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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梁铁君北上的同时，康有为的同高祖兄弟康有仪致函梁鼎芬，揭发保皇会的密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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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查该逆果派人入京开行店，以便入北之人小住，候隙行事。虽然，查无凶器，不得为据，然亦有其谋为不轨之人之字迹，可为其人之据者。亦有确是其党人，若其形迹可疑，即捉之以讯问，再恐之以必直攻，然后许尔超生，则其的是凶人，及凶器必有在也（凡今年广东及西省之人，在京里所开一切店铺，不论何样生意，与在要路摆卖小生意者，与太监之饮茶馆，必有逆党在其间）。……仪屡欲将前情，刊之报章以自明。惟此事一扬，则前后入京之刺客有备，无从搜捕。二则逆党费多年之苦心，欲达其志，今一旦为人败露，又此事早为仪所知，今为反对（仪不就其席之故），宣泄其事，其不置仪于死地者几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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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随函附上梁铁君光绪二十五年中秋节致康有为的一封密函，于函末批注道：“熙是铁君之名，佛山梁性霞氅之弟也，其映片五张之原字底，曾寄岑督查办。”并开列了“入京运动人之通行姓名”。[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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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8月8日，梁铁君遭人告发被捕，解往北洋严讯。[68]戴鸿慈等人曾设法保救无效，据说袁世凯担心“案移刑部，烈侠口供，涉及戊戌政变前康袁交往，故杀以灭口”[69]，于9月1日密令暗中下毒，将梁铁君鸩杀于囚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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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铁君等开始筹备之时，保皇会的财政仍十分拮据，加上内部矛盾重重，彼此掣肘，不能同心协力予以援助。原计划以半年为期，最省之费约需一万元。梁启超罄《新民丛报》所有，为其充作旅行费，并许诺一月后陆续接济，其实已经“一文无存”，只是顾及“苟不许之，则令办事人寒心也”。他致电香港王觉任、邝寿民等告借五千元，却遭到拒绝，只得将广智书局所属地皮部分出售，以救燃眉之急，并托康有为向加拿大侨商叶恩求助。但叶恩不满于康有为固守保皇，倾向于革命自立，双方因嫌生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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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对“今日骑虎难下之势”大为焦虑，既“并一掷之力而无之”“彷徨而不之所出”，又担心“九仞之功，亏于一篑，前此费去尔许巨款，同归乌有，更何以对天下乎？”[70]此后梁铁君一再延期，前后耗资数万元，更令保皇会捉襟见肘。行动失败后，康、梁虽然对“铁老竟为我而死”感到“痛断欲绝”[71]，但庆幸“于吾党前途无甚窒碍”，“不以此牵及全局，尚不幸中之幸也”。[72]反倒像是卸下了一个费力不讨好的大包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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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缘巧合，梁铁君暴毙之日，清廷颁发上谕，宣布“仿行宪政”，令保皇会的流血牺牲有了象征性的成果。从此，保皇派将主要精力转向推进宪政，又与一些当朝权贵暗中交结，企图利用清政府的内部矛盾改善境遇，连袁世凯也在拉拢之列。其实，梁铁君被捕之前，已经意识到形势发生变化，认为“今日事不必为骆宾王，宁为狄仁杰耳。前事切勿重提，但祈成功，何论办法”，开始改变策略，实行所谓“办官”，即捐官和交游官场。其致康有为函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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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平与书田均劝我捐官，彼有道路，为我想法，可得好处云云，盖书田与老醇王至好……小醇王是其世谊矣。如大总管皆相信，极密谊，溥同与其常来往，认识内廷人贵人最多。仲平劝我必要归宗为是，书田亦然，且谈起戴鸿慈有亲谊，及家叔伯□等，书田劝我当用本宗，好交游，易办事也。王汉章上之至亲信，醇王涛贝勒，上之胞兄弟，皆可以在书田处结交。[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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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捕的前一天，梁铁君还致函同党，“云此后切勿乱动，京中大老无人忌长者矣，从此和平办去，则开复之期不远矣”。保皇会觉得“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奈何，奈何！今日只有笃守铁公遗言，一面专办实业，一面专派游学，才、财已足，则政党之基立矣。吾势力既足，政府不能不用我也”。梁铁君之死引起的连锁反应，令保皇会感到得不偿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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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公为吾党第一运动家，今遭不测，实为可痛！且因此生大阻力。端方与荣庆商量，请开复卓如，因此事，故不果。赵尔巽与端方拟在京开日报，特聘狄楚青主持，今因此，又不能北上矣。麦孺博亦因此不往东三省。故此事之变，同人谓“小戊戌”，诚哉，诚哉！[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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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保皇会还怀疑梁铁君之死为革命党陷害，却认真凶袁世凯为帮忙的同道。梁启超致康有为函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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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事是否紫阳所构，今尚难断定，然据秉三言，确是一店伴告发，似未必由紫阳也。然此人在都，真是心腹大患，启超亦忧之久矣。虽不必为中山所用，然终为我敌则一也，今当留意图之。但铁事确于吾党前途无甚窒碍，此事（少怀抗言保之，甚可感）本初极能回护，令都中人若无其事者……先生言欲写信与本初或菊人，大可不必，本初他日不忧其不联我党，惟彼现在当畏谗忧讥之时，宜勿授反对党以口实，更至生他障也。[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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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保皇会表面奉行和平手段，海外宣传及募捐均以商务、教育为名，不能大笔挪作秘密活动之用。为了避免空耗人力财力，影响全局，此后保皇会不再组织对清朝权要的暗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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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渐入下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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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皇派实行暗杀的目的，先是促成光绪复辟，继而作为勤王辅助，其中不免夹杂个人的复仇情绪和冒险取胜的侥幸心理。后来康有为企图建立和保持正人君子的形象，强调以德服人的精神感召力，千方百计地隐晦当年的种种密谋。金梁“尝以兵劫颐和园事问康南海，怫然曰：‘乌得有此？我朝以孝治天下，小臣面对，谁敢妄言！此皆荣、袁辈不学无术，藉危词以邀权势耳。’”[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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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皇会庚子勤王运动的重心在两广，汉口自立军不过是偏师，康有为却故意抬高汉口为正军，掩饰其在两广结纳江湖豪强，“从草泽而与朝廷抗，又阴之阴者”[77]的事实，以推卸办事无能的责任，维系“决不惊动故乡”[78]的谎言，将“惊粤”罪责推给兴中会。对于自己一手策划的暗杀活动更加讳莫如深。在1924年初所撰《唐烈士才常墓志铭》中，他特意写了如下一段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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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林圭网罗侠客，有四人已登督署屋瓦。吾电止之，谓吾党欲效日本义士之胁萨摩、长门候，藉其力勤王，宜大义于天下，非欲除之，严戒勿行。[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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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圭是否有此部署行动，不见于其他有关资料。而避居新加坡的康有为，由于港澳总局沟通不畅，连两广的情况也往往无从揣测，更难顾及汉口；况且远在千里之外，当时再现代化的通讯工具也不能阻止已登屋瓦的刺客下手。更为重要的是，康有为非但不反对暗杀，还以此为重要手段。在保皇会为勤王运动所制《办事军情暗码补》中，赫然写有“着△△人行刺△△人”[80]一条。24年后康有为欲盖弥彰的障眼法，恰好表明他有意掩盖历史真相另有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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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有谋无勇，缺乏胆识，很不适应相互仇杀所造成的紧张气氛。亡走香港，去向未定之际，一听说李盛铎取代黄遵宪任驻日公使，立即敏感到“这是事先估计我将去日本而采取的行动，他们的本意实际上是要杀害我”。因而不敢前往日本。担任救援的宫崎寅藏指学生而骂先生，斥责“康门弟子何其胆小，假如老师不幸命丧刺客之手，你们就应该代他完成遗志，否则就只有和老师困守在这儿，终生无所作为”[81]，才使康有为下定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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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皇会的暗杀行动成效甚微，没有对清政府产生多大的震慑力，而由此造成双方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反倒令康有为本人杯弓蛇影。为了防范清廷加害于己，除梁铁君外，他又从华侨派归的精壮中挑选卫士，并对弟子们将卫士名额定为一人大为不满。[82]在新加坡等地，还要求殖民当局派兵保护。有时竟疑及同道。1900年六七月间，因为前此孙中山确实参与刘学询的除康密谋，而宫崎寅藏等人到新加坡之前又在广州与刘学询密谈，使得康有为疑心大起，将奉孙中山之命前来接洽合作事宜的宫崎寅藏等人指为清廷刺客，耸动殖民当局将其逮捕下狱，导致孙、康最终决裂。1906年梁铁君北京密谋失手，康有为也怀疑是孙中山一派的构陷。[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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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坛角逐诚非坐而论道可比，但品格也有高下之分。相比之下，康有为往往以小人之心度人，种种文过饰非，嫁祸栽赃的言行，足以显示当他卷入政治斗争旋涡中心时，恰恰缺乏光明正大的“圣人”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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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以后，康有为逆流而动，坚决反对革命，反倒成为热血青年的行刺对象。1903年6月1日，《苏报》在由爱国学社青年接办后改良出刊的第1号上，便刊登论说《康有为》，公开透露这一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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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大势之所趋，其必经过一趟之革命，殆为中国前途万无可逃之例。康有为必欲为革命之反动力，则当今蚩蚩之辈何所增减于一有为，特恐天下之激徒，将援先生所说春秋责备贤者之法，欲得剸刃先生之腹而甘心焉。方今暗杀之风正在萌芽，乃一试其锋者，不在反对婪毒之政府疆吏，而在为德不卒、认贼作子、维新首功之康有为，此亦无可奈何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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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报》的论说或许只是表达一种情绪，不过当时真有准备行刺康有为之人。据陈少白称，1903年苏子谷到香港《中国日报》社，一日，忽向陈借用手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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