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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保皇会并未从此停止港澳总局的运作，1901年夏，康有为积忧成疾，调理无效，年底离开南洋转居环境适宜的印度，途经香港时当与港澳总局同人见面。[130]这次迁徙使得由康有为本人负责总会各事的安排不得不再度改变，最简单易行的办法就是恢复港澳总局的职能。而这时清廷准备复行新政，两广总督陶模表现出趋新意向，任用新人，开办了一系列革新事业，对于保皇会也有所示好，释放了前此因加入保皇会而被捉拿的华侨唐琼昌、罗伯棠等人的眷属，反对继续抓人。[131]由于活动空间扩大，很可能康有为病重时港澳总局已经恢复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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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自由称：自立军失败后，秦力山等人追咎是役挫败由于康、梁中饱华侨捐款所致，群向康、梁算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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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梁归过于穗田。秦等先后至澳门查阅收支账册，结果乃知穗田仅为一挂名之总会财政部长，事实上与总会财务丝毫不能过问，特康、梁之一种工具而已。此案大白后，穗田始觉察康党棍骗之内幕，豁然大悟，渐与若辈疏远。又是年上海电报局长经元善因领衔绅商千余人致电清廷抗争清帝废立事，被通缉逃至澳门，葡督徇清廷请，囚之于大炮台。康徒乃求救于穗田，穗田以无力对，后由香港兴中会员谢缵泰代求香港总督卜力转向葡督说项，经元善始获出狱。穗田自是与保皇会脱离关系，而澳门亦渐不见有康徒足迹。[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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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说多不确，尤其是何廷光与保皇会以及保皇会与澳门的关系，与事实完全不符。何在保皇会中虽无实权，至少名分相当重要，康有为不欲其掌握机密内事，却注意维护其声誉，并慎重处理与何的关系[133]；而何廷光参与总局事务，在庚子以后持续了很长时间，几乎与港澳总局的命运相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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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勤王运动中，港澳总局与横滨总所之间因拨款用人等事积怨甚深，背后更有宗旨歧异的作用，这些矛盾因康有为接管总局事务而暂时得到压抑。随着康有为移居印度，港澳总局重新恢复办事中枢的地位，并且掌握财权。1902年6月康有为指示罗璪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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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既捐讫，则望付香港上环海旁和昌隆邝寿文收，不必付横滨，盖付横滨亦须转汇港澳，以办事支款皆在港澳，不在横滨，远于内地也，徒多费汇水。且汇滨者，楚中将日之索款，稍一不遂，无所不至，卓甚苦之，去年之汇滨者，尽付之无何，冯君紫珊至避之还港。此等隐情幸勿宣告，但转告南洋各埠，后此有款，直汇来仆或汇交港可也。[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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邝寿民的和昌隆，当是保皇会香港会所所在地。如此一来，与横滨总所的矛盾势必再度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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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皇会放弃大举勤王计划后，海外捐款基本停止，各地的华侨支持者士气遭受重创，保皇会的生存面临严重危机。为此，该会尽遣精英分赴各埠再度进行动员，全力开新埠，筹新款，港澳只留何廷光、王觉任、邝寿民等人坐镇。保皇会没有经济事业，离开华侨和外国人士的资助无以为生，而为了鼓动华侨捐款，就不得不鼓吹起兵和自立。1901年，保皇会还想利用广西会党游勇之乱，发动勤王，梁启超致李福基、董谦泰函称：“南海先生专力经营广西之事，但现时东三省之机会又较胜于广西，南海未知其详。因通信不便，已专派人往槟榔说明矣。”[135]6月，梁启超“续得孝入桂之电，再行加捐，仅得二百镑矣。”[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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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康有为和港澳总局对于西事的态度，与梁启超一派及各地华侨出现明显分歧。1902年4月后，徐勤函告康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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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之事智若与扎池直往龙州、南宁等处，联络其头目，事成或不成，然智若破家为之，拼死为之，诚可敬也。来各埠函切勿言西事之无用，若智若等知之，则大失其心矣。且言西事，各埠皆欣喜，散岛会友每人捐一月工银，即□言西事得来，若禁言西事，而日诩复辟，令人冷齿而灰心也。[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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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函告美洲华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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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民党现据南宁州，现香港我会派有数人在彼主持，然军火甚乏，现时尚难望大成。[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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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保皇会组织更加群情激昂，鼓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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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广西民党已挺身先出，我海外同志仍无举动。内地既已拼命，而外地尚未输财，揆诸情理，岂得谓平？且吾人不特有手足相援之义，更须大集群力，购战舰，募义勇以占据海面，接济粮饷、器械，使内外相通，水陆并应，先联东南数省，布告改革章程，大修内治、外交之要务，力任兴利除弊之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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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吁各埠同志每人捐一月工金，成大款，举大事。[139]而1902年6月11日康有为函告李福基等人，广西之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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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土匪扰劫乡村。适苏元春扣饷不发，游勇遁入之，其地当镇安泗城万山间无人之域。自去年十二月、正月至今四个月，而不能破一县城，其无力可想，其无志可知，亦无所谓民党，但劫贼聚众踞于村乡者耳。在深山中，一时难灭，而近者有报以扬之，报中扬之愈甚者，人心思乱，展转附会，遂若大事，真可笑也（西省去年旧人甚多，故仆最得确信，君力、云樵、君勉皆不知）。吾党已派数人往，尽知其故，望告知各埠勿误信传言。[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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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9月23日，主持港澳总局的何廷光、王觉任致函李福基、董谦泰等，告以“本月初十日，张、罗两君由南宁回”，称官兵始终未与游勇开仗，所报伤人缴械，均为假冒，唯6月间马盛治率千人往马鞍山围剿，中伏毙命，并杀官兵百数十人。“惟惜该党各立头目，各行各事，未能联成团体，以与军兵相抗，恐无济事耳。”[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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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改变对西事的态度，与保皇会内部普遍的言革倾向颇有关系。面对“各埠之稍聪明者无一人不言革命”，只言保皇则不能运动的局面，梁启超等江岛结盟者乃至徐勤，为了扩张会事，都不得不“言革”。这使得康有为极为忧虑。为此，他与梁启超等人反复辩驳，并发表公开信，坚决反对言革，甚至欲将鼓吹革命自立的欧榘甲驱逐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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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梁启超等江岛结盟者言革，确有宗旨之见，徐勤则主要是鉴于“饷源已绝”，不能继续“严为去取”，以免“同归于尽”，“今若不言自立，不言西省之事，则实无从下手运动”。[142]所以后来他一再声明当时亦言革命，“与长者辩难甚多，然不过欲扩充会事，以为长者之助耳。卓如亦不过如是”[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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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坚持保皇立场，摆脱不言革则不能筹款的尴尬，解决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使保皇会在勤王后时代获得自我生存的能力，该会领导层筹划兴办商务公司（又称商会）。1902年6月3日，康有为致函罗璪云，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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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近者扑满之说尤为无□，吾中国之大，当合蒙古、回疆□大。吾今近西藏人及哲孟雄、廓尔喀人，皆甚爱甚亲我而疾视白人，盖以同国之故也。俄之所以能大，能容各种人故也。我坐有大国，何必自分割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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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人亦有力言民主者，皇上则舍身救民，苟然皇上已遭变，而又数年之后，全国民智大行，内地人有雄心，饷械大积，万不能言此，妄为举动，徒去人才及费大饷耳。仆一切皆经阅历之言，固未敢妄动，尤不肯言革……今惟有成就商会公司，厚积饷源一事。若饷源大集，则进退裕如，无所不可。[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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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设想与粤港一带局势的变化有关。其时清廷欲调岑春煊为广东巡抚，令康有为感到有机可乘，1902年8月2日他函告李福基、董谦泰：岑春煊来为广东巡抚，“天乃与吾党一大机会。即商务事，亦藉其力为之，极佳。吾欲趁其在粤，亟成商会以办大事”[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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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定策的本意，是想挽救内外离心，风雨飘摇的保皇会，因为该会“昔者踊跃捐输好义已甚，实有筋疲力竭之势，不得不小迟以养之”[146]。保皇会饷源枯竭，又无新的政治号召为鼓动，如果不能转而寻得经济动力，将短期的政治热情变为长期的经济利益，组织乃至康门师徒的生存将难以为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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