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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梁启超的一再催促下，澳门总局经过多次尝试，终于设法执行了行刺刘学询的计划。1900年4月24日，刘从澳门回省，“甫登岸，即被凶徒以手枪对面打中胸旁，赖里衣搪护，仅入皮肉三分，血流不止”。经洋医诊治，尚未致命。“盖此等事为新党仇恨，下此毒手。”[36]行动虽然没有完全成功，但保皇会总算有了搪塞华侨的借口。1900年5月19日陈国镛函告保皇会洛杉矶分会负责人谭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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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募死士刺杀贼党一层，为极难事。自去年至今，已日日注意于此，已费许多金钱招致此等侠士，惟总未见一施诸实事者。前月在省城枪伤刘学询，谅亦有所闻。此正我保皇发轫之先声，亦不得谓无敢死之士。虽未能致之死地，庶足以寒奸贼之胆，壮我民之气也。近闻其弹子尚未取出，又有谓其已死者，真否尚未可知，容俟续报。[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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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南猪”不果，梁启超仍不甘心，以后保皇会集中兵力向广西，康有为对李鸿章还有分化利用之心，梁启超则认为已无价值。戊戌政变后，李鸿章一面执行清廷镇压维新派的旨意，一面向维新派示好，他在公私场合下多次自认为“康党”，称康有为能为其数十年不能为之事，自愧不如。甚至当着慈禧的面说：“臣实是康党，废立之事，臣不与闻，六部诚可废，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主张变法者即指为康党，臣无可逃，实是康党。”[38]又托伊藤博文、日本驻天津领事郑永宁和东亚同文会井深彦三郎等人三次向梁启超转述慰问之言，“并教以研精西学，历练才干，以待他日效力国事，不必因现时境遇，遽灰初心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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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督粤，为了压制海外华侨保救光绪的热情，拘禁家属，掘墓毁祠，激起保皇会员的强烈愤慨。梁启超公开上书，告诫李鸿章秉公办事，谨慎用人，不要逆时势而行。[39]6月，梁启超接到李鸿章托孙宝瑄代复的信函，知其“颇有惓惓之意，又有求免之心”，仍然坚持“此贼若在，阻力不小”，希望澳门总局伺机设法将其先行除去。[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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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皇会在谋取刘、李项上人头之时，并未忘怀于北方大敌。1900年4月12日梁启超致康有为书中提到：“伯忠来书，有‘介现入都’之语，然则介所办仍是在密一边，非在明一边也。”介，即介叔，陈士廉字。所谓明，即兴师起兵，所谓密，则是暗杀行刺。当时康有为以“介、闲、勉合成一军”[41]应对梁启超关于广东军事部署的询问，而梁知悉陈士廉仍在京师从事暗杀活动，故有此一驳。除保皇会直接指挥的行动外，罗普（孝高）还提出以金钱“使东人为荆、聂之说”，企图利用日本人实现其夙志。[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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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皇会的暗杀重点随军事行动南移，与之关系密切的唐才常等人，则以长江流域为主要用兵之地，北方清廷也是关注的重心之一。正气会成立后，长江一带的革新志士与哥老会群集麾下，唐才常赴港领取新加坡侨商邱菽园所赠三万元资金，准备大举起义，率会党徒众发难于江淮，占领南京、武昌，据长江之险，以号令天下。为了配合这一行动，请日本人田野橘次率海贼三十余人，“期于正月之祝节杀北都西太后”[43]。出发前田野橘次忽患重病，不能成行，改由正气会干事员沈荩代理。沈素持破坏主义，不屑于文字小道，在正气会中，主持一切交通事务。正气会成立前，沈荩“以事返上海，又蹈隙往北京，有所谋”[44]。所谋之事，应为主持行刺。梁启超接到沈荩、唐才常、狄平等人来信通告此事后，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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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诚〔〕兄书为起舞。吾固知行菩萨行之人，决不住声闻触觉地位矣。能流血之人，此间同胞非无之，但涉数万里而归，所费未免太大，而情形又不甚熟，故未遣之耳。风萧萧兮易水寒，弟甚愿东向遥浮一大白，祝君之成也。[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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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沈荩此行亦未奏功，及至汉口事机急迫，应唐才常之命返鄂。自立军兵败，沈荩侥幸得免，遂再入京师，结交宫禁权要，密谋入宫行刺西太后和光绪，不幸事泄身殉。[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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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第二版） [:1706813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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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再向京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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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口自立军未起先败，保皇会的两广谋略草草收场，勤王运动雷声大雨点小。经此一役，康有为以党人“株连死者无算”“自后不敢言兵”。[47]面对草堂弟子和海外保皇会员的一片言革之声，他顽固地坚持保皇路线，至于如何保救光绪，则除了以“待时听天”[48]为托词外，唯一的实际行动就是暗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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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事变后惩办祸首，清政府中的顽固势力遭受重创，但保皇会视为大敌的荣禄等人并未受到追究，康有为接连致函各地同党，亦喜亦忧，“旧党诛灭殆尽，天之欲新中国可知，独恨首逆荣、庆巧诈漏网耳”。“旧党剪除甚多，而荣禄不去，大祸未艾。复辟虽可望，而支节尚多。要之，除旧布新之运则必然矣。”“今贼党仅可存荣禄、李联[莲]英、鹿传霖，其余中立皆已亟变，日望复辟，日讲变法，日思戊戌之诏。以今日情势言之，皇上必可保全，贼党谅不敢遽行篡弑。但祸根未绝。非清君侧之恶，必无以弭后患而遏乱机。”[49]他反对分省自立和革命扑满，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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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欲得民权、自由，欲保中国自立……全在除荣禄、李、崔三大毒，中国即可救矣。吾国人应全力注此，则于此三毒何难去之？乃同人不知办事之法，远言扑流[满]而不合力攻荣。今望同志之人尽力设法，去此三毒。而皇上复辟，则全中国真自立，同人有自由之乐矣。若三大毒未除，皇上复辟尤[犹]有待，恐为三毒暗算。我同人可不合大群，务以除之以救我皇上乎？[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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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告诫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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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皇上复辟，则自然而得之，不待兵乎。若必用革命军起，则各省各府各县人人各起，谁肯相下。吾四万万人自相屠毒，外国必借名定乱而入取吾地。……今四境无事，勤王亦不能起。若圣主犹存，天命尚在，岂可言革。但一荣禄在，除之即可复辟。与荣一人战，抑与全国战，孰为难易乎？不待言矣。[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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锋芒所向，仍在荣禄。康有为家仇国恨集于一身，声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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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禄乎，此在中国则为国贼，在我则为不共戴天之仇。每念幼博辄为心痛，自恨无才无勇不能剸刃之。如言不杀者，吾即以荣禄视之，无论何人不必言此。[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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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除大毒，保皇会投入大量人财物力。梁启超自1901年5月回到日本，到1903年初，年余时间，用去万七千余金。其中自用不及三千，其余均用于派人北行、援助张学璟等赴广西运动会党等事。[53]庚子后，邱菽园与康有为绝交，保皇会失去重要财源，加上康坚持不肯言革，谨守保皇二字，在“无一人不言革命”[54]的海外各埠难以开展活动；华侨又风传康门师徒侵吞挪用捐款，使保皇会的募捐活动陷于停顿，财政十分拮据。梁启超倚靠《新民丛报》进款，维持横滨保皇会事务，弥补旧金山《文兴报》和檀香山《新中国报》的亏损，供应康有为日用，“以一人之力而供一党之用”，“为作文字，辄数夜不寝，太过劳苦”，依然入不敷出。其余党人如张学璟等，也因此而“家已破尽”。[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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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寅、癸卯间，梁启超受时局感召以及保皇会面对内外种种非议的刺激，自愧向华侨筹集巨款而未能做成一二实事，因而革命言论“时时出没于胸中”[56]。因此，他一反前此热烈鼓动暗杀的态度，对康有为等人的密谋一再提出异议，借狄平之口表示怀疑是否有必要倾全力对付一个老朽荣禄。[57]绝望于清政府，使之决心推翻满清，除旧布新。只能决定几个老臣生死的暗杀，当然不能满足这种彻底变革的愿望，甚至对光绪能否复辟，也渐渐失去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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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保皇会刀光剑影所向的头号大敌荣禄病死，康门师徒凭借天意而感到“诚足使吾党一吐气”，以为复辟在望，暗杀锋芒转向李莲英和镇压汉口自立军的祸首张之洞，而侧重有所不同。康有为指示华侨上书《请归政复辟》，“以荣禄死后，事情迥异，皆为吾会先声，不可不上。今日只余李联[莲]英一人，尚不得不用旧法，想喻之也”[58]。梁启超则认为：“元凶既去，天日昭苏。现在与新党为仇者，仅余一张之洞耳，想天夺其魄亦当不远矣。然荣贼之权远在张贼之上，荣既去，张亦无从横恣也。伫看圣主复辟之日在本年矣。”[59]澳门和日本的保皇会机关开始筹划刺杀张之洞，当时尚在游历新大陆的梁启超闻讯，认为：“及今谋去皮逆，自是正办。”只是他不赞成澳门方面用金钱买死士的做法，主张“由其人之热心肯自奋身前往”，对日本同志中有谋此事者颇为关注，打算东归后参与筹划。[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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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归来，梁启超宣称放弃破坏主义及革命排满宗旨，同时也对康有为“舍钱买侠士”的做法提出批评，认为：“其人必不可用，故力不主张。”他将保皇会“数年来供养豪杰之苦况”比作“孝子之事父母”“狎客之奉承妓女然”，“日日下气柔声……稍拂其意，立刻可以反面无情。”“数年之山盟海誓，一旦床头金尽，又抱琵琶过别船矣。”他揭露康有为当时所招“林侠”者，“数月不往，惟日日挥金如土，致使先生苦于供养”，指“用钱以购人之死力”为“最险最拙之谋”。同时声明：“弟子之沮是议，非沮其宗旨也，沮其手段也。虚无党之为此也，皆党魁自为之。今党魁既不能为，欲仰仗于下等社会之人，以数万金冀饱其溪壑，弟子所不敢附和矣。”[61]隐约批评了康有为的行为，并反对将教育捐款挪作秘密活动经费。徐勤也表示：“今日中国欲行荆、聂之事（本是第一要事），苦无其人。”[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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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副会长异口同声的反对，迫使康有为不得不调整部署，放弃招诱死士之法，启用党人担任暗杀之责。1904年秋冬，他请老友梁铁君出面主持，挑选本党精英执行暗杀行动。梁名尔煦，南海佛山人，故鸿胪寺少卿梁僧宝从子，身材长大，讲王学，好读书击剑，有古侠士之风，康有为对其十分推崇，曾咏物“惜其才侠不见用也”[63]。他与康有为相识二十年，曾在梧州办盐埠十年，助其兄发财廿万。闻康有为有难，则弃其盐席每年千六百金，奋起勤王，跟随康有为到日本，负责护卫。又随往南洋等地，康有为“益服其才，同人无比。……但此公好办事而不好虚名”[64]。由梁铁君亲自出马，可见保皇会决心之大。陈默庵、梁炳光等亦随同前往北京，兵分两路，由梁铁君亲率一枝，梁炳光等为一枝，合力办事。按照拟定的计划，以西太后为目标，到次年5月下手。此举在康有为是尽力一搏，梁启超则有到此为止之意。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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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次以如此之布置，如此之人才，实有可以成功之道，不成则真天亡中国而已。[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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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保皇会虽有赴死之心，却无制胜之道，梁铁君化名吴道明，潜入京师，结交太监冯仲平、金蔚九、姚焕卿、王汉章等人，与内廷沟通消息，一面掌握光绪的起居安危，救其脱困，一面了解慈禧的行踪，伺机下手。因清廷防范严密，在京活动颇为困难，计划不得不一再推迟。梁铁君曾函告康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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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刻渐渐运动，以祈交通，必能办到妥治。惟自昨年八月后，门禁加严，内里人概少出来，即朗秋至今未见王汉章、姚焕卿面矣。独太医院内务府两路能常通消息耳。蔚九在内，有事则以德律风告我。若有要紧事必知之。[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