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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梁铁君北上的同时,康有为的同高祖兄弟康有仪致函梁鼎芬,揭发保皇会的密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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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查该逆果派人入京开行店,以便入北之人小住,候隙行事。虽然,查无凶器,不得为据,然亦有其谋为不轨之人之字迹,可为其人之据者。亦有确是其党人,若其形迹可疑,即捉之以讯问,再恐之以必直攻,然后许尔超生,则其的是凶人,及凶器必有在也(凡今年广东及西省之人,在京里所开一切店铺,不论何样生意,与在要路摆卖小生意者,与太监之饮茶馆,必有逆党在其间)。……仪屡欲将前情,刊之报章以自明。惟此事一扬,则前后入京之刺客有备,无从搜捕。二则逆党费多年之苦心,欲达其志,今一旦为人败露,又此事早为仪所知,今为反对(仪不就其席之故),宣泄其事,其不置仪于死地者几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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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随函附上梁铁君光绪二十五年中秋节致康有为的一封密函,于函末批注道:“熙是铁君之名,佛山梁性霞氅之弟也,其映片五张之原字底,曾寄岑督查办。”并开列了“入京运动人之通行姓名”。[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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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8月8日,梁铁君遭人告发被捕,解往北洋严讯。[68]戴鸿慈等人曾设法保救无效,据说袁世凯担心“案移刑部,烈侠口供,涉及戊戌政变前康袁交往,故杀以灭口”[69],于9月1日密令暗中下毒,将梁铁君鸩杀于囚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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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铁君等开始筹备之时,保皇会的财政仍十分拮据,加上内部矛盾重重,彼此掣肘,不能同心协力予以援助。原计划以半年为期,最省之费约需一万元。梁启超罄《新民丛报》所有,为其充作旅行费,并许诺一月后陆续接济,其实已经“一文无存”,只是顾及“苟不许之,则令办事人寒心也”。他致电香港王觉任、邝寿民等告借五千元,却遭到拒绝,只得将广智书局所属地皮部分出售,以救燃眉之急,并托康有为向加拿大侨商叶恩求助。但叶恩不满于康有为固守保皇,倾向于革命自立,双方因嫌生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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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对“今日骑虎难下之势”大为焦虑,既“并一掷之力而无之”“彷徨而不之所出”,又担心“九仞之功,亏于一篑,前此费去尔许巨款,同归乌有,更何以对天下乎?”[70]此后梁铁君一再延期,前后耗资数万元,更令保皇会捉襟见肘。行动失败后,康、梁虽然对“铁老竟为我而死”感到“痛断欲绝”[71],但庆幸“于吾党前途无甚窒碍”,“不以此牵及全局,尚不幸中之幸也”。[72]反倒像是卸下了一个费力不讨好的大包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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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缘巧合,梁铁君暴毙之日,清廷颁发上谕,宣布“仿行宪政”,令保皇会的流血牺牲有了象征性的成果。从此,保皇派将主要精力转向推进宪政,又与一些当朝权贵暗中交结,企图利用清政府的内部矛盾改善境遇,连袁世凯也在拉拢之列。其实,梁铁君被捕之前,已经意识到形势发生变化,认为“今日事不必为骆宾王,宁为狄仁杰耳。前事切勿重提,但祈成功,何论办法”,开始改变策略,实行所谓“办官”,即捐官和交游官场。其致康有为函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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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平与书田均劝我捐官,彼有道路,为我想法,可得好处云云,盖书田与老醇王至好……小醇王是其世谊矣。如大总管皆相信,极密谊,溥同与其常来往,认识内廷人贵人最多。仲平劝我必要归宗为是,书田亦然,且谈起戴鸿慈有亲谊,及家叔伯□等,书田劝我当用本宗,好交游,易办事也。王汉章上之至亲信,醇王涛贝勒,上之胞兄弟,皆可以在书田处结交。[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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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捕的前一天,梁铁君还致函同党,“云此后切勿乱动,京中大老无人忌长者矣,从此和平办去,则开复之期不远矣”。保皇会觉得“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奈何,奈何!今日只有笃守铁公遗言,一面专办实业,一面专派游学,才、财已足,则政党之基立矣。吾势力既足,政府不能不用我也”。梁铁君之死引起的连锁反应,令保皇会感到得不偿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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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公为吾党第一运动家,今遭不测,实为可痛!且因此生大阻力。端方与荣庆商量,请开复卓如,因此事,故不果。赵尔巽与端方拟在京开日报,特聘狄楚青主持,今因此,又不能北上矣。麦孺博亦因此不往东三省。故此事之变,同人谓“小戊戌”,诚哉,诚哉![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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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保皇会还怀疑梁铁君之死为革命党陷害,却认真凶袁世凯为帮忙的同道。梁启超致康有为函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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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事是否紫阳所构,今尚难断定,然据秉三言,确是一店伴告发,似未必由紫阳也。然此人在都,真是心腹大患,启超亦忧之久矣。虽不必为中山所用,然终为我敌则一也,今当留意图之。但铁事确于吾党前途无甚窒碍,此事(少怀抗言保之,甚可感)本初极能回护,令都中人若无其事者……先生言欲写信与本初或菊人,大可不必,本初他日不忧其不联我党,惟彼现在当畏谗忧讥之时,宜勿授反对党以口实,更至生他障也。[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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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保皇会表面奉行和平手段,海外宣传及募捐均以商务、教育为名,不能大笔挪作秘密活动之用。为了避免空耗人力财力,影响全局,此后保皇会不再组织对清朝权要的暗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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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渐入下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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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皇派实行暗杀的目的,先是促成光绪复辟,继而作为勤王辅助,其中不免夹杂个人的复仇情绪和冒险取胜的侥幸心理。后来康有为企图建立和保持正人君子的形象,强调以德服人的精神感召力,千方百计地隐晦当年的种种密谋。金梁“尝以兵劫颐和园事问康南海,怫然曰:‘乌得有此?我朝以孝治天下,小臣面对,谁敢妄言!此皆荣、袁辈不学无术,藉危词以邀权势耳。’”[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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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皇会庚子勤王运动的重心在两广,汉口自立军不过是偏师,康有为却故意抬高汉口为正军,掩饰其在两广结纳江湖豪强,“从草泽而与朝廷抗,又阴之阴者”[77]的事实,以推卸办事无能的责任,维系“决不惊动故乡”[78]的谎言,将“惊粤”罪责推给兴中会。对于自己一手策划的暗杀活动更加讳莫如深。在1924年初所撰《唐烈士才常墓志铭》中,他特意写了如下一段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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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林圭网罗侠客,有四人已登督署屋瓦。吾电止之,谓吾党欲效日本义士之胁萨摩、长门候,藉其力勤王,宜大义于天下,非欲除之,严戒勿行。[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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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圭是否有此部署行动,不见于其他有关资料。而避居新加坡的康有为,由于港澳总局沟通不畅,连两广的情况也往往无从揣测,更难顾及汉口;况且远在千里之外,当时再现代化的通讯工具也不能阻止已登屋瓦的刺客下手。更为重要的是,康有为非但不反对暗杀,还以此为重要手段。在保皇会为勤王运动所制《办事军情暗码补》中,赫然写有“着△△人行刺△△人”[80]一条。24年后康有为欲盖弥彰的障眼法,恰好表明他有意掩盖历史真相另有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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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有谋无勇,缺乏胆识,很不适应相互仇杀所造成的紧张气氛。亡走香港,去向未定之际,一听说李盛铎取代黄遵宪任驻日公使,立即敏感到“这是事先估计我将去日本而采取的行动,他们的本意实际上是要杀害我”。因而不敢前往日本。担任救援的宫崎寅藏指学生而骂先生,斥责“康门弟子何其胆小,假如老师不幸命丧刺客之手,你们就应该代他完成遗志,否则就只有和老师困守在这儿,终生无所作为”[81],才使康有为下定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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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皇会的暗杀行动成效甚微,没有对清政府产生多大的震慑力,而由此造成双方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反倒令康有为本人杯弓蛇影。为了防范清廷加害于己,除梁铁君外,他又从华侨派归的精壮中挑选卫士,并对弟子们将卫士名额定为一人大为不满。[82]在新加坡等地,还要求殖民当局派兵保护。有时竟疑及同道。1900年六七月间,因为前此孙中山确实参与刘学询的除康密谋,而宫崎寅藏等人到新加坡之前又在广州与刘学询密谈,使得康有为疑心大起,将奉孙中山之命前来接洽合作事宜的宫崎寅藏等人指为清廷刺客,耸动殖民当局将其逮捕下狱,导致孙、康最终决裂。1906年梁铁君北京密谋失手,康有为也怀疑是孙中山一派的构陷。[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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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坛角逐诚非坐而论道可比,但品格也有高下之分。相比之下,康有为往往以小人之心度人,种种文过饰非,嫁祸栽赃的言行,足以显示当他卷入政治斗争旋涡中心时,恰恰缺乏光明正大的“圣人”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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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以后,康有为逆流而动,坚决反对革命,反倒成为热血青年的行刺对象。1903年6月1日,《苏报》在由爱国学社青年接办后改良出刊的第1号上,便刊登论说《康有为》,公开透露这一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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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大势之所趋,其必经过一趟之革命,殆为中国前途万无可逃之例。康有为必欲为革命之反动力,则当今蚩蚩之辈何所增减于一有为,特恐天下之激徒,将援先生所说春秋责备贤者之法,欲得剸刃先生之腹而甘心焉。方今暗杀之风正在萌芽,乃一试其锋者,不在反对婪毒之政府疆吏,而在为德不卒、认贼作子、维新首功之康有为,此亦无可奈何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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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报》的论说或许只是表达一种情绪,不过当时真有准备行刺康有为之人。据陈少白称,1903年苏子谷到香港《中国日报》社,一日,忽向陈借用手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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