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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诡能文，最溺心于革命，九年前作《新广东》一书，以排满十八省自立为义，遍布内外，即与叶恩潜结，日以煽动华侨作乱为事，故于美国大埠创《大同日报》，至今日煽革义，全美皆知，此彰彰有据者也。欧榘甲、叶恩皆伪托于保党中，欲以暗移人心，既以反背党旨，为党魁所大责不容，则又巧变面目，师法徐锡麟、熊成基、孙文之术而增益之。乃捐道员与其心腹叶恩，梁少闲并损[捐]道员。梁少闲尤阴狡，有学能谋，令欧为外而居中运动者也。既以入官，藉巡抚之势力，以招商劫商，因广西之荒僻而谋乱，欲据两粤滇黔而自立，此其深谋远图，诚合徐锡麟、熊成基、孙文为一手，而更隐微深固焉。[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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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指证，出于双方冲突公开化之后，而且是向清政府申述，不无故意罗织之嫌。但空穴来风，与此事相牵连者，多为曾经言革之人。欧榘甲在1902年几乎被康有为扫地出门之后，依然“屡欲觊觎非常之举”，梁启田曾“力止劝之”。[130]欧榘甲到纽约为振华公司招股时，“曾对某君言曰：‘吾等今日之做振华股，不过欲他日图两广之地步耳。吾蓄谋已十有余年，振华、广美两公司若成，吾之目的可达也。’彼到檀香山又密函吾党机关报某君，谓自今以后，切勿攻革命党”[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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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恩也有自立反清意识。早在庚子勤王运动时，康有为就向他表态应允求广东自立。壬寅梁启超等人言革之际，叶恩又“剪去满洲种之辫发”，令梁欣喜“我等又添一同道中人矣”。[132]1903年梁启超赴美，与之交谈，继续言革。所以尽管梁启超自辩与振华事无关，康有为仍然不依不饶，1910年还致函斥责道：“云樵各人猖狂，尤汝所制造，今汝悔之亦晚矣。”[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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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种豆得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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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皇会内部由言革而引起的宗旨歧变与组织离合，因为言革诸人本身尚在动摇犹疑之中，又有康有为的外在压力，公开的言行难免模棱两可，当时各方人士的反应即将信将疑，后来学人的看法更是毁多于誉，因而主观意向与客观效应有时并不一致。由此可以引申讨论如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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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等人言革，对于革命党而言并非福音，檀香山兴中会的地盘即在此情形下尽为保皇会夺占，导致双方关系开始恶化。1902年，章炳麟鉴于孙、康两派自相残杀，是“大龟”“两害可殊”的毒计，而“革党之欲甘心于任公，较逆洞为尤甚。……恐适中大龟之谗搆耳”，因此他虽然觉得双方仇怨已深，难以调和，仍然勉为其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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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不敢谓支那大计，在孙、梁二人掌中，而一线生机，唯此二子可望。今复交构，能无喟然。常以无相搆怨，致为臭沟、大龟利用，婉讽中山，而才非陆贾，不能调和平、勃，如何如何！然不敢不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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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于“今者任公、中山意气尚不能平，盖所争不在宗旨，而在权利也”[134]的分析判断，可谓知情者的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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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梁启超等人言革的进退两难，既有迫于时势的权宜考虑，也有受到康有为压制以及同门牵制的曲隐，在言革的同时，与孙中山一派又有所争夺，欧榘甲在孙中山抵达旧金山时，还故意阻挠其行动。但言革不等于必须归附孙中山，同一革命阵营内部存在派系团体之间的利益之争，亦属正常。况且当时革命还未具备后来天经地义的政治正确性。可惜梁启超终究未能摆脱保皇的框缚，旅美后转而鼓吹君宪，与革命党成冰炭水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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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孙中山一面，曾有与梁启超合作，而檀香山兴中会组织尽被其夺占的前车之鉴，又有两派成员在各地摩擦冲突日益加剧的现实，双方缺少必要的沟通联系，自己的美洲之行，更遭到保皇会的极大阻力，于是认为梁启超“于暗中授意此地之《新中国报》及金山《文兴日报》，以肆排击”，对于梁启超在檀香山“则曰‘借名保皇，实则革命’，在美洲竟自称其保皇会为革命党”的情形感到“欺人实甚”，尤其愤怒于如此一来，美洲华侨“多盲从之”，保皇会敛财百余万，“大半出自有心革命倒满之人”，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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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计比之直白保皇如康怪者尤毒，梁酋之计恔[狡]矣！……康尚有坦白处，梁甚狡诈。……梁借革命之名骗得此财，以行其保皇立宪，欲率中国四万万人永为满洲之奴隶，罪通于天矣，可胜诛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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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由此得出结论：“非将此毒铲除，断不能做事。”他亲自发动的“竭力大击保皇毒焰于各地”，与前一时期相比，攻击的主要矛头便由康有为转向梁启超，而目的在于揭露“康梁同一鼻孔出气者也”，康有为发表《最近政见书》，坚决反对革命，梁启超不与之分离，其保皇是真，革命则伪，所以“梁之门人之有革命思想者，皆视梁为公敌、为汉仇”。强调革命与保皇如黑白东西，冰炭水火，必须划清界限，“不使混淆”。[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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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孙中山与梁启超毕竟有过一段私交，对其了解颇深，他虽然在私函中攻其借名保皇是用心狡诈，公开撰文还是留有余地，指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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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历颇深，世情寝[寖]熟，目击近日人心之趋向，风潮之急激，毅力不足，不觉为革命之气所动荡，偶尔失其初心，背其宗旨。其在《新民丛报》之忽言革命，忽言破坏，忽言爱同种之过于恩人光绪，忽言爱真理之过于其师康有为者，是犹乎病人之偶发呓语耳，非真有反清归汉、去暗投明之实心也。[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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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当年梁启超纵无排满革命真心，却不乏反清变政实意，硬说本质上康、梁毫无分别，未免抹杀了梁启超的积极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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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言革一派的宣传之下，1903年春节悉尼保皇会发布《致各埠同志书》，就鼓吹“汉强满亡”，抨击清政府“卑污腐败，亡我则有余，存我则不足，非组织新政府，振起民族自治之精神，何能与深目高鼻之俦同立于顶天立地之中乎？”只有痛饮黄龙之日，“大会全国国民于中央之地，参谋国事，除千弊，兴百利，共呼‘新国万岁！’‘汉族万岁！’夫而后文明之福泽流被子孙，古国之名誉震惊全球，而所以尝[偿]吾辈素愿者若是矣”[137]。孙中山若能善用形势，未必不能像国内知识界那样，让保皇会的言革之声为反清革命鸣锣开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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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变法以来，康、梁一体，似成通识，清政府以此攻击维新派和保皇党，革新激进势力也为此自辨自清。早在1900年底，沈翔云就批驳张之洞将自由民权等世界公理“一旦尽举而归之康、梁，且目为康、梁之余唾，毋乃太重视康、梁，而自安固陋矣！”[138]拒俄运动中陈天华发表《复湖南同学诸君书》，也反驳清政府“以留学生之举动，归之于康、梁之党”为“失实已甚”，正告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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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康、梁何人也？则留学生所最轻最贱而日骂之人也。今以为是康、梁之党，则此冤枉真真不能受也。[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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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抨击梁启超首鼠两端，对于划清政治界限，推动革命形势的发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但如此一来，也就将康、梁牢牢地绑在一起，无法从外部促使保皇会分化，将其中的激进势力引向有利于革命的方面。而且孙中山以保皇会中谈革命者不与自己声应气求，反而攻击之不留余地为例，证明其为假革命，不无以我划线之嫌，不利于争取各种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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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观念还深深影响了后来学人的眼界，仔细阅读史料，康、梁始终分歧明显。而孙中山并非唯我独革。革、保之间的政治分界，此时还没有固定化为以领袖为象征。如“志在革命”的戢元成，就“与力山最合，与任公为冰炭，与中山亦不协”。而徐勤的“最与中山水火”，和秦力山的“宗旨惟在革命”[140]，都有政见分歧以外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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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一定要与梁启超“划清界限，不使混淆，吾人革命，不说保皇，彼辈保皇，何必偏称革命？”[141]原因之一，就是革命党与保皇会均视海外华侨社会为生命线，权利基础此长彼消，争夺自然格外激烈。其他方面对于梁启超革命宣传的反映，与孙中山的感觉并不一致。尤其是1903年以前，梁启超在《清议报》和《新民丛报》的文字，虽然宗旨摇摆不定，对于排满之类的观念还一度有所保留，引起过章炳麟的公开批评，后者特撰《正仇满论》加以批驳，指其“迫于忠爱而忘理势之所趣”，但也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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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与梁子所谓保皇会者，抑可以无间也。昔之保国者，曰保中国不保大清；今之革命而不废保皇者，曰保生命不保权位。虽梁子躬自革命，而于其忠爱之念，犹若可以无憾。[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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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丛报》刊登康有为、黄遵宪等人反对革命排满的文字，与梁启超等人鼓吹破坏的文章，观念看似相通，其实倾向正相反对。梁启超认为救危亡求进步之道“必取数千年横暴混浊之政体破碎而虀粉之”，为达此目的，方法有二，“一曰无血之破坏，二曰有血之破坏”，他希望通过第一种方式来实现，但又声称如果不能立即实行，则“第二义遂终不可免”。[143]他在《敬告我同业诸君》一文中，以为中国民性“大概所骇者过两级，然后所习者乃得适宜”，希望报馆“不宜有所瞻徇顾忌”[144]，欲实行变法，则须倡言民权，欲实行民权，则须倡言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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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以为此说出于对革命的恐惧，或者不过借革命以行保皇的翻版，其实梁启超固然恐惧革命，并不希望以流血革命的方式解决问题，可是现实告诉他无血的方式希望渺茫，既然法国革命为欧洲近代文明之母，既然中国无法通过和平温和的道路实现变革，既然革命为不得不为之事，则不如尽快以较小的代价进行。所以他对黄遵宪说“由君权而民权，一度之破坏终不可免，与其迟发而祸大，不如速发而祸小”[145]。仔细阅读梁启超这一时期的著作和译作，无论是政论、史传还是政治小说的创作，欲于不知不觉中张扬革命的苦心孤诣，在字里行间随处可见。[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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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梁启超的弦外之音，当时人颇能心领神会，一般青年接受其文字宣传，即在鼓吹民权自由独立和破坏主义的一面。南洋公学学生退学前，曾几次集会演说，会场大书“少年中国之革命军”，率先演说者针对“今之人动曰饮冰室主人”的时尚，呼吁同学勿以之为口头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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