徐世昌，梁启超认为不必，“本初他日不忧其不联我党，惟彼现在当畏谗忧讥之时，宜勿授反对党以口实，更至生他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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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底，保皇会筹划改组为宪政会，经熊希龄交涉，袁世凯、端方、赵尔巽许诺为暗中赞助人，并担任集款15万中的一半。[66]1907年冬，康门弟子罗普在上海办《宪报》，以为保皇党的又一机关，“资本六七万，端、赵、袁、张（即之洞）皆有股”[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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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岑春煊与康、梁的迅速接近，令袁世凯等人感到保皇党与自己的政敌清廉派联手的巨大威胁。“政府之中伤西林，皆以康梁为词”[68]，这样既能有效地打击政敌，又可切断保皇党另谋同盟的企图，还能避免本身的嫌疑，显然对袁、端等人最为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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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方与保皇会的联络最早，对此却最为忌讳。1906年清政府改革中央官制，“外间传言午帅官制折等，系托熊聘三先回东京，请梁卓如捉刀，熊曾于元丞前露之，《新民报》之反对革命论各篇，其送梁有三万金之多等语，而端回京即力远熊，并不列之保案。到上海时又发电沪道，谓探闻梁潜迹沪上，属严拿。萍乡匪难，端禀军机电谓为保皇党主动，电见《中外报》□□党即系也，诸事皆确有凭据，盖初用其人，继恐人播之有累，则力扑之，以示不与相通”。对此王幕陶等人感到：“似此手段，与之共事，未免可畏。”[69]岑、端戊戌变法期间本是康、梁的同道，只是岑春煊任陕西巡抚时，与任布政使的端方屡有争端，因而结怨。[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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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7月8日御史陈庆桂参劾几乎同时，张之洞也“告邸：‘岑招康、梁至沪，谋不轨’”[71]。背后的挑动者当也是袁世凯。徐佛苏《梁任公先生逸事》称：“值康先生有为自海外秘电某当道，请劾奕劻植党揽权，及外间有康、梁秘联粤督岑春煊谋倒张之洞、袁世凯之谣，于是袁党力促张之洞奏请清后举发康、梁乱政秘谋。”[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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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9月5日，徐勤函告康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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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之去，一由于庆王之排挤，二由于岑初特聘孺博入四川，袁世凯、张之洞、梁鼎芬皆借此以陷之。澳门卢老九、香港陈赓虞、杨西岩等，又借此以万金贿陈香邻参之，卢老九之为此，为山票公司也。陈、杨为此，为欲攘铁路也。彼等一面运动张鼎华之侄通香邻为之，一面运动星海嗾张之洞，借此电庆王以陷岑。张与梁与吾有宿仇，故又借以打吾党，以巴结庆王也。岑屡被参皆不动，参以勾引康党，则那拉动矣。于是开缺矣。[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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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政治角逐中，道具（如照片）的真伪乃至事实的真伪其实无关紧要，与康、梁的关系，已经成为清朝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砝码。如何投置，全看政治天平的摆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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