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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8241 丁未政潮,岑春煊虽然全行失败,保皇党并未放弃对他的寄望。其时康有为等因“袁劭反谋,诚非常之大忧”[74],决心实行“联肃排袁”之策[75],袁世凯不再是其争取利用的合作对象。1908年四五月间,康有为等计划“以争外交为名”,聚合十八省代表,“隐开国会,明拒外侵”,欲在王文韶、马相伯、岑春煊三人中推一人为领袖,并认为马的名位不够,“若岑可深结,或以岑领之乎”[76]。辛亥革命爆发后,康、梁一派怂恿岑春煊回粤,与革命党争夺权力。[77]护国战争中,岑春煊与梁启超再度成为同道。后来岑与康有为则由政治结盟走向儿女联姻[78],这时两人均已淡出政治舞台,一桩并无政治意图的婚姻,似为长期的秘密交往产生象征性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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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8243 民初政局变幻莫测,对于庚子前后的这一段联系,当事各方似乎都有难言之隐,不约而同地讳莫如深。尤其是岑春煊,在自述生平的《乐斋漫笔》中竟然只字不提。清末官场流传袁世凯不学有术,张之洞有学无术,岑春煊不学无术的口碑,有关的笔记掌故描绘岑春煊,大都是粗犷勇武的形象,所谓“其刚可用,其智则黯矣”[79]。后世史家受此误导,真以一介武夫视之。更有自以为是的文人望文生义,看相测人,依据照片分别岑春煊与瞿鸿禨的性格。其实,袁世凯固然长于权术,张之洞也是宦术甚工,岑春煊表面的粗莽之下,同样深藏心计,决非单纯恃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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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8245 据说岑春煊任两广总督期间,前后参革之员达1060人,“上自抚院,下至典史,无不皆有”[80],并疏请以后两广用人,吏、兵、工部不能恃其权,是有名的“三屠”之一的“屠官”。能在吏治腐败的清末和政局诡谲的民初宦海弄舟,历经变动,几度沉浮,而时时跻身于权力斗争旋涡的中心,没有过人的权术,早已倾覆水底。袁世凯若非洪宪称帝,多数人也不免继续为其愚弄。而岑春煊的所作所为,当时人已看法各异,或称忠勇,或斥奸雄。学人如果不能了解同情于官僚政客之心,以是非为准绳而不以胜负为鹄的,很难把握此类人物言行的真实动机及目的,难免为其障眼法所蒙蔽。则其权术不仅得逞于当时政坛,更继续作用于后来的学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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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8247 政坛角逐的目的首先在输赢而不在是非,盟友与敌人,立场关系往往只是一转念之间。在朝与在野,固然是得势与否的表征,但其中蕴藏的变数太多,有时内部的利害分歧甚至超过敌我。尤其是统治集团中那些切身感到已经不能照旧统治下去的开明派,对于他们,最具威胁的政敌往往并非在野的反对派,而是同朝为官的竞争对手。与敌对一方的联系,不仅可以增加政治天平上砝码的分量,还会提供更多的选择或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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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8249 保皇党之外,岑春煊与革命党人暗中也有所牵连,其属员曾请求陈少白等人协助抓捕遁往澳门的裴景福。[81]岑开始甚至对革命党的《中国日报》亦颇重视,该报“对于行政用人之批评,间有采纳”[82]。后因岑春煊宣布将粤汉铁路收归官办,与省港两地的粤路股东矛盾激化,《中国日报》抨击最烈,双方关系才迅速恶化。由此理解清末保皇党人与当朝政要各方纵横交错的复杂关系,可见政坛上几乎没有固定的敌友,无法按照常理或固定的框架来判断。那种以政治派分人为划界的做法,必然导致牺牲历史真实以曲就理论观念的荒谬,实在是治史的大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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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8251 [1] 庄练:《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下,第2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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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8253 [2] 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2辑,第4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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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8255 [3] 辜鸿铭、孟森等:《清代野史》第4册,第19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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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8257 [4] 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增订本下册,第713—7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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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8259 [5] 1896年12月6日《龙泽厚来函》,蒋贵麟编:《万木草堂遗稿外编》下,第850—8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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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8261 [6] 廖中翼:《康有为第二次来桂讲学概况》,桂林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桂林文史资料》第2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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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8263 [7] 上海市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一,第549页。《圣学会后序》,《时务报》1897年7月10日、20日第32、33册连载,署名“西林岑云阶大理春煊撰,桂林广仁善堂来稿”。1897年5月31日《知新报》第20册刊载《两粤广仁善堂圣学会后序》,则署名“唐景崧”。岑春蓂致汪康年函称:“近阅贵报,文编中有敝省《圣学会后序》,署名为家兄云阶所作。弟见所言雄阔,与平日文字不类,昨专电询问,知系康长素工部手笔,属之家兄。”《康南海自编年谱》称:“与唐薇卿、岑云阶议开圣学会,史淳之拨善后局万金,游子岱布政捐千金,蔡仲歧按察希[邠]激昂高义主持之,乃为草章程序文行之”(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四,第136页)。则后序与署名蔡希邠的序,均应出自康有为之手而托名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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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8265 [8] 胡思敬:《国闻备乘》,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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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8267 [9]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1辑,第84—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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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8269 [10] 《致李福基董谦泰等书》,方志钦主编:《康梁与保皇会》,第38页。是函当写于1902年8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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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8271 [11] 朱寿朋编,张静庐等校点:《光绪朝东华录》,总4171页。岑春煊《乐斋漫笔》称:“戊戌四月,陛辞赴粤。”(《近代稗海》第1辑,第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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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8273 [12] 朱寿朋编,张静庐等校点:《光绪朝东华录》,总42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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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8275 [13] 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1辑,第85—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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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8277 [14] 朱寿朋编,张静庐等校点:《光绪朝东华录》,总42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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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8279 [15] 同上书,总4416页。据1899年1月28日《申报》报道:王存善任省河补抽厘局总办有年,岑春煊抵任后,访闻比较各数有不实之处,爰即撤委,饬将各数呈出核算。其补抽厘局一差,委候补知府刘清泰接办,所兼善后局提调一差,改委候补知府李受彬接办。岑调任后,谭锺麟分别撤去刘、李,另委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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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8281 [16] 胡思敬:《国闻备乘》,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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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8283 [17] 参见杜春和、耿来金、张秀清编:《荣禄存札》,第320—3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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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8285 [18] 《甘肃藩司岑纠劾粤督片》,《知新报》第111册,1900年1月11日。中谓:“两广督臣谭锺麟久任疆寄,素有能名。近因老病渐增,诸事日形废弛,加之目疾甚重,公牍皆不能亲阅,需人口诵,内则信任幕友潘灿,外则信任知府王存善,由是潘灿、王存善恃督臣之信任,欺督臣之昏颓,藉势招摇,纳贿揽权,无所不至,以致广东吏治营伍用人理财无在非弊。潘灿倚王存善为爪牙,王存善倚潘灿为唇齿,而谭锺麟方深倚二人为心腹。……是不严治谭锺麟废弛之罪,不足以谢朝廷,不严治潘灿、王存善之罪,不足以儆宵小。升任广东臬司魁元,目击潘灿、王存善朋比为奸,不能匡救谭锺麟,反从而附和王存善。即如臣原查王存善侵蚀各款,一切案据,皆经会同魁元核对……何以复查,只顾为王存善洗刷,置全案证据于不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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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8287 [19] 朱寿朋编,张静庐等校点:《光绪朝东华录》,总4400、4416、4446—4448、4484—44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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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8289 [20] 1899年9月19日梁铁君致康有为函称:“近容、庆两党相倾,西后拟废立,事甚急,京师震动。刚毅来粤拟筹款五百万,近议厘金改作坐厘,归七十二行商代抽,四处罗掘,鸦片烟熟膏抽厘,亦已承办矣。”(孔祥吉:《晚清佚闻丛考——以戊戌维新为中心》,第8页)据1899年10月1日《申报》社说《论刚中堂在粤东筹款事》:“刚子良中堂奉命至江南查办事件,首于筹饷为急务,盐厘盈余及各员报效,每年骤增进项二三百万金,现又奉命往粤东,议筹五百万金以充饷项,先向现任地方官,次及殷富绅士劝捐,并清查盐厘两项积弊,暨各局办理事宜,一则剔除弊端,一则广劝报效。”刚毅自称“上不病国,下不厉民”,但广东厘务每年进款原来不过二百万有奇,后加至二百四十余万。经谭锺麟整顿,又有增加。刚毅来粤,拟每年再加数十万,达三百万之钜。有某富商纠集巨股,包办厘捐,每年报效三百五十万两。刚毅则欲将行厘坐厘台炮补抽厘局四项归本行商人自抽自缴,每年可得约三百七十万两。各官报效三万至二千金不等。“说者谓中堂取之盐厘,取之各员,诚无病民之心,惟各员骤多此一宗出款,势必仍取自民间,民仍不免怨咨交作,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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