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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9925 险诡能文,最溺心于革命,九年前作《新广东》一书,以排满十八省自立为义,遍布内外,即与叶恩潜结,日以煽动华侨作乱为事,故于美国大埠创《大同日报》,至今日煽革义,全美皆知,此彰彰有据者也。欧榘甲、叶恩皆伪托于保党中,欲以暗移人心,既以反背党旨,为党魁所大责不容,则又巧变面目,师法徐锡麟、熊成基、孙文之术而增益之。乃捐道员与其心腹叶恩,梁少闲并损[捐]道员。梁少闲尤阴狡,有学能谋,令欧为外而居中运动者也。既以入官,藉巡抚之势力,以招商劫商,因广西之荒僻而谋乱,欲据两粤滇黔而自立,此其深谋远图,诚合徐锡麟、熊成基、孙文为一手,而更隐微深固焉。[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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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9927 上述指证,出于双方冲突公开化之后,而且是向清政府申述,不无故意罗织之嫌。但空穴来风,与此事相牵连者,多为曾经言革之人。欧榘甲在1902年几乎被康有为扫地出门之后,依然“屡欲觊觎非常之举”,梁启田曾“力止劝之”。[130]欧榘甲到纽约为振华公司招股时,“曾对某君言曰:‘吾等今日之做振华股,不过欲他日图两广之地步耳。吾蓄谋已十有余年,振华、广美两公司若成,吾之目的可达也。’彼到檀香山又密函吾党机关报某君,谓自今以后,切勿攻革命党”[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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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9929 叶恩也有自立反清意识。早在庚子勤王运动时,康有为就向他表态应允求广东自立。壬寅梁启超等人言革之际,叶恩又“剪去满洲种之辫发”,令梁欣喜“我等又添一同道中人矣”。[132]1903年梁启超赴美,与之交谈,继续言革。所以尽管梁启超自辩与振华事无关,康有为仍然不依不饶,1910年还致函斥责道:“云樵各人猖狂,尤汝所制造,今汝悔之亦晚矣。”[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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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9931 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第二版) [:1706813676]
1706819932 第六节 种豆得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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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9934 保皇会内部由言革而引起的宗旨歧变与组织离合,因为言革诸人本身尚在动摇犹疑之中,又有康有为的外在压力,公开的言行难免模棱两可,当时各方人士的反应即将信将疑,后来学人的看法更是毁多于誉,因而主观意向与客观效应有时并不一致。由此可以引申讨论如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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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9936 梁启超等人言革,对于革命党而言并非福音,檀香山兴中会的地盘即在此情形下尽为保皇会夺占,导致双方关系开始恶化。1902年,章炳麟鉴于孙、康两派自相残杀,是“大龟”“两害可殊”的毒计,而“革党之欲甘心于任公,较逆洞为尤甚。……恐适中大龟之谗搆耳”,因此他虽然觉得双方仇怨已深,难以调和,仍然勉为其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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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9938 吾不敢谓支那大计,在孙、梁二人掌中,而一线生机,唯此二子可望。今复交构,能无喟然。常以无相搆怨,致为臭沟、大龟利用,婉讽中山,而才非陆贾,不能调和平、勃,如何如何!然不敢不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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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9940 他对于“今者任公、中山意气尚不能平,盖所争不在宗旨,而在权利也”[134]的分析判断,可谓知情者的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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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9942 诚然,梁启超等人言革的进退两难,既有迫于时势的权宜考虑,也有受到康有为压制以及同门牵制的曲隐,在言革的同时,与孙中山一派又有所争夺,欧榘甲在孙中山抵达旧金山时,还故意阻挠其行动。但言革不等于必须归附孙中山,同一革命阵营内部存在派系团体之间的利益之争,亦属正常。况且当时革命还未具备后来天经地义的政治正确性。可惜梁启超终究未能摆脱保皇的框缚,旅美后转而鼓吹君宪,与革命党成冰炭水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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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9944 在孙中山一面,曾有与梁启超合作,而檀香山兴中会组织尽被其夺占的前车之鉴,又有两派成员在各地摩擦冲突日益加剧的现实,双方缺少必要的沟通联系,自己的美洲之行,更遭到保皇会的极大阻力,于是认为梁启超“于暗中授意此地之《新中国报》及金山《文兴日报》,以肆排击”,对于梁启超在檀香山“则曰‘借名保皇,实则革命’,在美洲竟自称其保皇会为革命党”的情形感到“欺人实甚”,尤其愤怒于如此一来,美洲华侨“多盲从之”,保皇会敛财百余万,“大半出自有心革命倒满之人”,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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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9946 此计比之直白保皇如康怪者尤毒,梁酋之计恔[狡]矣!……康尚有坦白处,梁甚狡诈。……梁借革命之名骗得此财,以行其保皇立宪,欲率中国四万万人永为满洲之奴隶,罪通于天矣,可胜诛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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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9948 并由此得出结论:“非将此毒铲除,断不能做事。”他亲自发动的“竭力大击保皇毒焰于各地”,与前一时期相比,攻击的主要矛头便由康有为转向梁启超,而目的在于揭露“康梁同一鼻孔出气者也”,康有为发表《最近政见书》,坚决反对革命,梁启超不与之分离,其保皇是真,革命则伪,所以“梁之门人之有革命思想者,皆视梁为公敌、为汉仇”。强调革命与保皇如黑白东西,冰炭水火,必须划清界限,“不使混淆”。[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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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9950 不过,孙中山与梁启超毕竟有过一段私交,对其了解颇深,他虽然在私函中攻其借名保皇是用心狡诈,公开撰文还是留有余地,指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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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9952 阅历颇深,世情寝[寖]熟,目击近日人心之趋向,风潮之急激,毅力不足,不觉为革命之气所动荡,偶尔失其初心,背其宗旨。其在《新民丛报》之忽言革命,忽言破坏,忽言爱同种之过于恩人光绪,忽言爱真理之过于其师康有为者,是犹乎病人之偶发呓语耳,非真有反清归汉、去暗投明之实心也。[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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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9954 其实,当年梁启超纵无排满革命真心,却不乏反清变政实意,硬说本质上康、梁毫无分别,未免抹杀了梁启超的积极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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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9956 在言革一派的宣传之下,1903年春节悉尼保皇会发布《致各埠同志书》,就鼓吹“汉强满亡”,抨击清政府“卑污腐败,亡我则有余,存我则不足,非组织新政府,振起民族自治之精神,何能与深目高鼻之俦同立于顶天立地之中乎?”只有痛饮黄龙之日,“大会全国国民于中央之地,参谋国事,除千弊,兴百利,共呼‘新国万岁!’‘汉族万岁!’夫而后文明之福泽流被子孙,古国之名誉震惊全球,而所以尝[偿]吾辈素愿者若是矣”[137]。孙中山若能善用形势,未必不能像国内知识界那样,让保皇会的言革之声为反清革命鸣锣开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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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9958 戊戌变法以来,康、梁一体,似成通识,清政府以此攻击维新派和保皇党,革新激进势力也为此自辨自清。早在1900年底,沈翔云就批驳张之洞将自由民权等世界公理“一旦尽举而归之康、梁,且目为康、梁之余唾,毋乃太重视康、梁,而自安固陋矣!”[138]拒俄运动中陈天华发表《复湖南同学诸君书》,也反驳清政府“以留学生之举动,归之于康、梁之党”为“失实已甚”,正告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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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9960 夫康、梁何人也?则留学生所最轻最贱而日骂之人也。今以为是康、梁之党,则此冤枉真真不能受也。[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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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9962 孙中山抨击梁启超首鼠两端,对于划清政治界限,推动革命形势的发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但如此一来,也就将康、梁牢牢地绑在一起,无法从外部促使保皇会分化,将其中的激进势力引向有利于革命的方面。而且孙中山以保皇会中谈革命者不与自己声应气求,反而攻击之不留余地为例,证明其为假革命,不无以我划线之嫌,不利于争取各种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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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9964 这些观念还深深影响了后来学人的眼界,仔细阅读史料,康、梁始终分歧明显。而孙中山并非唯我独革。革、保之间的政治分界,此时还没有固定化为以领袖为象征。如“志在革命”的戢元成,就“与力山最合,与任公为冰炭,与中山亦不协”。而徐勤的“最与中山水火”,和秦力山的“宗旨惟在革命”[140],都有政见分歧以外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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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9966 孙中山一定要与梁启超“划清界限,不使混淆,吾人革命,不说保皇,彼辈保皇,何必偏称革命?”[141]原因之一,就是革命党与保皇会均视海外华侨社会为生命线,权利基础此长彼消,争夺自然格外激烈。其他方面对于梁启超革命宣传的反映,与孙中山的感觉并不一致。尤其是1903年以前,梁启超在《清议报》和《新民丛报》的文字,虽然宗旨摇摆不定,对于排满之类的观念还一度有所保留,引起过章炳麟的公开批评,后者特撰《正仇满论》加以批驳,指其“迫于忠爱而忘理势之所趣”,但也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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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9968 革命与梁子所谓保皇会者,抑可以无间也。昔之保国者,曰保中国不保大清;今之革命而不废保皇者,曰保生命不保权位。虽梁子躬自革命,而于其忠爱之念,犹若可以无憾。[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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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9970 《新民丛报》刊登康有为、黄遵宪等人反对革命排满的文字,与梁启超等人鼓吹破坏的文章,观念看似相通,其实倾向正相反对。梁启超认为救危亡求进步之道“必取数千年横暴混浊之政体破碎而虀粉之”,为达此目的,方法有二,“一曰无血之破坏,二曰有血之破坏”,他希望通过第一种方式来实现,但又声称如果不能立即实行,则“第二义遂终不可免”。[143]他在《敬告我同业诸君》一文中,以为中国民性“大概所骇者过两级,然后所习者乃得适宜”,希望报馆“不宜有所瞻徇顾忌”[144],欲实行变法,则须倡言民权,欲实行民权,则须倡言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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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9972 或以为此说出于对革命的恐惧,或者不过借革命以行保皇的翻版,其实梁启超固然恐惧革命,并不希望以流血革命的方式解决问题,可是现实告诉他无血的方式希望渺茫,既然法国革命为欧洲近代文明之母,既然中国无法通过和平温和的道路实现变革,既然革命为不得不为之事,则不如尽快以较小的代价进行。所以他对黄遵宪说“由君权而民权,一度之破坏终不可免,与其迟发而祸大,不如速发而祸小”[145]。仔细阅读梁启超这一时期的著作和译作,无论是政论、史传还是政治小说的创作,欲于不知不觉中张扬革命的苦心孤诣,在字里行间随处可见。[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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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9974 对于梁启超的弦外之音,当时人颇能心领神会,一般青年接受其文字宣传,即在鼓吹民权自由独立和破坏主义的一面。南洋公学学生退学前,曾几次集会演说,会场大书“少年中国之革命军”,率先演说者针对“今之人动曰饮冰室主人”的时尚,呼吁同学勿以之为口头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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