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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1900年6月27日《致徐勤书（二）》，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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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康有为致邱菽园书，引自汤志钧：《自立军起义前后的孙、康关系及其他》，《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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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杜迈之等辑：《自立会史料集》，第2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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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5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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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宫崎滔天著，佚名初译，林启彦改译、注释：《三十三年之梦》，第138—1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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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1900年7月《致徐勤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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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与夫子大人书》，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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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陆丹林：《革命史谭·苏曼殊蓄意枪杀康有为》，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1辑，第632—6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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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贺耀夫：《康有为与振华实业公司》，《岭南文史》1989年第1期；赵立人：《刘士骥与振华公司血案》，刘圣宜主编：《岭南历史名人研究》，第177—224页。贺文结论有所保留；赵文引证丰富，唯略有过信一面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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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民表：《毕永年传》，杜迈之等辑：《自立会史料集》，第2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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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1900年11月26日康有为致函邱菽园言及此事：“大通之举，固有以召汪疑，今或人以疑龙耳。仆向来闻一事及他人所言，必暂存案，待行查而后定之。但未得确，亦不与办。顷得信，乃知勉欲毒之，真谬甚谬极！如勉一闻人言，而怒甚欲杀人，真卤莽也。”（《自立会史料集》，第3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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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梁启超：《〈中国武士道〉自叙》，《饮冰室文集》乙巳本，谈丛类，第1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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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第二版） 第十二章 保皇会的宗旨歧变与组织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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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政变后，亡走海外的康有为师徒为应付突如其来的重创和国内外风云变幻的局势，采取种种对策以图力挽狂澜。面对沉重的外部压力以及与其他革新派系错综复杂的关系，保皇会内部在政略和战略决策方面出现了各种意见分歧，其中一条主线便是革命与保皇的取舍。围绕这一宗旨选择而展开的矛盾冲突，几乎贯穿了整个保皇会的历史，并且几度导致保皇会的内讧甚至组织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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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往的研究虽然已经注意到庚子年为革命与改良的重要分界，但受革保双方后来历史记忆偏差或故意扭曲的影响，目光集中于汉口自立军，又以非此即彼的两极观立论，强调保皇会与革命党争夺的一面，而将其内部的政见分歧与公开宣传的差异，视为别有用心的权谋。台湾张朋园教授于1964年出版的《梁启超与清季革命》，在收集、研读当时可见史料的基础上，对有关问题作了迄今为止仍不失为最具洞见的论述。只是许多史料尚未问世，不解症结仍然存在，一些关键论据似能作两可理解，加上历史环境作祟，因而后续各书（尤其是海峡此岸的论著）并未采信其主要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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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收藏于美国、日本、新加坡以及中国港台和大陆等地的相关史料渐次发表，各个环节的事实真相逐渐显现，已有学人继张朋园教授之后指出梁启超的“实为革命”并非骗人，而是其真实感情、理论认识与实践的统一，并进而论述了梁的革命活动、宣传及其与康有为、黄遵宪就宗旨差异展开争论的过程和要点[1]；复有学人从概念的发生演变入手，探讨19世纪末20世纪初“革命”的观念与行为在中国展开的历史进程。[2]由此反观保皇会内部的矛盾冲突，可见在“革命”被固定化神圣化之前，并非革命党人的专利；同是革命取向的政派或个人，也有政略的不同与利害的冲突。革命与否的分界，仅仅依据组织系统并不能够划分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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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各种已刊未刊资料被打散成为片断，相关人事及因果时空的判断存在不少错误，迄今未能恰当地连缀拼合，并据以恢复史实。已有的若干判断因论据尚嫌粗疏，难以征信定案。有的研究在个别问题上相当深入，可是不能兼顾各个方面，很难对相关人物摇摆不定的思想脉络全面梳理，仍然不免见仁见智。[3]从相关人事前后左右的联系入手，以求解开索扣，揭示保皇派言革人物的心路历程及其革命言论的反响作用，对于庚子勤王与保皇会的研究，当可深入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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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变法与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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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前康有为一派大抵坚守和平变法路线，但直到1898年，才出现自上而下实行变革的契机，令他们觉得可以施展抱负。因此“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等人略显躁进的变政措施，明显地表现出迫不及待的急切心情。德国强占胶州湾后，中国各界人士感到亡国危机迫在眉睫，纷纷行动起来，准备采取各种非常手段。面对旦夕危亡的时局，这种时不我待的心理，加上长期宣传鼓动和结党组织屡屡受挫，使得康有为、梁启超开始考虑调整行动方针，以图应变。关于此事，狄平的《任公先生事略》记载得相当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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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公于丁酉冬月将往湖南任时务学堂时，与同人等商进行之宗旨：一渐进法；二急进法；三以立宪为本位；四以彻底改革，洞开民智，以种族革命为本位。当时任公极力主张第二第四两种宗旨。其时南海闻任公之将往湘也，亦来沪商教育之方针。南海沉吟数日，对于宗旨亦无异词。所以同行之教员如韩树园、叶湘南、欧榘甲皆一律本此宗旨，其改定之课本，遂不无急进之语。[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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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的遣词用字，显然受后来时局变化的影响，观念与事实均有所夸大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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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此文所记大要虽与保皇党人后来故意掩盖其一度尝试武力反清的主导倾向不合，却有相关材料可以印证。1901年康有为致赵必振信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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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戊戌以前，激于国势之陵夷，当时那拉揽政，至[圣]上无权，故人人不知圣上之英明；望在上者而一无可望，度大势必骎骎割鬻至尽而后止，故当时鄙见专以救中国四万万人为主。用是奔走南北，大开强学、圣学、保国之会，欲开议院得民权以救之。因陈右铭（宝箴）之有志，故令卓如入湘。当时复生（谭嗣同）见我于上海，相与议大局，而令复生弃官返湘。以湘人材武尚气，为中国第一；图此机会，若各国割地相迫，湘中可图自主。以地在中腹，无外人之交涉，而南连百粤，即有海疆，此固因胶旅大变而生者。诚虑中国割尽，尚留湘南一片，以为黄种之苗。此固当时惕心痛极，斟酌此仁至义尽之法也。卓如与复生入湘，大倡民权，陈、黄（遵宪）、徐（仁铸）诸公听之，故南学会、《湘报》大行。湘中志士于是靡然发奋，人人种此根于心中，如弟所云是也。[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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