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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饮冰室主人岂真异于常人，不过善用其知识，善用其精神，心中念念不忘祖国，思有以挽回而澄清之。一蹶再起，一仆再奋，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故吾辈犹得曰：中国尚有一饮冰也。然吾更不欲以饮冰自域。饮冰将来之英雄也，前途之主人也，今固困龙潜渊，不克稍振。我事事步武，已让一筹，而况知其外界，不能得其内界之真相，学十失九，求百得一，几何其不为饮冰之罪人。今者吾辈虽才薄，不可不有轻视饮冰之心，不可不有与饮冰争着先鞭之心。饮冰能化千人，吾必思何以化万人，饮冰广开民智，吾必思何以开顽固人之志。争焉竞焉，久则自合于饮冰。苟先欲效饮冰，则心中已有一饮冰为之主张，为之左右，此身非我所有，终必不得为饮冰。……吾望诸君各振其精神而更振他人之精神，必无使饮冰子独昂颈踯躅，屹峙占据夫二十世纪东亚竞争之舞台，必无使饮冰子独为中国匡时济世倡立民政之英雄！[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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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在这些向往革命的青年学生心目中，梁启超已经成为他们角色内化的精神偶像，所引述的革命言论的相当部分，即来自梁启超的作品。1904年初，上海革命党人忠告保皇会不要以敛财为目的，应起而革命，以免为志士所耻笑，还是承认：“梁启超，著《新民丛报》以鼓吹革命主义之人也。”[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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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智由后来对梁启超的宣传效果曾有如下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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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任公笔下大有魔力，而实有左右社会之能，故言破坏，则人人以破坏为天经；倡暗杀，则党党以暗杀为地义。溯自甲午东事败衄之后，梁所主任之《时务报》，戊戌政变后之《清议报》、《新民丛报》及最后之《国风报》，何一非与清政府为难者乎？指为穷凶极恶，不可一日复容存立。于是头脑单简之少年，醉心民约之洋学生，至于自命时髦之旧官僚，乃群起而为汤武顺天应人之事。[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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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更从反面剖析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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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梁生长粤东，为中国沾染欧风最早之地，，粤人赴美者多，赴欧者少，其所捆载而归者，大抵皆十七八世纪革命独立之旧义，其中如洛克、米勒登、卢梭诸公学说，骤然观之，而不细勘以东西历史、人群结合开化之事实，则未有不薰醉颠冥，以其说为人道惟一共遵之途径，仿而行之，有百利而无一害者也。而孰意其大谬不然乎？任公文笔，原自畅遂，其自甲午以后，于报章文字，成绩为多，一纸风行，海内观听，为之一耸。又其时赴东学子，盈万累千，名为求学，而大抵皆为日本之所利用。……所言皆偏宕之谈，惊奇可喜之论。至学识稍增，自知过当，则曰：“吾不惜与自己前言宣战”。然而革命、暗杀、破坏诸主张，并不为悔艾者留余地也。[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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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留学生能够直接接触各种西方或由明治日本转述的近代思想，对于梁启超等人的崇敬心相对较淡，他们知道后者所鼓吹的大都是教科书式的常识，有人还揭露其抄袭日本人的著述。如《大陆报》就曾指出梁启超剽窃德富苏峰的文字。[151]不过，梁启超等人的宣传还是成为他们借资的对象。邹容著《革命军》，借用了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发表文章的内容[152]，杨毓麟著《新湖南》，更是仿效欧榘甲的《新广东》。所以叶尔恺1903年谈到留日学生“濡染习气，徒肆嚣张”，就指“仇满之义，发于《新广东》，最为无理”。[153]梁启超的革命宣传主要在1903年拒俄运动之前，所起效果实际已将革命情绪充满青年胸中，拒俄运动只是使之宣泄，将内在的革命情绪公开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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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人常将梁启超的文字宣传对于革命风潮初盛的作用比喻为种瓜得豆，实则梁启超当年本来就是真心种豆，只是当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的局面果然到来之际，他逆流而动，自悔初衷，从弄潮儿变成异见者。以今人的眼界看，革命与否对于社会发展的利弊尚可讨论，但回到历史现场，尽管一段时期内革命与不革命还能够平等对话，可是后来的历史进程却是革命狂飙的高歌猛进，以至于20世纪中国的历史画卷上革命的色彩越来越浓重，异见变成异端，革命与否成了区分正邪是非的标尺，梁启超光彩照人的历史形象在后人眼中因而不免褪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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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依据梁启超在各种报刊上发表的公开文字，希望把握其思想的脉络系统和政见倾向，并不一定能够深入其心境，同一理论之下可能存在多种政治选择，而同一政治主张可以来自多种理论的作用。尤其是像梁启超这样流质易变之人，处于易变过程之际，不仅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明暗两面之我也各自不同甚至彼此交战。过于固定的解释，反而容易陷入愈有条理系统，去事实真相愈远的泥淖，难以发现历史真相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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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董方奎：《清末政体变革与国情之论争——梁启超与立宪政治》，第79—1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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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参见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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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松尾洋二《梁启超与史传——东亚近代精神史的奔流》，注意用梁启超改译明治日本的史传及其与保皇会同人的通信进行比照，把握梁对待革命的思想变化轨迹，相当近真。而该研讨班的其他参与者从各自的主题出发，对此问题的看法与结论虽然大体相近，具体时空人事的判断仍然歧异不小。参见狭间直树编《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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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87—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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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黄彰建：《戊戌变法史研究》，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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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此节文字，1959年7月9日《光明日报》刊布为梁启超1898年10月26、27日与日本外务大臣大隈重信的代表志贺重昂笔谈，修订后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的《梁启超年谱长编》从此说。清华大学历史系编《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将时间置于1898年10月中旬，注引自日本外务省档案明治30年8月至37年6月各国内政关系杂纂（支那卷）MT—16143，文字与《光明日报》偶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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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4集，第130页；《革命逸史》第2集，第30、1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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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陈汉才编著：《康门弟子述略》，第148页；《革命逸史》第2集，第34页。。任教于万木草堂的田野橘次称之为“不易得之奇青年”，“眼光炯炯，精彩斐然，不平之气，常动眉间”。一夕，罗将田野从睡梦中摇醒，曰：“起！起！君果有革命之志，今非其时乎？……仆尝潜于广西山中（即山贼……也），昨得其一信，云有同党四百人，将合湖南之大队以进中原。君倘真愿革命，则请与仆偕往广西，以一试其屠龙之技乎？”罗还曾对田野说：“使山贼获金，以为资，而修圣人之学，是或一道也。”田野橘次：《最近支那革命运动》，第65—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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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梁启超：《时务学堂札记残卷序》，《饮冰室合集·文集》之37，第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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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梁启超：《蔡松坡遗事》，《晨报》蔡松坡十年周忌纪念特刊，引自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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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34，第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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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曾廉：《应诏上封事·附陈康有为梁启超罪状片》，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二，第5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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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圣量优容》，《国闻报》1898年9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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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民表：《林锡圭传》，杜迈之等辑：《自立会史料集》，第231页。民表应为林圭时务学堂的同学秦力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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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任公：《自立会序》，《清议报》第16册，1899年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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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上欧阳中鹄》，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第473—474页。孔祥吉《谭嗣同挚友师中吉》（《晚清佚闻丛考——以戊戌维新为中心》）据黄彰建《戊戌变法史研究》已指出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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