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819580
1706819581
庚子勤王失败后，保皇会讳言曾经“言革”，因此康有为只讲民权自主。实际上戊戌前入湘的梁启超等人确已主张“革命”，只是其观念更多地偏于中国古义，与转换后的近代语义不大相同。梁启超逃到日本不久，与日本外务省官员谈及国内局势，他说:
1706819582
1706819583
至草莽有志之士，多主革命之说，其势甚盛，仆前者亦主张斯义，因朝局无可为，不得不倡之于下也。及今年四月以来，皇上稍有政柄，觐见小臣，于是有志之士，始知皇上为大有为之君，从前十余年腐溃之政策，皆绝非皇上之意。于是同志乃翻然变计，专务扶翼主权，以行新政。盖革命者，乃谋国之下策，而施之今日敝邦，尤为不可行。外患方殷，强邻环伺，恐义旗未举，而敌人已借势而分割各省矣。今皇上之英明仁厚，实鲜有比，苟能有全权，举而措之，则天下晏然，鬯无惊而新政已行，旧弊已去，国体已立矣。此仆等之初意也。何图为母后贼臣所不容，以至有今日。[6]
1706819584
1706819585
这印证了狄平所说虽系事后回忆，却大体近真。
1706819586
1706819587
由草莽而革命，在中国有悠久历史，康有为门徒中便不乏暗中结交江湖的志士。出身万木草堂的嫡系中，欧榘甲原籍广东惠州归善，该地素为秘密会社渊薮，“其乡人多入三合会”，“榘甲少居乡，结识会党首领颇多，因亦名厕会籍”。“少与邑中秘密会党游，持论激烈”。[7]罗伯雅为广东番禺人，善结交绿林会党，“尝与剧盗区新、傅赞开等往还”[8]
1706819588
1706819589
康、梁一派的应变，并非仅仅停留于口头，一方面，如梁启超所说，先后入湘任教于时务学堂的韩文举、叶湘南、欧榘甲等，以激进民权思想灌输给青年学生，启迪其变革之心和种族观念。不过，这时梁启超等人虽然“方醉心民权革命论，日夕以此相鼓吹”，还是不能公然“盛倡革命”，只不过于“札记及批语中盖屡宣其微言”[9]，“借《公羊》、《孟子》发挥民权的政治论”[10]，“又多言清代故实，胪举失政”，据说还“窃印《明夷待访录》、《扬州十日记》等书，加以案语，秘密分布，传播革命思想”。[11]而当时顽固党罗列的罪状是梁启超“惟恃康有为无父无君之邪说，广诱人心，为乱臣贼子布置党徒，以遂其私图。即在学堂所著学生日记等类，悖谬之言，不一而足”，所举“大可惶骇者，如言君统太长，又言今变法必自天子降尊始；其令人万不敢述而不忍不言者，如论《孟子》则指本朝轻赋为大貉小貉，论《扬州十日记》则指本朝用兵为民贼，令人发指眦裂等语”。[12]这与梁启超的事后回忆多少有些差距。
1706819590
1706819591
坊间传闻有人揭参梁启超，将其原批另抄粘呈。“折既上，上曰：‘此不过梁启超故作危言悚论以感动人心，安得据此以罗织之耶？’”[13]则至少从实际效果看，其言论的启蒙色彩多于革命。如时务学堂二班生林圭，“受粤人欧榘甲之教育。欧固康弟子，倡公羊张三统之学。林君化之，不复为前日之佻达少年，而究心于经世”。政变后林圭随毕永年往来江湖间，“一至上海，自此而其政治思想为一大变。先是，林囿于欧说，其崇拜康氏有如星日；然至闻见既广，乃自笑其前此之私淑，真为井蛙夏虫。由是废弃文学，以实行家自任，不欲其能力伸畅于理想之一途”[14]。林圭入时务学堂较晚，所说至少反映康、梁一派得到光绪重用后，政略发生变化，教育方针也许随之改变。
1706819592
1706819593
培养青年，应是长期计划，另一方面，维新派还有组织应变的准备，并尝试直接掌握武装。与康有为商定大计的谭嗣同回到湖南，提倡设立团体，“讲致用之学，为爱国之基”[15]，此即后来自立会的发端。其时原在湖北练兵的黄忠浩受湘抚陈宝箴之邀，返湘整饬军事，谭嗣同等欲乘机以兴办团练为名，聚集会党首领到黄忠浩营中培训。1898年4月19日谭嗣同致函欧阳中鹄，告以:
1706819594
1706819595
前商团练事，绂丞所拟之办法正与尊意同，而师中吉所拟之办法又与绂丞同。师说在绂丞前，唐说在夫子前，而彼此暗合如此，亦一奇也。绂丞及嗣同于前七八日已函商岳生，请由县送百人至省，即令师中吉统之往泽生营中学习。面商泽生两次，大以为然，并极赏识。师中吉闰月即可率百人住其营中，渠必加意训练云云。……嗣同等及师中吉所知之勇力果敢之士不下数十人，即可由师中吉一手招募百余人，而请各绅选试，可选得百人。师中吉带至省城，再由泽生选试，必易精矣。[16]
1706819596
1706819597
5月25日，欧榘甲、韩文举、叶湘南曾与唐才常、熊希龄等人一同到黄忠浩营中聚议立营学等事。[17]戊戌政变之际，康有为等希望毕永年、唐才常率百人督袁世凯统兵围颐和园，里应外合，执西后而废之，并致电湖南，招集好将多人，即为这批“勇力果敢”之士。正因为维新派事先有所鼓动，政变发生，有人企图“割据湖南以勤王，不奉诏”[18]。广西方面，康有为也有类似布置。1897年康有为第二次到桂期间，劝唐景崧以圣学会名义归乡办团。从后来事态的发展看，用意之一，当是为武力应变做准备。
1706819598
1706819599
与兴中会谋求建立合作关系，也可以视为应变的准备之一。其路径分为两条，宗旨也不尽相同。其中之一，是由谢缵泰、康广仁接洽的和平变革路线。而另一途径，由孙中山、陈少白及广东兴中会骨干主动联系，宗旨并未局限于变法。
1706819600
1706819602
第二节 复辟与革命
1706819603
1706819604
戊戌政变后，康、梁等人亡走日本，原有的地位骤得骤失，当务之急是设法让光绪帝重掌权力。他们虽然不赞成冒险而谋之于下，主张借友邦之力以谋之于上，争取日、英、美三国出面相助，其实并未放弃谋之于下的路线。其方略有二，一是暗杀行刺，一是武装勤王。
1706819605
1706819606
戊戌政变后康有为逃到香港，寻求宫崎寅藏的帮助，后者趁机建言以武力兴师，实行共和。康有为没有接受宫崎的建议，却也明白一味循和平路线难以挽回大局，他依然相信只要光绪复位，重掌权力，一切革新事宜仍可照旧进行。而光绪复位的主要障碍便是西太后，所以当务之急是将西太后及其死党除去。在借助日本壮士行刺的企图被宫崎拒绝后，便在门徒中选派充当刺客之人，以后又改为以金钱买死士。保皇会的暗杀活动，一直持续到1906年。
1706819607
1706819608
至于宫崎寅藏的起义军于中原一策，康有为也没有完全拒绝，只是将政治目标由共和改为复辟。1898年11月初，康有为发布“奉诏求救文”，明确发出“勤王”号令。其政治目标虽然与兴中会不同，行动方式却趋于一致，因而增加了双方的共鸣。还有几种因素促使维新派与革命党相互呼应：其一，兴中会继续主动寻求合作。戊戌政变后，孙中山在日本几次登门拜访康有为等人，表示合作的善意。维新派对此态度分歧，康有为、梁启超、唐才常的主张各自不同。唐希望两派牺牲小异，同力合作，摒弃保皇或排满名词，得到孙中山的赞同。康有为则坚持与清廷势不两立的革命党保持距离，并几度拒绝与孙中山会晤。[19]不过，与此同时，康有为对杨衢云、谢缵泰的联合请求给予积极回应，赞成他们关于两党在争取自由和独立的运动中应当联合和合作的意见。[20]
1706819609
1706819610
其二，日本人士的压力和影响。1898年由东亚会和同文会合并而成的东亚同文会，其部分成员主张支持中国实行反清革命。早在康有为到日本之前，宫崎寅藏在香港与康门师生会晤时就指出：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在于徒赖君权，不能妄想以一纸上谕清除中国的积弊，要使改革的上谕发生作用，必须具备罢免大官的实力，即以武力作后盾。而兵马大权掌握在大官手中，秘密结社又都以倒清扶汉为旗号，因此，中国改良之难，实较革命为甚。如果光绪真是英主，可让其主动退位，以选举实行共和，平满汉、官民之界。万不得已，则只有由康有为“亲自下结民间志士，起义军于中原，待势力稍盛时，使皇上投向这边。要想不流血而扫除积弊，等于挟泰山以超北海，是决不可能的”[21]。宫崎寅藏还向平冈浩太郎、犬养毅等人建议:
1706819611
1706819612
今后日本对中国的方策不外乎下列三案：第一，援助现今的爱新觉罗政权，以改善中国。第二，拥护皇上，号令天下，以组织新政府。第三，团结民间的革命党，推行大革命，以一新中国大陆。
1706819613
1706819614
而清朝君臣均不足以用，“究竟应以什么来挽救中国的时局？舍革命莫属”。“如就（中国）国民的观点来说，除非非常的英雄仗义奋创，以革命的事业一扫多年的腐败政权，显然不可能维持今日的老大帝国”。[22]
1706819615
1706819616
1898年12月出版的东亚同文会机关刊物《东亚时论》第2号，刊登了该会评议员池边吉太郎的论说《改革か革命か》（第4号连载），正式公开提出中国政治变革的宗旨选择取舍问题。文章从伊藤博文在东京帝国饭店的演讲谈起，认为依据中国各方面的实情，改革比革命更加困难。[23]这与宫崎寅藏的观点完全一致。该会及该刊与梁启超、唐才常等人关系密切，梁启超在《东亚时论》上发表多篇文字，《清议报》也多次译载该刊的文章。
1706819617
1706819618
诚然，东亚同文会的基本方针并非倾向革命，《东亚时论》第1号所载江藤新作的《支那改善策》，即认为改革政治非局部而是整体，实行之途有二:
1706819619
1706819620
曰主权者也，曰革命之军也。依兵力扑灭满清政府，更树立新政府，则改革政治风俗，最容易也。虽然，革命军得其势力，不得不待其机运熟。且革命军而至成其志，其间支那国土，惨害必非常。以情论之，邻邦兄弟也，不忍成此举也。依主权力改革之，不如革命军之惨害，可以平和行其事，余最所希望也。[24]
1706819621
1706819622
《清议报》第18、19号以《支那改革论》为题译载此文，对于池边吉太郎的文章则没有正面回应，至少表明公开态度有所差异。但日本人士提出的问题却不能不引起维新派的深思反省。
1706819623
1706819624
其三，清政府血腥镇压变法激发了维新派的反清意识，不仅湖南的唐才常、毕永年等人复仇心切，梁启超等万木草堂弟子也群情激愤。梁启超在《去国行》中就表达了此种激情：“呜呼！济艰乏才兮，儒冠容容，佞头不斩兮，侠剑无功，君恩友仇两未报，死于贼手毋乃非英雄。”他向往明治新政能够“驾欧凌美”，更知道盛世来之不易，“水户萨长之间流血成川红”，“此乃百千志士头颅血泪回苍穹”。并且誓言：“男儿三十无奇功，誓把区区七尺还天公。不幸则为僧月照，幸则为南洲翁。不然高山蒲生象山松阴之间占一席，守此松筠涉严冬，坐待春回终当有东风。”[25]出非常之策大干一场，成为他们向往的首选方略。
1706819625
1706819626
在此背景下，康有为一派出现分化。戊戌以来，康、梁表面连在一起，实则分别甚大。后来梁启超谈到与乃师的区别，认为最相反的一点，是“有为太有成见，启超太无成见”，并具体提及三十岁以后绝口不谈“伪经”与“改制”。[26]其实师徒两人的分歧不止于此，或者说，因此一点，双方的差异始终而全面。竹内弘行《关于梁启超师从康有为的问题》一文指出，康、梁从初会起就不一致。[27]戊戌期间，尤其是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刊行后，不少维新人士觉得其“浅陋狂谬，学术不正”，而对梁启超以通才之资，不能摆脱乃师，颇感惋惜。[28]汪康年将此意转达梁启超。
1706819627
1706819628
面对质疑和劝说，梁启超坚决维护师门的统一性，声言：“启超之学，实无一字不出于南海。……弟之为南海门人，天下所共闻矣。若以为见一康字，则随手丢去也，则见一梁字，其恶之亦当如是矣。（闻南海而恶之，亦不过无识之人耳。……）”[29]可是，康、梁的分别，不仅世人从其公开发表的文字中可以客观判断，与之有所交往者，更能察觉其主观意向的不同，吴樵函告汪康年：“康徒惟此人可与也。迩日与之极熟，窥其旨亦颇以康为不然，而不肯出之口，此其佳处。”[30]
1706819629
[
上一页 ]
[ :1.70681958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