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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9752 不但如此,梁启超还宣称其主张并非一己私见,而是代表同门的公意。对于康有为畏惧的“破坏”,梁启超自己“亦未始不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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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9754 然以为破坏终不可得免,愈迟则愈惨,毋宁早耳。且我不言,他人亦言之,岂能禁乎?不惟他人而已,同门中人猖狂言此,有过弟子十倍者。先生殆未见《文兴报》耳,徐、欧在《文兴》所发之论,所记之事,虽弟子视之犹为詟栗……檀香山《新中国报》亦然。《新民报》之含蓄亦甚矣。树园吾党中最长者也,然其恶满洲之心更热,《新民报》中《扪虱谈虎》一门及《人肉楼》等篇,树园笔也,同门之人皆趋于此。夫树园、君勉,岂肯背师之人哉,然皆若此,实则受先生救国救民之教,浸之已久,而迫于今日时势,实不得不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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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9756 接着,梁启超更在谁能反映全党公意的问题上挑战康有为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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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9758 先生受皇上厚恩,誓不肯齿及一字,固属仁至义尽,至门弟子等心先生之心,以爱国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似亦不必禁之矣。来示谓此报为党报,必全党人同意,然后可以发言。无论党人分处四方,万无作成一文,遍请画诺,然后发刻之理。即以党人之意论之,苟属立宪政体,必以多数决议,恐亦画诺者十之七八也(君勉来一书,并呈上,其言亦如此矣)。然此决非好与先生立异者,实觉此事为今日救国民之要着而已,望先生听之,以大度容之为盼。[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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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9760 读过梁启超的来函,康有为觉得大事不妙,立即采取措施,他致函各地弟子,告诫其严守保皇立场,并观察反应。不久,康有为陆续收到各处弟子的来信以及寄来的《文兴报》等报刊,对于弟子们“极发自立之事……以为鼓动”大为担忧,惊呼:“何为出此亡国奴种之言也?”痛斥弟子“不学而误读书”,法、美革命自立的情势与中国绝不相类,革命自立必然导致中国分裂而亡国,并以印度分立致亡为据,主张“保全国而合大群,求民权而立宪法”。其中“或以中国政府纷乱,必不能保全中国,思有以振倡人心,则不得不借扑满革命为名以耸之,犹日本之变法,先借排幕为名,实不得已也”,当隐指梁启超,而“妄言广东自立”,“详论之至二十七篇”,则明指欧榘甲。[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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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9762 保皇会会员肆无忌惮地“猖狂言革”,令康有为感到事态极为严重。1902年6月3日,他复函徐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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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9764 近得孟远决言革命,头痛大作,又疟发□,复得汝书,头痛不可言。汝等迫吾死而已。欲立绝汝等,又不忍,不绝汝又不可,汝等迫死吾而已。……吾始于同门中,以汝为忠毅可倚,今汝若此,吾何望矣!今不能转人,乃致为人所转,吾志自立,义自定,岂关他人之何如耶?……所言啖饭尤谬陋,任大事岂为啖饭处耶!且今译局成,次望商会,岂不言革,则无啖饭处耶!议民权政权,制立宪,无不可言,何必言革。《新民报》原甚好,但不必言革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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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9766 痛心疾首之余,显出几分恼羞成怒。为此,康有为对弟子们下了最后通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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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9768 总之,我改易则吾叛上,吾为背义之人。皇上若生,吾誓不言他。汝改易,则为叛我。汝等背义之人,汝等必欲言此,明知手足断绝,亦无如何,惟有与汝等决绝,分告天下而已。无多言。将此示云及远,并示力。[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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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9770 同日,康有为又致函罗璪云,告以“今天之言革命者,其极亦[不]过欲得成立宪政治,民有议政权耳。若皇上复辟,则自然而得之,不待兵乎。若必用革命军起,则各省、各府、各县人人各起,谁肯相下,吾四万万人自相屠毒,外国必借名定乱而入取吾地。……是我等不独不能自保,而反自鬻之也”。“今四境无事,勤王亦不能起,若圣主犹存,天命尚在,岂可言革。但一荣禄在,除之即可复辟。”至于“扑满之说”,其认为“尤为无□[稽?]”。并且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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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9772 仆亲承衣带之诏,愧不能救主。若革命说,则他人之妄想,仆不敢从也。即门人各报,时有他论鼓动人心,然实年少,阅历未深,忿激过甚者耳。且恐上有变,则为此耳。若今日施之实事,实未能行。苟然皇上已遭变,而又数年之后,全国民智大行,内地人有雄心,饷械大积,万不能言此,妄为举动,徒去人才及费大饷耳。仆一切皆经阅历之言,固未敢妄动,尤不肯言革,惟君明照其故,将此布告同志。今惟有成就商会公司,厚积饷源一事。若饷源大集,则进退裕如,无所不可。[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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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9774 由此可见,勤王保皇在康有为已成筹款的托词。不过,尽管他对于弟子们纷纷改弦易辙肆意言革之事十分震怒,开始仍然想内部解决,以免引起保皇会组织的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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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9776 恰在此时,康有为收到加拿大保皇会的来函,得知华侨为广西、直隶等地的民变所激励,情绪日益激进,遂于6月11日函告李福基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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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9778 皇上舍身救民,至今无恙,天命攸在。吾会全以保皇为宗旨,累电救主,既著成效,岂有半途而废者乎!望告同会中人,勿为异说所惑,自生变乱。……凡乱党中,即日假借汉人民权言以鼓人从之作乱耳,实则其魁皆有君主之心,徒借吾四万万人头颅,以供彼君主之欲。不观于法国之拿破仑乎,天下安得有华盛顿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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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9780 他指革命必生内乱外患,欧洲除法国外,均为立宪君主制,而有民权自由,所以“自乱则民权必不得,徒为外国所定。少待则上复辟,民权必可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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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9782 在论述了“中国今日万无可言革命之事”,“尤无可言扑满之理”之后,康有为断然宣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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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9784 仆受圣主衣带之诏,愧不能救,誓死救上,岂可为他论。故革命扑满之言,仆不愿闻也,亦望同志俯鉴仆心,俯采仆言,并将此书登之各报。其报中若有发革命扑满之论者,虽其人或出仆门,然实悖仆宗旨,望勿为惑。盖本会以保皇为宗旨,苟非皇上有变,无论如何万不变。若革命扑满之说,实反叛之宗旨,与本会相反者也。谨布告同志,望笃守忠义,勿听妄言,仆与诸公既同为保皇会人,仆以死守此义,望诸公俯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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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9786 至此,康有为见形势严峻,再不采取断然措施,保皇会将瓦解于无形,才被迫公开布告天下,不惜与万木草堂弟子决裂,以维护保皇的宗旨立场。康有为还特意叮嘱道:“此信望即南北美、雪、檀各埠,并常粘各会所壁上,并告各报中为望。”[78]此函虽比致罗璪云书的态度更加决绝,并且不惜公之于世,但一些对草堂弟子明言而容易引起华侨社会误解、妨碍保皇会筹饷的意见,如即使光绪变生不测也不改变宗旨之类,却有所隐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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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9788 将此函内容与《南海先生最近政见书》所收《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仔细比照,不难看出,后者显然是在前者的基础上扩增而成。在后一书中,康有为自称接到美洲华侨来信,“以回銮半年,皇上不得复辟”,西后、荣禄仍柄大权,且诬保皇会为逆党、匪会,进行镇压,以为“今虽再竭忠义,亦恐徒然耳。事势如此,不如以铁血行之,效华盛顿革命自立,或可以保国民”,于是撰写了《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79]此书和《与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合刊为《南海先生最近政见书》,均为压制保皇会系统的革命倾向而立论,但由于对象不同,时势稍异,两书的态度明显有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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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9790 关于与梁启超等人书,康有为后来称:“此书当时专为教告梁启超、欧榘甲等二人,离索既久,摇于时势,不听我言,谬倡新说以毒天下。”所指责的,主要是各省自立,以及为振倡人心达此目的而借扑满革命之名,教告的本意,也在挽救,因而指“诸子之大谬”,“盖由于但读欧、美之新书,而不能考亚洲之故事也。诸子之自以为博新学者,岂知其大谬乃由于不学也”。各国国情各异,“万不能妄引他国为比例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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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9792 梁启超、欧榘甲等人“以绝异之事势,而但闻革命自立之事,则艳慕之,而不审己国之情实,乃遂妄言轻举,以酿滔天之大祸,以亡国绝种”。过失虽大,毕竟出于误读。康有为还不愿将保皇会尤其是草堂师徒间的政略冲突公之于众,试图内部解决。答美洲华侨书则不然,眼见革命风潮在华侨社会蔓延开来,康有为再也不能以私了的方式处理,他有意将这封信写成一篇公开的政治宣言,在其中亮出了自己的政治底线。他从过去否定民权自由的立场上让一步,将革命与民权自由“分而为二”,依据欧洲各国皆有民权,皆能自由,除法国外,皆有君主,而法国虽经革命,却导致国大涂炭,民权自由反不可得的史实,康有为声称:“真有救国之心,爱民之诚,但言民权自由可矣,不必谈革命也。”并指责“革命者之言民权自立,不过因人心之所乐而因以饵之,以鼓动大众,树立徒党耳。假令革命果成,则其魁长且自为君主,而改行压制之术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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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9794 一般性的政治宣言只是对外表态,这封信则旨在整顿保皇会自己的组织,所以关键还在以下的一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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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9796 仆誓奉皇上,有死无二。诸君夙厉忠义,曰有异义者,得无以各报时有非常之论,而误以为出自仆意故耶?仆自逋播海外,与知友门人离群索居,不得讲习讨论久矣,其或激于回銮之后,复辟不闻,贼臣柄政,中国无望,怨愤之余,或生异说,非仆所知。今自由之风既开,求新之说日甚,亦非吾远隔万里所能遑制。惟仆开会保皇,矢死靡他,苟非皇上遭变,必不少改宗旨。其各报有异论者,皆非仆之意。即使出自仆之门人之说,若为保皇立宪以达民权自由之旨与仆同者也,吾徒也;若为革命攻满之说,则与保皇之旨相反,与仆不同者,非吾徒也。即使出自仆门,或已有盛名,亲同患难者,既为异论,即与仆反,诸君切勿以为仆之意也,勿听之也。[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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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9798 这显然是针对弟子坚持言革而表态不惜清理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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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9800 这段话在《新民丛报》刊出节录本时被删去,后来出版《南海先生最近政见书》时也遭删节,仅存于手稿之中。除非康有为有意另写一篇更具说服力的文件,否则前引6月11日致李福基等人的那封信就是正式寄发各地的告美洲华侨书,两份文件只是详略不一,意思、论据乃至叙述逻辑大体一致,其中也包含《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手稿中被删去的那段话的意思。由此看来,公之于众的《南海先生最近政见书》的文本,很可能是后来为了对外宣传,需要详细阐明自己的意旨,在原来书信的基础上改写作为宣传品。出版之时,康有为因弟子及各地侨领劝以处理不要太过决绝,所以删去了欲将言革弟子扫地出门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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