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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未政潮，岑春煊虽然全行失败，保皇党并未放弃对他的寄望。其时康有为等因“袁劭反谋，诚非常之大忧”[74]，决心实行“联肃排袁”之策[75]，袁世凯不再是其争取利用的合作对象。1908年四五月间，康有为等计划“以争外交为名”，聚合十八省代表，“隐开国会，明拒外侵”，欲在王文韶、马相伯、岑春煊三人中推一人为领袖，并认为马的名位不够，“若岑可深结，或以岑领之乎”[76]。辛亥革命爆发后，康、梁一派怂恿岑春煊回粤，与革命党争夺权力。[77]护国战争中，岑春煊与梁启超再度成为同道。后来岑与康有为则由政治结盟走向儿女联姻[78]，这时两人均已淡出政治舞台，一桩并无政治意图的婚姻，似为长期的秘密交往产生象征性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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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初政局变幻莫测，对于庚子前后的这一段联系，当事各方似乎都有难言之隐，不约而同地讳莫如深。尤其是岑春煊，在自述生平的《乐斋漫笔》中竟然只字不提。清末官场流传袁世凯不学有术，张之洞有学无术，岑春煊不学无术的口碑，有关的笔记掌故描绘岑春煊，大都是粗犷勇武的形象，所谓“其刚可用，其智则黯矣”[79]。后世史家受此误导，真以一介武夫视之。更有自以为是的文人望文生义，看相测人，依据照片分别岑春煊与瞿鸿禨的性格。其实，袁世凯固然长于权术，张之洞也是宦术甚工，岑春煊表面的粗莽之下，同样深藏心计，决非单纯恃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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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岑春煊任两广总督期间，前后参革之员达1060人，“上自抚院，下至典史，无不皆有”[80]，并疏请以后两广用人，吏、兵、工部不能恃其权，是有名的“三屠”之一的“屠官”。能在吏治腐败的清末和政局诡谲的民初宦海弄舟，历经变动，几度沉浮，而时时跻身于权力斗争旋涡的中心，没有过人的权术，早已倾覆水底。袁世凯若非洪宪称帝，多数人也不免继续为其愚弄。而岑春煊的所作所为，当时人已看法各异，或称忠勇，或斥奸雄。学人如果不能了解同情于官僚政客之心，以是非为准绳而不以胜负为鹄的，很难把握此类人物言行的真实动机及目的，难免为其障眼法所蒙蔽。则其权术不仅得逞于当时政坛，更继续作用于后来的学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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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坛角逐的目的首先在输赢而不在是非，盟友与敌人，立场关系往往只是一转念之间。在朝与在野，固然是得势与否的表征，但其中蕴藏的变数太多，有时内部的利害分歧甚至超过敌我。尤其是统治集团中那些切身感到已经不能照旧统治下去的开明派，对于他们，最具威胁的政敌往往并非在野的反对派，而是同朝为官的竞争对手。与敌对一方的联系，不仅可以增加政治天平上砝码的分量，还会提供更多的选择或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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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皇党之外，岑春煊与革命党人暗中也有所牵连，其属员曾请求陈少白等人协助抓捕遁往澳门的裴景福。[81]岑开始甚至对革命党的《中国日报》亦颇重视，该报“对于行政用人之批评，间有采纳”[82]。后因岑春煊宣布将粤汉铁路收归官办，与省港两地的粤路股东矛盾激化，《中国日报》抨击最烈，双方关系才迅速恶化。由此理解清末保皇党人与当朝政要各方纵横交错的复杂关系，可见政坛上几乎没有固定的敌友，无法按照常理或固定的框架来判断。那种以政治派分人为划界的做法，必然导致牺牲历史真实以曲就理论观念的荒谬，实在是治史的大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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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庄练：《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下，第2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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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2辑，第4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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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辜鸿铭、孟森等：《清代野史》第4册，第19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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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增订本下册，第713—7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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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896年12月6日《龙泽厚来函》，蒋贵麟编：《万木草堂遗稿外编》下，第850—8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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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廖中翼：《康有为第二次来桂讲学概况》，桂林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桂林文史资料》第2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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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上海市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一，第549页。《圣学会后序》，《时务报》1897年7月10日、20日第32、33册连载，署名“西林岑云阶大理春煊撰，桂林广仁善堂来稿”。1897年5月31日《知新报》第20册刊载《两粤广仁善堂圣学会后序》，则署名“唐景崧”。岑春蓂致汪康年函称：“近阅贵报，文编中有敝省《圣学会后序》，署名为家兄云阶所作。弟见所言雄阔，与平日文字不类，昨专电询问，知系康长素工部手笔，属之家兄。”《康南海自编年谱》称：“与唐薇卿、岑云阶议开圣学会，史淳之拨善后局万金，游子岱布政捐千金，蔡仲歧按察希[邠]激昂高义主持之，乃为草章程序文行之”（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四，第136页）。则后序与署名蔡希邠的序，均应出自康有为之手而托名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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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胡思敬：《国闻备乘》，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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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1辑，第84—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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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致李福基董谦泰等书》，方志钦主编：《康梁与保皇会》，第38页。是函当写于1902年8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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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朱寿朋编，张静庐等校点：《光绪朝东华录》，总4171页。岑春煊《乐斋漫笔》称：“戊戌四月，陛辞赴粤。”（《近代稗海》第1辑，第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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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朱寿朋编，张静庐等校点：《光绪朝东华录》，总42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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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1辑，第85—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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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朱寿朋编，张静庐等校点：《光绪朝东华录》，总42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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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同上书，总4416页。据1899年1月28日《申报》报道：王存善任省河补抽厘局总办有年，岑春煊抵任后，访闻比较各数有不实之处，爰即撤委，饬将各数呈出核算。其补抽厘局一差，委候补知府刘清泰接办，所兼善后局提调一差，改委候补知府李受彬接办。岑调任后，谭锺麟分别撤去刘、李，另委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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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胡思敬：《国闻备乘》，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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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参见杜春和、耿来金、张秀清编：《荣禄存札》，第320—3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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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甘肃藩司岑纠劾粤督片》，《知新报》第111册，1900年1月11日。中谓：“两广督臣谭锺麟久任疆寄，素有能名。近因老病渐增，诸事日形废弛，加之目疾甚重，公牍皆不能亲阅，需人口诵，内则信任幕友潘灿，外则信任知府王存善，由是潘灿、王存善恃督臣之信任，欺督臣之昏颓，藉势招摇，纳贿揽权，无所不至，以致广东吏治营伍用人理财无在非弊。潘灿倚王存善为爪牙，王存善倚潘灿为唇齿，而谭锺麟方深倚二人为心腹。……是不严治谭锺麟废弛之罪，不足以谢朝廷，不严治潘灿、王存善之罪，不足以儆宵小。升任广东臬司魁元，目击潘灿、王存善朋比为奸，不能匡救谭锺麟，反从而附和王存善。即如臣原查王存善侵蚀各款，一切案据，皆经会同魁元核对……何以复查，只顾为王存善洗刷，置全案证据于不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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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朱寿朋编，张静庐等校点：《光绪朝东华录》，总4400、4416、4446—4448、4484—44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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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1899年9月19日梁铁君致康有为函称：“近容、庆两党相倾，西后拟废立，事甚急，京师震动。刚毅来粤拟筹款五百万，近议厘金改作坐厘，归七十二行商代抽，四处罗掘，鸦片烟熟膏抽厘，亦已承办矣。”（孔祥吉：《晚清佚闻丛考——以戊戌维新为中心》，第8页）据1899年10月1日《申报》社说《论刚中堂在粤东筹款事》：“刚子良中堂奉命至江南查办事件，首于筹饷为急务，盐厘盈余及各员报效，每年骤增进项二三百万金，现又奉命往粤东，议筹五百万金以充饷项，先向现任地方官，次及殷富绅士劝捐，并清查盐厘两项积弊，暨各局办理事宜，一则剔除弊端，一则广劝报效。”刚毅自称“上不病国，下不厉民”，但广东厘务每年进款原来不过二百万有奇，后加至二百四十余万。经谭锺麟整顿，又有增加。刚毅来粤，拟每年再加数十万，达三百万之钜。有某富商纠集巨股，包办厘捐，每年报效三百五十万两。刚毅则欲将行厘坐厘台炮补抽厘局四项归本行商人自抽自缴，每年可得约三百七十万两。各官报效三万至二千金不等。“说者谓中堂取之盐厘，取之各员，诚无病民之心，惟各员骤多此一宗出款，势必仍取自民间，民仍不免怨咨交作，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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